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旋律创作如何抵达年轻观众?
——从电视剧《觉醒年代》获好评说开去
栏目:第一评论
作者:陈俊池  来源:中国艺术报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正在热播。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优秀电视剧展播剧目,《觉醒年代》交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卷。其不仅在社交网络上引发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也赢得极高的口碑,豆瓣评分高达8.9分。引人注目的是,《觉醒年代》吸引大量年轻观众追剧。根据视频网站的站内数据,《觉醒年代》发布弹幕的人群中,90后、95后的占比是全站基准值的1.6倍。还有媒体报道称,“几乎零差评,年轻人边查党史边看《觉醒年代》”。这有些出人意料。年轻人代表着未来,主流价值观念需要在年轻人身上得到弘扬与传承。如何在表达宏大主题的同时,避免图解政策、空喊口号、生硬说教,一直是困扰创作者最大的难题。这一回, 《觉醒年代》可以说做了正面的示范。

  它是如何抵达年轻观众的呢?我们不妨梳理一下,《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为贯穿,观照中国从封建社会到旧民主主义革命并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再现马克思主义如何在中国传播、中国共产党如何在中华大地上孕育,彰显出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的历史逻辑。乍一看,这似乎是一部没有太大发挥空间的标准命题作文。但是,它不是从传统历史剧惯用的政治或经济范畴为切入点,而是以思想启蒙切入,从文化视角讲述国人从迷茫走向觉醒的历程。 《新青年》杂志是贯穿全剧的重要线索,它有效串联起该刊创始人陈独秀和重要参与者李大钊的所有重要活动,以及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和建党等重大历史事件。从一本杂志切入历史,《觉醒年代》选择一个“软化”的叙事视角,让概念与论断落地成为了波澜起伏的戏剧冲突。

  在情节的铺陈上,《觉醒年代》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把“中国该往何处去”这一近代中国不可回避的问题,转化为不同个体、不同理念的冲突和抉择。当时中国社会有多种道路选项,有的选择军阀专制;有的选择保皇,比如张勋;有的选择复古派,比如林纾、辜鸿铭、刘师培等;有的选择自由主义,比如胡适;也有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比如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不同理念的冲撞,产生了一系列戏剧冲突,也由此带着观众回溯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

  在人物塑造上,《觉醒年代》的主线是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主导者的人生轨迹,辅线则是毛泽东、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革命青年的成长历程。陈独秀激情四射、洒脱随性、不拘小节,李大钊沉稳厚重、朴实坚毅,蔡元培圆滑通融、大度包容,青年毛泽东充满理想、激情澎湃,鲁迅冷峻孤愤、以笔为枪……人物个性鲜明、饱满立体,充满感染力。它让年轻观众有代入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剧中的好几个主人公是年轻人。譬如《青年杂志》创立的1915年,李大钊26岁,毛泽东22岁,邓中夏21岁,周恩来17岁,陈延年17岁,赵世炎14岁,陈乔年13岁……他们是最早的共产党员,是青春中国的青春担当。由年龄带来的情感亲和,让年轻观众更能感同身受,可以从那个年代的同龄人身上看到伟大的理想、高尚的品德、坚韧不拔的精神,在心生敬仰的同时也备受感召。

  《觉醒年代》制作上的精品化和“电影感” ,也符合年轻观众越发严苛的审美诉求。除了细腻的镜头、逼真的服化道、精益求精的细节外, 《觉醒年代》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有它的意象表达。创作者多次使用隐喻手法,寄托他们对历史最深沉的情感。像毛泽东出场时,长镜头扫过芸芸众生,透过他的双眼呈现出一幅当时长沙乃至整个中国的真实图景:趴在地上的乞丐,野蛮的军阀驱赶人群,朝不保夕的小商贩,穿着精致的看客,穷人的孩子在路旁插标卖首,资产者的小少爷车内吃着三明治……这个场面浓缩了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认知,既有强烈的写实感,也具有浓厚的抒情意味。配乐哀而不伤,因为从雨中毛泽东笃定的步伐,我们知道:星星之火已经出现,新青年的光芒终将穿透黑暗。还有剧中的蚂蚁、青蛙、老牛、石板路上深深的车辙、长城等意象符号,让观众了解历史的同时,也能获得更深层的审美感受。

  从《大江大河2》《山海情》到《跨过鸭绿江》《觉醒年代》,这些主旋律剧集在收视与口碑上获得极大的突破,成功打入年轻观众的圈层。从中可以看出,随着国家的不断强大、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年轻一代拥有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他们更愿意去了解中国走过的历史,愿意去承担时代赋予他们的新使命。同时,这些作品与时俱进的审美表达,符合市场规律,同时拥有厚重的内涵、丰富的意蕴、深刻的启迪,自然耐人欣赏寻味。它们共同给主旋律创作带来了重要的启示——找到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平衡点,以好的故事吸引年轻人,自然而然就能实现对年轻观众的精神引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