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真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写给牛犇老师的信，就像牛犇老师收到信后非常激动一样，我也备受鼓舞。

　　牛犇老师几十年如一日对信仰的追求与坚守，令人敬佩。14岁就奔赴延安的摄影界老前辈侯波，她一生中拍摄了许多共和国伟人尤其是毛泽东主席的珍贵历史照片。她始终忠诚于党，即使在“文革”期间遭遇不公正对待，依然对党充满信任。像侯波老师、牛犇老师等这些老艺术家们，都是我们中青年文艺工作者学习的楷模。习近平总书记在信中强调，“做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的人” ，这“三有”就是对这些老艺术家们人生精神的高度概括，这种精神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需要得到进一步传承与发扬，需要我们用一生的从艺做人实践来努力践行。我想结合自己的工作经历，谈谈与信仰、情怀、担当有关的拍摄经历。

　　首先讲讲我拍摄《丢丢的故事》的过程。1997年夏，当我在医院第一次看到被吸毒母亲当作抵押品抵押给毒贩，而后遭到摧残、全身布满伤痕的3岁男孩丢丢，我被他的惨状震住了，再也放不下这个可怜的孩子，想通过新闻报道帮帮他。从那时起，我开始了对丢丢的追踪采访，这一做就是8年，是自己都没有想到的。

　　那个夏天我利用所有业余时间，泡在医院里进行拍摄。摄影报道刊出后，引起的强烈社会反响，是当时作为年轻摄影记者的我没有料到的，报社编辑部的电话被打爆了，三天内收到数万元捐款，解决了孩子的医药费问题。这个专题又在1998全国禁毒展以及随后几百万套全国禁毒挂图上展出。1999年，从劳教所释放的丢丢母亲表示悔过并接走丢丢。2004年，当我得知其母又复吸毒品，并将丢丢再次遗弃时，我四赴河南信阳山区，一连推出9篇报道，并经过多方努力，最终帮助丢丢摆脱了吸毒母亲，开始新生活。此后， 《丢丢的故事》成为全国禁毒宣传典型。

　　现在想来，那8年时间，我是伴随着丢丢一起成长的。期间，我感受到了摄影的力量，更重要的是感悟到身上的责任与担当。我明白了，摄影者看似用相机在拍摄，实际上是要用心来拍摄，这需要我们走进生活、深入到被摄者的内心，让影像由心而来，以此弘扬真善美、传递正能量，用镜头讲好中国故事。

　　再讲一个我在汶川特大地震采访中的经历。 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我乘坐震后开通的第一个航班于5月13日赶到灾区，冒着余震、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危险，徒步走映秀、赴北川，拍摄了一万多张照片。期间，我采访到几位共产党员，他们在苦难中展现出的坚强，让我体会到信仰的光芒。在重灾区映秀镇，废墟中我见到公安民警马国林，他头上、腰上、脚上绑着绷带，肋骨断了两根，仍一瘸一拐地坚持执勤。当时，映秀镇道路被毁，通信中断。马国林对我说，他是共产党员，又是公安民警，有他在这里巡逻，百姓就有安全感，于是他坚守了6天6夜。此外，我还拍到抢救学生队伍中的映秀小学校长谭国强。地震发生时，教学楼顷刻倒地，谭校长当时就哭了，因为还有那么多学生、老师在里面。是他，第一时间组织大家自救，救出许多人，而他的妻子、儿子、岳母却都遇难了。谭校长的头发以前只是鬓角有点花白，地震后那段时间，一下全白了。

　　正是这些共产党员的言行，让我在没有食品、没有水、没有通讯信号，甚至连支持照相机拍摄的电都没有、睡觉的帐篷旁边就是遇难者的遗体的艰苦环境中，找到了力量，感悟到要将镜头对准灾难中有代表性的普通人，记录他们的感人故事，记录人与人之间的大爱真情。

　　其实，在23年前的1995年，当我成为《法制日报》的第一名女摄影记者时，因为采访有危险、条件艰苦，刚开始不少人担心我能否坚持下去。而正是在这23年的职业生涯中，像甘孜监狱、汶川特大地震等地方的拍摄经历，让我对信仰、情怀、担当的理解有了更深的领悟，同时也让我拥有了不一样的人生体验。我体会到，文艺工作者要有坚定的信仰、牢固的信念，才能对梦想执着追求，为创作坚定前行。

　　（居杨  中国摄协副主席、法制日报社美术摄影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