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傅雷先生诞辰100周年的日子里，傅敏深情回忆往事——

父亲是一座永恒的丰碑

翻译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
二至四册时的傅雷（1938-1940年）

傅雷与傅敏在寓所前小花园（1961年冬）

　　今年是傅雷先生诞辰100周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位翻译家在人们心中的分量越来越重。傅雷先生以“字字皆辛苦”的译著，以一封封深邃的家书和水晶般透明的赤子之心，展现了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格魅力，那就是心存忧患、治学严谨、刚直不阿、一丝不苟，以人格与艺术竖起了一座永恒的丰碑。

　　近日，本报记者专访了傅雷先生的二儿子傅敏。与哥哥傅聪拥有的过人音乐天赋不同，傅敏先生更多地继承了父亲的沉默严谨。正是这样的性格，使他能够坚强地面对不幸，忍着沉痛的心情，承担艰巨的工作，为纪念亡父编纂全集。“当年译者呕心沥血的译，今日后人踏破铁鞋的觅”，正是因为傅敏先生所做的细致入微的工作，《傅雷家书》才得以问世并不断再版，傅雷先生的精神才得以传承，一代代读者才得以通过文字与这位巨人心灵相通。

　　父亲把人格教育放在首位

　　记者（以下简称“记”）：傅雷先生对我们这代人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傅雷家书》。读《傅雷家书》时，不断地被您父亲对傅聪精神上的滋养所感动，但有的读者会产生这样的误解：认为您父亲希望把孩子放进一个“模子”里来培养。您认为这样的误读是由何而来？

　　傅敏（以下简称“傅”）：有的读者还是对我父亲了解不够，他不会用什么模式来培养孩子。我编《傅雷全集》的时候，偶然发现《傅聪的成长》的原稿，这里面有我父亲的三条教育基本观念。第一，“把人格教育当作主要，把知识和技能的传授当作次要”。人格培养起来之后，知识和技能你自己就可以获取，你不可能在学校里把所有知识全学完了。“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的教育重点应该在伦理、道德方面。不能允许任何一桩生活琐事违反理性和最广泛的做人之道，一切都以明辨是非、追求真理、拥护正义、爱憎分明，守公德、守纪律，诚实不欺、质朴无华、勤苦耐劳为原则”。这讲的是怎么做人，应该做有道德的人。第二条，“把艺术教育当作全面教育的一部分，让孩子学艺术，并不一定要成为艺术家。就像傅聪很早学钢琴，我始终准备他改弦易辙，按照发展情况随时改行”。现在有些家长一到周末就让孩子学这个、学那个，我父亲不是这样的，他让我们学音乐是为了让我们接受艺术熏陶，不一定非要干这行。第三条，“要基于音乐教育，但不能仅仅培育音乐一门，就像学画不能只注意绘画，学雕塑学戏剧不能只注意雕塑、戏剧，需要以全面的文学艺术修养为基础”。我父亲教育孩子的方式，就像老话讲的“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只是把你领进一条路。像傅聪走的路，是我父亲指引的。但他走到现在，之所以能成为在西方站得稳的大师，是靠他自己走出来的。但这个路可以说是我父亲给他铺垫的，等他长大以后，就全靠他自己了。

　　记：在您的成长过程中，父亲对您的教育又是怎样的？

　　傅：人格是最重要的。我父亲在1961年的一封家书里写到：“人的伟大，在于帮助别人。人受教育的目的，为了积聚和培养更大力量去帮助别人，而不是狂妄地自我扩大。”这很值得我们思索。第二个影响，是独立思考。什么事情都要独立地思考，通过自己的大脑去分析，才能得出结论。无论是国家大事还是生活上的琐事，你必须自己去思考，尤其在学习上。这两条对我的影响很大。培养了这两个素质，具体的道路可以自己走。只要勤奋，有悟性，就会有成就。我小时候喜欢音乐——在我这样的家庭里，喜欢音乐是很自然的事，而且我在读初一的时候开始学提琴，到了初三就想考音乐学院附中。那时候我哥哥也鼓励我，我父亲就不让我考。因为首先我开窍比较晚，尤其是在音乐上；第二，学提琴要早学，比钢琴还要早，我已经学晚了，十二三岁才学；第三，我父亲是个认真的人，他已经培养了一个傅聪，再培养我，他没有那么多的精力。他把一半精力给了我哥哥，另一半如果再给我，他就什么也不用干了。他培养孩子，不是一般的培养，而是要把精力都扑在上头。从他对傅聪的教育就能看出来，花了不少心血。

　　记：您父亲说过，您是教书的料。从以后的经历看，这个判断是十分准确的，对父亲当年的判断您有什么样的理解？

　　傅：他从来不说没有根据的话，他是逐渐看出来的。我小学的时候调皮得很，学习一塌糊涂，差点蹲班，但我脑子并不笨。当初我小学没有毕业，要读中学，怎么办呢？考同等学历的，考两次才考上，从此以后我才知道自己主动念书。我的兴趣很广泛，爱听音乐，喜欢到处淘换唱片，还爱看这方面的书。我除了每天拉三个小时的提琴以外，还有学校里的好多功课要学，成绩还挺好。哪来这么多时间？就是靠自己的安排。他看出我会自己安排生活，而且井井有条，他认为这是当老师的一个很重要的素质。

　　母亲在父亲和我们之间起了磨合作用

　　记：杨绛女士在《忆傅雷》一文中提到您和您哥哥偷听父亲和朋友谈话，惹得父亲暴怒的故事，不知您是否还有印象？文章里面说“一个孩子想是哭了，另一个还想为自己辩白”，那个哭了的孩子是您么？这样的事情在您童年时期是不是经常发生？

　　傅：哭的孩子可能是我，我哥哥会狡辩，我比较小。那件事发生在抗战后期，当时我也就六七岁，傅聪十岁。这样的事情不止这一件。有一次，我父亲和钱钟书还有别的朋友在楼下客厅里聊天，我们兄弟俩爱听他们聊天，谈笑风生的。可是毕竟是孩子，听着听着就睡着了，吃饭的时候还没睡醒。到了饭桌上迷迷糊糊地连碗都拿不住，一下掉在了地上。我父亲就非常生气地拽着我，把我关到亭子间里。后来我哭着哭着又睡着了，是我妈妈偷偷地上来给我送饭吃。

　　记：说到您的母亲，在您眼中，她是一位什么样的女性？

　　傅：我妈是个菩萨，大慈大悲，我从没见过她发脾气。最多就是我小时候，她逼着我念书，我一边哭，她一边打我脑袋，我还跟她讲：“我就是被你打笨的。”就这点而已。她从来没有发过脾气，跟我父亲是强烈的对比。可以说，我母亲在父亲和我们之间起了磨合的作用，我常常用一个词“小骂大帮忙”来形容她。有时候我爸脾气一上来打我们，她也跟着说我们，这样一来，我父亲的气自然也就消了一些。她就是通过“小骂大帮忙”来保护我们。我爸爸离不开她，一生都离不开她。所有生活上的细节，包括爸爸事业背后的事，都是我妈妈在做。饮食起居不用说了，对外接待客人，我父亲不愿意见的，她去挡驾。她还帮我父亲做了好多抄写和校对的工作。在我们两个儿子眼中，母亲是无名英雄，没有我母亲，就没有傅雷。

　　每看一次《傅雷家书》都能引起我的思考

　　记：《傅雷家书》得以出版，您功不可没。傅雷先生写给傅聪的信，您当时是否读过？

　　傅：1956年到1958年我上大学期间他们的好多信我都没看过，因为没有留底。1959年以后所有的信都留了底，等我寒暑假回家的时候，都给我看。后来抄家的时候，我看到一本我妈妈手抄的书信集，我感觉很有教育意义。到了1979年，我父母的追悼会结束以后，我就想把这些信收集起来。我哥哥那里肯定保留了不少，后来我到英国，一边进修，一边做搜集、整理《傅雷家书》的工作。

　　记：在编《傅雷家书》的过程中，您对父亲的理解有了怎样的变化？

　　傅：原来认为他是一个大翻译家，现在看来他是一个大写的人。从中国历史上看，尤其是从近代、现代、当代来看，像我父亲这样的文人，实在是太少了。那么有骨气，思考问题之深，悟性之高，知识面之广，造诣之深，可以说找不到第二个。又通音乐、又通美术、又通文学、又通摄影，学什么精什么。在当时的环境中，写东西难免要考虑到会不会挨批。但《傅雷家书》是他情感很自然的流露，他并不想发表，所以并不设防。在《傅雷家书》里，他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很深刻。比如对宗教、人生、教育的看法，入木三分，很有眼界。每看一次《傅雷家书》，都能引起我的思考。通过编《傅雷家书》，我对父亲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深入的认识。

　　记：《傅雷家书》中关于1959年傅聪出走波兰和1964年加入英国籍的几封信，感觉到您父亲处在一种矛盾与焦虑中，那是对儿子迫不得已的苦衷的理解与民族自尊心受到伤害的沉痛之间的矛盾。您怎么理解您父亲当时的心情？

　　傅：现在我很能理解父亲的心情。但当时我们也无能为力，因为父亲是一个非常传统的知识分子，而且是以身为中国人而自豪的知识分子。他那么爱中国的文化、文明、艺术，最后自己的儿子却加入了英国籍。这是个矛盾的心理，只能用时间来安抚。所以过了一段时间，慢慢才好了，当时谁劝也没用。直到他的孙子凌霄出生了，打了电报来，他才缓解了自己的情绪。国籍，可能西方人看得不那么重，但对中国人来讲，看得相当重，尤其是老一辈的人。

　　记：傅雷先生“先做人，再做艺术家”的观念，对当下有何启示？

　　傅：我父亲的这个观念有永恒的价值，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作为一个人，首先要有人格。我是搞教育的，首先要做一个人，第二要做教育家，第三做一个好老师，第四才是做一个好的英语老师。做好老师要有一定的素质，这个素质取决于首先你要有赤子之心，要真诚，做人要真，要实事求是。生活在世界上，就应该爱憎分明、明辨是非，什么对什么错要清楚。要有公德，要守纪律。脑子里不要老想到自己，要想到他人，要有高尚的人格、品格。现在就应该提倡这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