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地下空间关注现实中国
——周子书和他的地下室改造项目
作者:本报记者 金涛  来源:中国艺术报

  地下室改造中的“技能交换”实验。选择地下室常见的象征符号——晾衣绳和衣服挂钩来作为技能交换装置的视觉化语言。墙上画出全国地图,体现老乡的概念。通过交换次数的积累,中间的晾衣绳扇面状打开成为“屋顶” ,原有墙的隔阂被打破,处在同一屋檐下。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当周子书邀请地下室的居民来说说自己有什么技能值得交换时,他们都有非常明确的答案:修车,做足疗,做饭……而当问到地上居民这个问题时,大家都陷入迷茫。

  在科幻文学中,人类的未来有这样一种可能,不是工作、生活在地上,而是全部转移到了地下。现实的情况是,在伦敦、纽约等国际大都市,有不少居民生活在地下;在中国日益国际化的城市中,如北京,也存在着大量地下居民。目前北京大概有100多万人住在地下,有1 . 7万套地下室。阴暗、潮湿、低收入、鼠族、被忽视的角落……这些标签往往是人们对地下室的第一印象,但是,这种单一、负面的看法,将来很有可能发生改变。周子书和他的地下室改造项目,或许将成为推动这一改变的一个重要开始。

  今年下半年,由“北京国际设计周”与《新周刊》共同发起、天猫大数据提供数据支持的“2014年度中国生活设计榜”榜单上,周子书的地下室改造项目,超越锤子手机、乐视超级电视等明星产品脱颖而出,荣登“年度设计趋势”单元榜首。业界的认可,显示了社会对这一话题的高度兴趣与地下空间改造的迫切。在未来,地下空间极有可能改变现有的单一功能:这里可以有技能交换空间、成为横向的摩天大楼、开展电影放映等商业功能,同时,也具有低成本、高质量的地下居住可能……周子书对两间地下小屋的改造,创意无限,也显示着他更为雄心勃勃的构想:这个项目不仅仅是简单地去改造地下室、解决农民工在城市里的住宿问题,也不是强调居者的尊严,而是要建立一个社会正义和空间正义。

  不理解环境,设计只是追求形式

  卷发,戴着黑框眼镜,阳光而儒雅是周子书给人的第一印象。谈起地下室改造项目,他的理性、思路清晰、思考深广会给很多人带来震撼,而他的感性、富于亲和力又能瞬间拉近与陌生人的距离,成为这个改造项目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一个设计项目,在周子书看来不仅仅是美学问题,更是涉及到社会、政治、人文等各个层面,设计者必须对中国的现实具有清晰的认识。他说:“任何一个设计都需要研究当下的语境,具体到中国,这个语境就是中国从改革开放到现在,三年、五年一个变化,马上中国将迎来第二次改革开放的浪潮。偏离现实这一切,所有的设计是没有意义的,你永远只能抄写西方。所以我觉得需要特别呼吁今天的年轻设计师,当我们有好的想法时,我们是不是应该看看生活周边是什么。我们做任何事情,如果连我们的环境,包括物理环境、虚拟环境、心理环境等都没有理解透,那么我们今天做的设计只是追求形式。 ”

  周子书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在英国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就读硕士,地下室改造项目是他的硕士毕业设计。项目选择在中央美院所在地的望京地区。在调研了整个望京地区社区之后,他们发现,这些社区中的地下居住者都是一些从事服务业的人群,原因很简单,这些人早上十点上班,晚上十一二点下班回家,而望京的公交系统,一般晚上十一点就结束运行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没办法住在远离上班的地方。

  万事开头难。周子书说,地下室改造的第一步,也是最难的是获得房东和地下室住户的信任,缺少他们的信任,这个项目没有办法进行下去。刚开始接触房东和住户时,这些人都认为他们是记者,不接受采访,只能拿着手机偷拍。跑遍了望京所有社区,只有现在的房东是唯一一个愿意跟他们合作的。即使这样,第一次接触时,房东也是满脸的困惑和质疑。让周子书欣慰的是,几次交流下来,房东对这个项目特别感兴趣,甚至主动帮他们向地下室居民介绍项目设想。“这时他已经把自己变成这个项目的主体了。其实这是我需要的,因为设计师在某种程度上充当的是一个组织者,不是一个主体。 ”得益于房东的支持,周子书的项目顺利开始。

  房东饶有兴致地带着周子书他们去接触更多的地下室居民,其中有一位修车的年轻人令周子书印象深刻。年轻人说,现在的人很无聊,只知道房子、车子、女人,他说他想学新能源和环保,因为他一直从事修车,觉得新能源和环保很重要。这些想法,周子书第一次从一位新生代农民工口中听说。“当时完全被他的志向震惊了。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离社会是这么贴近,他们发出的声音是多么的真实。 ”而这种真实最后也成为支持周子书做完这个项目的力量。

  为什么是此时此刻,而不是十年前或十年后?

  改造地下室的项目已经在网上被转发了几十万次,并被冠以改善“人居尊严”的说法,但这种说法实际上并不是周子书这个项目的本意。周子书更愿意用社会理论家大卫·哈维的“社会过程”中的六个特殊“时刻”来解释整个项目的背景,即:话语、权力、社会关系、思想和需求、机构、物质实践,并从这六个角度分析为什么改造地下室项目是在此时此刻产生,而不是十年前也不是十年后。

  此刻的话语:对大多数市民来说,新闻媒体对地下居民的报道就是他们所知道的一切,他们既从没去过地下,也并没聆听过地下居民的心声。来自国际上的声音,尤其是北京政府在2010年颁布政策开始禁止人们居住在防空地下室以后,国外出现了一些关注地下室居民困境的纪录片。但遗憾的是至今为止,还没有积极的行动在地下室中发生,只有一些来自两个极端的负面声音。

  此刻的权力:北京仍是中国最吸引人的城市之一,大量年轻人来到这个梦幻城市追随他们的梦想。随着改革逐渐打破城乡二元体系,城里人和农村人之间的界限也开始瓦解。作为对城镇化政策的相应补充,中国政府颁布了201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 ,首次官方定义了“新生代农民工”并强调其重要性。而从都市的角度看, 2013年北京人口超出了城市的承载力,公共资源占据的矛盾开始激化。北京市政府也做出了要发展以创意产业为核心的整个城市战略发展,不需要太多劳动力涌入。与之相似,周子书在伦敦上学时注意到,现在去英国读书,只有两个办法能留在英国,第一个办法,有50万到200万的投资,并且雇佣当地的劳动力;第二个办法,必须找到一个英国有授权的单位来聘用你。回过头来看,之所以选择做地下室改造项目,周子书也是想探讨创意设计产业和服务业之间亲密的联系。

  此刻的机构组织:北京市民防局负责管理北京防空地下室。随着时代的变迁,政府的态度和对地下室的认知不断改变着。到2004年达到地下室租赁的高峰,目前则出现了一定的僵局。选择在这个时间点来思考,是想探索是否可以提出一个形式和一个商业模型,来改善目前地下室的现状。

  此刻个体的想法和欲望:通过帮房东打扫卫生,周子书在地下室里面住了两个星期,结识了那里的农民工。他甚至每天去做足疗,因为足疗店里八九成的打工者都住地下室。通过这些实践他发现, 52 %的打工者在进入城市之前,就已经知道他们来北京的工作是什么,因为他们都是通过老乡介绍而来,老乡这个概念在他们中间非常重要。82 . 5 %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为寻求个人发展。在每天工作8到12个小时后,他们更倾向于面对面的交流,而不是面对书本。这里的核心问题并不在于让他们获得知识,而是他们很欠缺认识自身未来职业发展的可能性的能力。这也成为周子书地下室改造项目里加入“技能交换”的主要原因。这种“技能交换”不是一对一的教会,而是通过半个小时的谈话,帮他们拓展对未来职业发展可能的认识。

  周子书也对社区附近地上青年的需求做了调查。由于这里地处国际化的望京地区,中央美院和798艺术区都在附近,居住了很多艺术家和设计师,周子书的团队采访了超过300名当地年轻人,并记录下了他们的需求。这些人想要通过一个平等的平台并用有趣的方式去和地下室年轻人交流,而不是通过特别正式的慈善行为。他们表达了想要拥有个人梦幻空间的需求,诸如私人电影院、冥想空间和哭泣室等。尤其是有50多个美院将要毕业的学生和一些年轻的艺术家,他们希望在本社区寻找可临时出租的工作室,想把地下室当做秘密基地,但前提是环境必须得到改善。

  在谈这个方面时,周子书强调,他们所有的调研不是通过网络而来,这并不意味着网络没有意义,而是强调必须到第一线,跟对象去对接,才有可能了解他们的问题所在。

  此刻的物质实践:在地下室,无论是在房间里还是走道里,都能看见各种各样的细节,比如晾衣绳、衣服挂钩等等。这里的居住者不会设计海报,但是他们懂得如何在墙上雕刻时光。当地下室的人逐渐产生空间上升的需求时,他们开始逐渐改变地上的物质空间,造成地上和地下的矛盾。这也不是中国独有的,而是一个普遍的全球现象。比如美国有一个晾衣绳法案,禁止把晾衣绳放在公众空间,起因是有人在公共区域晾衣服被打死,这在美国引起了轩然大波。

  此刻的社会关系:在这一点上,周子书注意到三个方面:第一是农民工和城市的关系,新生代农民工和传统农民工不一样,新生代农民工是年轻的一代,他们失去对自我身份的认知;第二是当地城市居民和农民工的关系,即便农民工时常被忽视,但正是这些人在城市的社区中充当了服务产业里最核心的部分;第三是地下室居民之间相互的关系,他们虽然住在同一个地下室,但彼此没有交流,相互都不认识。

  通过以上六个方面的分析,周子书认为地下室改造的重点应该是如何通过对地下室重新定义,赋予新生代农民工以新的角色,以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获得空间正义,并且重新构建社会资本。“地下室的物理条件是不适合长期居住的,我们希望农民工早日摆脱地下室,让空出来的地下室发展新的功能,能够让年轻农民工、房东、政府和当地居民,在这个空间达到一个社会空间的正义,这是我整个项目的核心。 ”从这个想法出发,周子书的改造地下室,并不是要简单强调解决农民工在城市里的住宿问题,也不是强调居者的尊严,而是要建立一个社会正义和空间正义。

  地下室改造,不仅仅为了视觉效果

  对于北京这样高居住成本的城市,改造之后的地下室会不会因为成本提升进而挤压原来的地下居民的生存空间?看过周子书的地下室改造项目,赞赏的同时很多人都会提出这个问题。周子书的回答是:任何改革都有好有坏,这样社会才会不断进步。不能以绝对的角度去判断这个事情是对还是不对,否则社会的进步会很慢。至于是否会剥夺原有地下居民的生存空间,这是提问者看待问题的视角,如果从城市管理者的角度看,就会是另一种结果。举个例子,如果居民的房子下面住的都是农民工,每天都在外面吃烤肉,楼上的居民会同意吗?还是周子书反复强调的一点,地下室改造项目最核心的点是如何构建空间正义,让不同的方面都从中找到某种平衡,但平衡不是绝对的,它一定会在不同的时间阶段获得不同效果,这需要随着这个项目往下发展,逐渐完善。

  谈到设计,周子书强调的不是美学问题,正如他所说的,地下室改造并非仅仅改造两个房间,而是想通过两个房间的改造吸引来更多的资金用于整个地下室功能的开发,目的不是视觉效果,而是通过未来的改造,不断完善,一旦能和政策相结合,它产生的效果就会很有力量。周子书说:“今天很多设计师的转型就在于,当设计师在做一个项目时,应该从综合的角度去考虑,而不是视觉的。如果你不理解政策,不理解政策变化的力量,可能这个事就黄了。我之前是学陶瓷的,可以用瓷器来打个比方,做青花瓷时,首先底盘得弄好,这个项目目前为止十天内获得了三十家媒体的关注,很多投资商都来找我,所以我相信这件事情的底座已经打好。媒体其实也是一个参与者,可以成为青花瓷最鼓起来的地方,整个胎型再往上,最后由政府来收这个口。整体是逐渐往上发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