京剧《母亲》剧照

　　“母亲是我们生命的来处，也是哺育、呵护、培养、教养生命的使者。革命也是有来处的，是伟大的母亲培养了千万个革命者，也是千万母亲般的人民催生了、支持了我们伟大的党。建党百年，演这出戏体现了不忘我们的来处、不忘我们的初衷。”武汉京剧院创排京剧《母亲》近日在汉首演，江苏省剧协名誉主席、戏曲理论家汪人元观剧后如是概括道。

　　故事：“她是绝无仅有的”

　　京剧《母亲》以蔡和森、蔡畅等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早期领导者的母亲葛健豪为原型，讲述这位母亲非比寻常的一生。“奇人奇事”是作品给观众留下的最鲜明的印象。携儿带女上海寻夫也许不奇，她见丈夫已有新家庭而毅然休夫，十分之奇；传统女性学习新文化也许不奇，她半百之年与女儿、外孙女一同入学，十分之奇；支持子女革命事业也许不奇，她陪伴子女远渡重洋赴法留学，十分之奇。在巴黎街头与青年学子一同抗议法国当局驱逐中国留学生，在革命陷入低潮时掩护党的骨干力量，承受了子女先后牺牲依然带领孙辈投身革命，办学堂为延安送去进步青年……全剧无处不奇。

　　“‘摇摇篮的手，摇动世界。’这句唱词是全剧历史意义、思想价值的形象、准确概括。”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原院长欧阳逸冰认为，今天从一台剧目中我们或许还无法充分估量这一题材的价值，它在未来深入挖掘、传之久远的无限可能，都已蕴含在这句唱词里。俄国十月革命前夕，“十二月党”人的夫人陪伴他们流放西伯利亚；葛健豪“金莲踏浪”陪伴心向革命的子女赴法留学，欧阳逸冰说：“任何一个英雄的民族都首先有英雄的母亲、有伟大的女性，她们昭示了这个民族是不可征服的，中国除了葛健豪，还有很多位革命的母亲，因为有这样的母亲，我们的民族才可以实现理想，母亲的形象、题材的价值究竟有多大分量，历史的进程会让我们不断回味。”

　　原空军政治部编导室主任王俭也表示，此剧不独为建党百年而作，由于表现对象是“母亲”，“它不仅仅是戏逢其时、应运而生，而且未来不一定要在‘大日子’里演”，葛健豪将作为一个具有深刻思想内涵和持久艺术价值的原型而不断被表现，经过舞台艺术的锤炼和打磨，这一独特的母亲形象终将载入中国戏剧人物画廊。

　　“中国共产党”5个字在中国历史上首次见诸文字，是由蔡和森等人促成的，作为蔡和森的母亲，首次见到这5个字该是怎样的心情，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马也看来，仅这一个历史瞬间，便引人无限遐想，“这个母亲太独特了，作为戏剧创作的原型，她是绝无仅有的”。马也认为，从戏剧艺术的血缘上，这个母亲形象可以上溯至《杨家将》中的佘太君，相比于佘太君她有何超越，相比于艺术史乃至人类历史中千千万万个母亲，她有何异同，将为戏剧创作带来无数可能。作为一个不具有马列主义理论背景的女性，葛健豪所做的一切不是革命者的，而是一个母亲的——“子女的所有需要、所有困难她都能承担，她是否知道这群年轻人要做什么，为什么决定用一切来支持他们的事业？她是否想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人民的未来就在这群年轻人身上？”马也认为，葛健豪对儿女选择的道路为何坚信，亦即她朴素的“道路自信”是如何形成的；母子二人的精神如何互渗、互铸，亦即她和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联系是什么，等待着创作者进一步探讨，这是作品自身继续探索的方向，也为戏剧创作开启了新的课题。

　　人：“她做了自己的主”

　　“痛快、敞亮、伟岸”，《人民日报》海外版原副总编辑刘玉琴这样描述葛健豪的舞台形象给她留下的印象。“她活出了自己，做了自己的主，中国历史上有这样的母亲、这样的女性，让人扬眉吐气。”在刘玉琴看来，京剧《母亲》中塑造的葛健豪和舞台上所有母亲形象、女性革命者形象都不一样，令人眼前一亮，“她想做的都做了，比起秋瑾等令人充满敬意与惋惜的悲剧形象，葛健豪的生命具有明亮的色调，令人荡气回肠。她给自己改名叫‘葛健豪’，人如其名，她的心灵健康、人格健全，性格豪放、情深义重。”刘玉琴表示，这是一位充满壮丽审美格调的母亲形象、女性形象，具有特殊的戏剧价值，对于戏剧舞台上的人物形象谱系是一种丰富和拓展。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所长王馗认为，作品突出表现了葛健豪的“奇”“强”。王馗表示，人物原型出自湖南，对她的塑造，为湖湘文化的“辣”赋予刚烈、豪爽、大度等具体内涵，这样的人格和时代背景中的没落、腐朽社会现实形成鲜明对比，在休夫、入学等情节中，作品以幽默夸张的表现手法，凸显了这种反差；在陪伴子女赴法留学、走上巴黎街头游行等情节中，则把她的敢作敢为、冲劲拼劲表现得淋漓尽致，不仅把她置于时代前沿，也置于当时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背景中，凸显了她健康的人性；“有这样的母亲，才能培育出子女健康的人格，有这样的子女，才能在那个时代追寻革命理想，这是中国共产党百年道路成功的初始点，那就是以健康的人性、革命的理想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

　　舞台：“他们是在和她共鸣”

　　“作品不仅表现一个母亲、一段历史，而且尝试用多元化的手段、借鉴融合多种艺术类型，对红色题材进行创新呈现。”刘玉琴表示，在舞台呈现上，这部作品在运用戏曲手段的同时，还融汇了交响乐、歌队、多媒体等手段，宏大场面的营造超出了以往京剧舞台同类题材的表现方式，呈现富于感染力，具有新时代戏曲舞台对新的审美范式的大胆创意，“它为戏曲艺术如何把中国故事讲给当代人听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可资借鉴的空间。”

　　“只是歌队并不新鲜，然而这个歌队是不一样的，它是群像，是由时代背景下男女老少、各色人等构成的。”欧阳逸冰认为，歌队的存在既是一种舞台表现手段，又是戏剧情节的有机组成部分，“葛健豪为什么献出了自己的一生和优秀的儿女？为的是歌队代表的那些人民。”欧阳逸冰说，歌队是在表达人民的心声，也是在和葛健豪共鸣，他们发出的是时代的声音。从这个角度来看，这类创意性舞台表达既是形式，也是内容的一部分，是在内容推动下产生的创新表达。

　　王馗认为，这部作品的舞台呈现是通过京剧与其他艺术形式的对话、交织完成的，是通过京剧和歌剧、舞剧甚至晚会等元素互相之间具有独立性的各自表达，共同形成一种印象主义式的舞台气象。其舞台对投影的运用也具有示范性。“很多舞台呈现都会用到投影技术，但是往往和表演、整体风格有差距，在这部剧中投影的使用恰恰起到了烘托的作用。”舞台把人物个体的情感、对子女的情感和时代的人文风格、民族的共同抉择进行了对比、交融的表达。“如最后葛健豪往舞台纵深处走的时候，那个画面就像旧照片一样”，王馗表示，在一个带有惨淡色彩的舞台背景下，主题应有的力度很好地体现出来了，这是一种在对照中生成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