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冰

　　能够参加这样一个座谈会，我感到非常荣幸。首先，借此机会向多年来对总政话剧团和话剧《黄土谣》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的中宣部文艺局领导、总政宣传部艺术局领导以及在座的各位专家，表示衷心感谢！《黄土谣》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不是我个人的功劳，也不仅仅是总政话剧团的努力，在座各位给予的关心与厚爱我心里是非常清楚的。今天，我想结合多年来的创作实践，就军旅戏剧（主旋律戏剧）创作与艺术规律之间的关系，谈几点肤浅的认识。

　　第一，话剧创作应结合传统文化和地域文化。写军事和主旋律题材的作品之大忌是就事论事，只描写先进人物本身，只记录先进事迹过程。如何探究先进人物成长的历史，如何挖掘先进事迹产生的原因，是处理好这类题材的一个关键问题。只有将先进人物、先进事迹融入到个人成长历史和民族文化历史的长河之中，才能让先进人物身上体现的时代风采更加壮丽。在话剧《黄土谣》中，我有意识地将生活中发生于湖南西部的故事改为晋西北的黄河边，并借助于当地“走西口”的民间传唱艺术，在戏剧主题的主调之外，叠加一个副调，从而形成关于主题的复调，从更深刻的视角观照了农民关于土地、关于贫富、关于责任等命题。

　　第二，话剧创作应调动自己的生活积累和情感内核。我们都知道，戏剧主要是写人的，写人自然要写感情，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写人的精神活动。只有对人物深刻、真实的了解，才能把握好作品本质。在《郝家村的故事》中，有两个重要人物都是我过去生活的积累，也是我个人的情感内核。大家都知道部队有些通讯维护点只有一个人。这种情况多数是老兵，让他把家里的媳妇带过来，两口子就负责维护这个点，这个老兵的形象就是我平时积累的。于是就有了一个兵与一个村庄的故事，就有了“军民共建”这个主题。在《绿荫里的红塑料桶》里，主人公喜欢的是一个小寡妇。在这个农村兵的心中，那个曾是军人家属的小寡妇有着神圣不可动摇的地位，即使与当代城市的女大学生相对，他仍说出：比起她，你差远了！当他把这种感情推向极至时，内心深处那种深刻的军人情结、战友情结便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其实，这里有一个潜意识的问题，它会或清晰或朦胧地提示你感情和灵魂里面沉淀下来的东西，是你情感的一颗种子，更是你创作的情感动力。

　　第三，话剧创作应强化自己的独立思考。我们的创作常常遇到这种情况：主要人物精神境界很高尚，但观众反映不真实、不可信。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我都提醒自己，要让笔下的人物高大起来，首先要找到说服自己的理由。话剧《黄土谣》创作的起因是我在电视上无意中看到的湖南湘西一个村子里党支部书记宋先钦还债的事情。看完这个报道之后，很长时间这个人物在我的脑海里就是抹不掉，我始终想着这个人，想着如果这件事发生在我身上，我会怎么处理。中国有多少个村子，多少个党支部书记，全国有多少个党员，有多少个遇到这个问题时会这样处理？这是宋先钦本身给我的冲动，也是后来写《黄土谣》的根本动因。但我在写这个戏的时候，并没有完全照搬生活原型而是让宋先钦变成了老支书，欠了债后一病不起，在生命的弥留之际招回了三个儿子，秉承“父债子还”的古训，让孩子们决定债怎么还。这样就把一个党员的光辉嫁接在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了。当然，在这样的一个嫁接当中，我突出了军人，突出了兄弟之间所代表的不同的价值观念。

　　我认为，话剧不能没有思考！不能没有震撼！历史剧、喜剧、悲剧可以有不同的思考方式，但如果没有思考，便没有话剧的价值。那些单纯的歌功颂德，那些刻意的附庸风雅，那些技术的风情展示，都不能替代话剧的庄严、智慧和思想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