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远

　　今年，是中国话剧诞生百年。在这样难得的日子里，我所创作的话剧《马蹄声碎》有幸参加了这次展演，更加令我感到荣幸的是，还获得了“五个一工程”奖。借此机会，我向中宣部和总政的领导和评委们表示深切和诚挚的感谢。

　　就在纪念红军长征70周年之际，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我的长征》一书。在此书的导读中，有这样一段话：“本书所记载的70位老红军长征故事及长征之后的种种经历，展示了历史对人的命运所产生的不可逆转的影响。走进这些故事也就走进了色彩斑斓的历史中；走进了历史所造就的大悲大喜的人生中……”从这字里行间，我感受到了历史车轮的飞速行进对人文观念所造成的巨大影响。我决定将此书改编为戏剧，但小说与戏剧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学体裁，并非所有的小说都能改编成舞台剧。当时有许多同仁为我作出这样的选择而感到惊讶，这小说，与戏剧之间存在着相当巨大的差异，是否能改编成功，我的心理压力是相当大的。

　　当年，戏剧创作也酝酿着一些重大的突破。前卫的导演已经在话剧探索的道路上作出了许多有益的尝试。他们采用了许多崭新的手段，开拓了舞台的时空，使我觉得舞台真是无所不能。甚至比电影更加富有想象力，更加自由。于是我便斗胆尝试了起来。这就是现在这本话剧《马蹄声碎》。当然这与原小说有了很大的出入。原作者到现在还没看过由我改编的话剧。但他慷慨地应允我对他的著作进行了这样的尝试。我在这里向他表示深深的敬意和感谢。

　　我接受戏剧的熏陶，是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我看的第一个话剧就是军旅话剧《在战斗里成长》，是这部话剧，让我知道了世界上有这样一种艺术，叫做话剧。之后，在南京求学期间，我又经常观看前线话剧团的话剧，如《东进序曲》、《八一风暴》、《霓虹灯下的哨兵》、《红色风暴》、《我是一个兵》等。终于在1983年，在南京军区的一批老艺术家和当时的首长关心之下，我如愿以偿，成为了前线话剧团的光荣一员。

　　虽然我一直成长在军营大院，但是，我没有接受过一个真正士兵的生活。入伍不久，1984年，在云南边境，开始了保卫战。我立即打上了背包，与战友一起奔赴边境前线。前后半年多的时间，与前线的将士们生活学习训练作战在一起，经历了种种困苦与生死的考验。这是又一次刻骨铭心的体验。在训练与采访过程中，我与许多年轻的指战员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是一次难忘的体验。感受到的战争，已经不再是课本上和影视上的那些教条，而是现实生活中的生离死别！从此，每当我落笔刻划军人，我就想起那些深深刻印在脑海中的一个个如此生动和具体的形象。

　　经过一次又一次的磨合，我们在1999年终于拿出了话剧《厄尔尼诺报告》。我们重新来到我们战区最开放活跃的东南沿海，深入和体验当今的生活。就是在生活中，我们听说了原华东军区一级战斗老英雄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要求去给一个合资企业守夜看门的故事。这在当地干休所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和震动。这个事例给予了我极大的启发。这是时代变革的一种信号。老干部的优越感严重地遭到了时代变革的冲击，社会地位遭受到了极大的挑战。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变革的潮头之下，沉浮升降，演绎出了许许多多的人间悲喜剧。于是我们从这个角度入手，写出了《厄尔尼诺报告》。这个剧一经演出，立即在社会各界受到了好评。并于当年荣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

　　之后，我们的创作集体又改编了长篇电视连续剧《历史的天空》。原著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具有丰富内容的英雄成长史。但是其中又涉及到了我党我军的残酷的路线斗争，和文化大革命的敏感内容。我们一致认为，历史是不可抹杀和篡改的，真实才是艺术的生命。在创作和改编中，我们坚持了这一原则。电视剧在播出之后获得了巨大的反响，同样获得了“五个一工程”奖。

　　这么多年，是军队的话剧传统和文化环境滋养着我，我才写出了话剧《李大钊》、《伐子都》；电影《大转折》、《刘天华》；电视连续剧《国家使命》、《陈赓大将》等其它作品。在此我十分感谢军队对我的关心和培养。

　　我会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即使在退出现役之后，还将不断地努力，让长征的光芒永远照耀，让前线的戏剧精神永不泯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