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17日。德国慕尼黑。
叶云川独自伫立在慕尼黑国际展览中心高敞的穹顶下，身畔是此行随身携带的千张唱片，满载着中国音乐飞入世界千家万户的期许，看5万欧洲音乐爱好者和业界人士来了又去，心中颇有一种堂吉诃德乘一匹瘦马执一支破矛大战风车的悲怆。
这是一年一度的慕尼黑HI-END博览会，世界最具规模和影响力的音响展会，叶云川要面对的不是风车，而是参展的千家音响和音乐公司里，只有他和他的瑞鸣音乐一家来自中国。千张瑞鸣音乐精选CD作为宣传品赠送给观展的各国友人，若条件允许，叶云川很想让5万人都听到中国的声音。
中乐为体，西乐为用
唢呐一吹令人想见西南边陲，板胡一拉是苍凉西北大地，古筝一弹则念锦瑟无端五十弦，琵琶一拨顿生金戈铁马，笛、箫、阮、扬琴……民族乐器就像中国各地的方言，一种音色是一方山水、一地风土人情，它们是中国音乐的精魂所在。近百年来在西方交响思维的强势影响下，我国仿拟西乐编制组建的民族乐团，往往以二胡为小提琴、箜篌为竖琴、唢呐为小号，其实西乐与中乐各有所长，未必适宜如法炮制。中乐以独奏见长，追求独一无二的性格和地域色彩，中国独有的乐器制作手工艺传统，因木材、弦的选择而异，并非标准化制作，一百把二胡有一百种音色，很难统一在一支指挥棒下。西乐讲究和声与织体的浑成，追求群感和高度的统一，从乐器制造到乐队编制都拥有严密的设计，一百把小提琴同时演奏，听众听到的是一个声音。前者是线性思维，后者是立体思维。中国是旋律的民族，而今天，在三百年西乐演奏形式熏陶而成的国际化的审美品味和欣赏习惯下，很多千古流传的优美曲调以民乐独奏的形式呈现则略显单薄，亦无法承载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厚重感，如何给国人和世界以丰满而持久的感染力？
瑞鸣九年来的音乐实验中曾经历过痛苦的失败。最初的尝试是以民乐表现中国古代美女主题，西施、貂蝉、杨太真，是为“国色” 。特意选了中国最优秀的女性民乐演奏家，因为她们的音乐表达可以更贴近古代女子的内心世界，录制完成之后却发现，每个乐器，特别是拨弦乐的延音不一样，有长有短，此一声还未结束彼一声又开始，各种乐器的延音混合成嗡嗡一片。这不符合人们的欣赏习惯，在西方交响乐中人们听到的通常是干净的整齐的声音，而中国乐器恰恰很难做到。尤其在制作录音作品时，非常注重音质的清晰通透，录制的效果不理想，制作团队只好流着泪把录好的作品全部舍弃了。但并未放弃尝试，渐渐探索出一条路子，以西乐为铺垫，中乐依然保持性格化、人物化的表达，比如表现西施浣纱的主题，则以琵琶的倾诉展现吴越风情，再以24人的西乐演奏相呼应。叶云川把这一思路概括为“中国乐器说话，西洋乐器帮忙” ，既符合当代人对音乐的审美诉求，不再是单薄的旋律，而是提供一个可供畅想的丰满立体的空间，又把中国音乐的地域色彩、方言化个性保留下来。
这一实验成功后，瑞鸣总结出制作经验，无需加入流行乐器、电子元素，只在古典音乐的范畴里，让东方与西方充分糅合，中乐为体，西乐为用，是为新古典。尽量不使两种律制不同的音乐形式过多交织，让中乐做主角、讲故事，西乐则作为情绪的、环境的铺垫与烘托，有适当的对话。沿这一思路制作的“长坂坡” 、“空城计”可谓愈发游刃有余。在表现长坂坡主题时，主创团队选择琵琶和大鼓作为主要音乐角色，大鼓表现两军对阵的群感，金属感很强的琵琶用于表现紧张度，弦乐与打击乐的融合令人想见千军万马、十面埋伏，“一听就是中国人在打仗” 。空城计主题中，司马懿在城下，看到城上有人弹琴，城门口有人洒扫，内心是犹豫的，气氛是诡异的；诸葛亮在城上佯装淡定，内心却很复杂。以古琴这种优雅的乐器表现诸葛亮的稳，清发玄远中有忧虑，以尺八表现司马懿的揣度，这种乐器气声多，能体现诡异。尺八和古琴的对话，是两位领军人物在斗智斗谋，大鼓远远在后方敲着，暗示了两军对峙，大战一触即发，弦乐的长音作为背景渲染，表现非常宽广的环境，这种音乐思维形象立体，画面感真实。纯粹用西乐是完成不了的，纯粹用尺八、古琴、大鼓也是完成不了的。什么乐器表现什么场景或什么性格并不绝对，需依靠演奏者本身的能力，还要用得恰到好处，不合理地编配会令一件很有个性的乐器变成可有可无的存在。
以流行的方式推广古典
叶云川曾收到过德国、波兰、塞尔维亚的听者来信，称你的音乐我听得懂。全无中国民族音乐知识储备的外国人是怎样聆听的？说神奇也不神奇，因为制作团队在作品中运用了大量的西方元素，以西乐手段辅助理解，从而更好地完成中国音乐。西方听者在作品中找到他所熟悉的部分，音乐语言不通，但人性相通，比如展现战争，紧张的情绪、激烈的场面、宏大的背景，世界皆是如此，西方听者认同和他有关联的因素，又找到了中国的特点，就会带着一种欣赏的态度去了解中国。像琵琶这种乐器，直接给西方人听《十面埋伏》 ，他们未必有兴趣探索，因为琵琶和西乐没有交集。在全球化的今天，制作音乐如果仅仅停留在制作中国音乐的层面未免狭隘，世界需要的是有中国特点的世界音乐，以西乐的手段融合中乐，就好像讲故事，以中文讲中国故事，只能讲给自己听；用中文讲西方故事不会比西方人讲得更好。所以不仅需用一种国际语言，而且要讲我们最擅长的中国故事，才能让世界聆听。
上世纪60年代国人经历过生理的饥饿， 80年代又经历了精神的饥饿，而今天，人们对文化的饥饿感已经不存在了，每人每天接受的信息是其所能承受的十倍，在这样高速、海量、快餐化的信息时代，传统文化毫无疑问会被边缘化，因为需要时间去咀嚼品味，是冷静的，低速的。对于中国人来说，谈论时间是奢侈的，从以前见面问“吃了吗” ，到现在见面问“最近忙什么” ，即是最有力的佐证。人在忙碌中没有时间思考，一门有深度却被冷落的艺术，是甘于边缘化、进入博物馆，还是主动“走出去” ，瑞鸣选择了后者，以流行音乐的方式推广新古典音乐，尝试微博、现场推介会、和听众面对面交流等积极手段，努力寻求全世界的推广渠道。
业界言及中国音乐的国际推广都会谈到一个响亮的名字： 《阿姐鼓》 。1994年出品，经华纳公司推广，在全球50多个国家同步发行，是第一张全球发行的中国唱片。 《阿姐鼓》的成功源于很多重要因素，作曲家、演唱者非常优秀，花费大量时间，付出大量经费，运用了世界音乐的制作方式，西藏风格、宗教主题，在世界音乐中它是独一无二的，值得国人骄傲。这种成功不可复制，但制作者的严谨精神应该被复制。
而今天中国音乐在世界的影响仍然有限，叶云川曾走访国外的唱片店， 5层楼的销售区域、几万种唱片里竟然没有一张来自中国。有时会路遇中国的杂技团、乐团在国外巡演，但这种形式的推广比起邻国来仍然不够积极。日本在旧金山机场的候机大厅里设有本国的陶艺展，在音乐上，他们善于借鉴西方手段来维护自己的独特风格，借西之长补己之短，而一己之长从来不丢。韩国则大量吸收美国流行文化，所以韩剧、韩国音乐时尚味十足。爱尔兰音乐人恩雅十年只出品六七张专辑，却凭借独特的爱尔兰宗教文化影响全世界，不管她唱的是什么，总有神圣、空灵、宽广之美感染人的心灵，虽然借鉴古典音乐、电子音乐、New Age采样等手段，但都是在为心灵主题服务。印度电影里永远有歌舞，这是很好的传播媒介。这些优秀的推广经验值得国人借鉴。传播中国音乐，心态很重要。坚持中国特点，还需包容的国际思维；有独特音乐风格，又把自身放在地球村中。勿以泱泱大国自居，认为我们的艺术他者必定会欣赏。同时带着探寻的眼光去欣赏他者的文化，勿以猎奇心态将之奇观化。
曾有一位波兰客户写信给叶云川，讲了这样一件小事：温家宝总理来访时，出于友好和礼仪，外交人员想播放几首中国音乐，却苦寻不得，最终联系到他，他提供的瑞鸣音乐专辑便得以在总理访问的现场播放。叶云川至今谈及此事，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一个音乐人最大的快乐就是作品被人听到，卖了多少钱、吸引多少合作都不是最重要的，更何况，那里是肖邦的故乡，是多少世界名曲的发源地，在那片土地上，能有一个人听到中国音乐，就是成功。一个独立音乐制作团队，一己之力如何能改变中国音乐在世界认同中举步维艰的困境，所望在千千万万有志于此的中国音乐人，所望在国家强有力的支持，所望在国人坚定不移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