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文艺创作应该分为两个阶段,就好像魏巍从抗美援朝前线回国后创作了《谁是最可爱的人》 ,经过沉淀,他又写出了长篇小说《东方》 。 ”由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湖北省文联主办的“中国抗疫文艺创作的家国叙事和传播策略”座谈会近日在湖北宜昌举办,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张德祥在会上谈到,抗疫文艺创作现在已经进入第二阶段,和伴随着全国抗疫情境的第一阶段相比,负担着更多出精品的任务。
湖北省文联文学艺术院负责人蔡家园说,疫情开始后,他总想写点东西记录这场“大事” ,因为一个偶然机会,他和武汉作家刘诗伟拿到了中央指导组宣传组的采访证,开始了“封城”期间46天的采访。两位作家在武汉三镇采访了数以百计的医生、护士、社区工作者、志愿者、公务人员和患者,长篇报告文学《生命之证——武汉封城抗疫76天全景报告》即将成书出版。疫情中在武汉生活、采访并写作的蔡家园对当时人们的情感情绪脉动深有体会。他认为,疫情发生与抗疫斗争自有生活逻辑,文艺作品的叙事逻辑不能违背生活逻辑,这样才会显得真实可信。抗疫主流叙事需要处理好胜利与挫折、成绩与问题、歌颂与反思的关系,不能违背常理。因为读者、观众会通过作品来理解家庭背后暗含的国家意识形态与历史渊源,中国的国家形象由此被构建。
“ 《武汉伢》不是一首传统意义上的公益歌曲,准确地说,它是一首非常私人、单纯表达对故乡情感依恋的一首歌。 ”影视音乐制作人谭旋作曲的抗疫公益歌曲《武汉伢》入选了“学习强国”平台“全国优秀战‘疫’公益歌曲展播”系列优秀抗疫公益歌曲。和歌曲创作时间1月底拉开一段距离后,谭旋更能自观当时的创作理念。在创作这首歌时,他首先思考的是:“我应该以怎样的语气来说? ”他给自己设立了一个“人设” :一个在武汉长大,却在异乡漂泊的游子。在写歌曲旋律的时候,谭旋以真诚的个人情感表达为基础,很自然地用中国的五声调式在钢琴上寻找小时候熟悉的感觉,比如童年做游戏时哼的小曲子、沿街叫卖的蒸糕师傅吆喝出的民间调调、烧烤摊上流浪歌手弹奏的上世纪90年代的流行歌谣。这些熟悉的感觉都在谭旋的脑海中一一闪过。谭旋说没有把《武汉伢》当作一首“大”歌去写,“不回避痛苦、也不刻意煽情” ,由此和听众产生了情感连接。
“可能我们定格的不是他最好看的样子,但是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时期留下的影像,对于他们和他们的家庭来说,就是一生当中最值得珍藏的记忆。 ”中国摄协赴湖北抗击疫情摄影小分队成员刘宇说。2月至4月,这支小分队为4 . 2万名医务人员拍摄肖像,是摄影史上的创举。去武汉之前,有不少人对刘宇说,去了武汉多出大片。对此,刘宇说,自媒体的约束相对少了,实际上对自媒体人的操守和自律要求更高了。在灾难面前,照相机不是冰冷的机器,任何人的生命和尊严都高于采访素材的获得和传播流量的高低。我们不是为了追求那一两张大片去武汉的,我只是希望把用心感受到的东西,通过一张照片、一段视频、一篇文字、甚至是一首歌传播给受众,可能我们捡拾的只是一些碎片,但当把这些碎片拼合起来,就会形成一幅相对完整的图画,让现在和将来的人们了解武汉发生了什么。对于传播媒介,刘宇认为,尽管视频在抗疫中被广泛地传播,但是文字和图片仍然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武汉音乐学院教务处处长胡军与学生对互联网上有关抗疫音乐的数据进行了收集分析,从大数据入手让人们认识疫情期间抗疫文艺创作与广大群众的真实关系。他们发现,网民对疫情的关注随着疫情的走势而变化, 2月份的时候达到了峰值,而主题抗疫音乐的创作也同样在2月份达到峰值,此后随着疫情趋稳,音乐创作发布数量也同样趋稳。从地域分布来看,全国各地无数音乐人以抗疫主题来进行音乐创作,显现出全国音乐工作者“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图景,从1至3月份的统计数据来看,其中又以北京和湖北的创作数量为最。从创作群体看,全民广泛参与创作,创作者属于网友、文艺工作者、教师、娱乐明星、企业职工、公务员、民间艺人等多个行业,形成了庞大的抗疫音乐创作力量。从音乐形式看,器乐作品相对于声乐作品偏少,这是创作的难度和专业性所决定的。从微博、“学习强国”等平台播放量前十的作品来看,明星效应在抗疫歌曲网络传播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胡军认为,抗疫主题音乐需要更多雅俗共赏的作品,目前还存在良莠不齐的情况,专业音乐工作者需要引领创作,保护好全民的音乐创作与热情。同时,某些平台和个别明星通过聚集人气和商业运作进行炒作,客观上对抗疫主题进行了透支,未来应以更多诚信的经营、诚意之作去代替商业的逐利。
文艺工作者不断总结抗疫文艺创作经验的同时,也对抗疫文艺有了更高的期待。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汪政认为,优秀的灾难主题文艺不但能对灾难主题文艺本身的发展作出贡献,而且要为其他文艺类型提供资源,甚至要超越自身。湖北省文艺评论家主席於可训认为,抗疫文艺精品的标准是要“修辞立其诚” ,他对抗疫文艺创作第一阶段的定义是记录事实,第二阶段的定义是精神凝聚,使之成为对文化观念和民族精神重新凝聚、提升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