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午的高原，强烈的紫外线照得我睁不开眼睛，一只眼睁开一只眼闭着，站在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和基金会旗子下面，我问陪同的当地教育部门同志，为什么不把孩子送到条件好一些的乡镇或县城读书。
他指着不远处的雪山对我说，那边就是邻国了，有一些地方还属于争议区，如果把子女送到更远的乡镇或县城读书，家长就会跟着一起住到乡镇或县城，边境上不能没有边民吧。
藏北草原
阿里女孩
孩子们拿到了新书包、新文具
2011年12月3日，当我在西安寒冷的冬夜为我的长篇纪实文学《阿里阿里》画上最后一个句号的时候，暗暗发誓，再也不去阿里，再也不愿回忆采访的艰辛和写作过程中几欲崩溃的情景。此后很长一段时光，我用读书、散步、旅行、喝茶、聊天、晒太阳，犒劳自己。
一年后的2012年12月，我正在冰天雪地的毛乌素草原采访，忽然接到《北京文学》杂志主编杨晓升老师的电话，告诉我说有家机构想找人写一本西藏公益慈善方面的书，他推荐了我，对方看了我的资料，读了我的书，觉得比较满意，已经把相关资料发到我邮箱了。
我在电话这端踟蹰了好一会儿，似乎是自言自语，似乎对杨老师说，如果写这本书应该还会去阿里吧。
恰好也就在这个时候，陕西一家出版社受省委宣传部和组织部的委托，正在策划一套援藏干部方面的书，策划方案中主笔是我。
写作需要时间，更需要心境，人生总是在选择与放弃中纠结。在公益慈善与援藏干部两大题材的博弈中，我选择了公益慈善，而且是面向藏族聚居区，重点在阿里的公益慈善。
再次进藏的时候，已经是2013年4月中旬，那个时候，我刚刚完成了长篇报告文学《祥瑞草原》 ，身心处于极度疲惫期，心里非常清楚，这种情况不适合承接任何工作，更不利于写作，从容和愉悦是长篇写作者最好的状态。还好，我一向把采访当做旅行和增长见识的好机会。
但西藏毕竟是雪域高原，高寒缺氧是基本特色，容不得半点虚假与狂妄，下飞机两小时后，我就倒下了。头痛脑涨，气喘咳嗽，喝药吸氧见效不大，血压一度飙升到150。西藏人民医院的医生为我量完血压以后，还用听诊器在我背心仔细倾听。这个动作令我异常惶恐，让我想到心肺是否出了毛病。人在高海拔地区感冒咳嗽，迅速会转化为肺水肿，继而是脑水肿，口吐白沫鲜血，仅仅几天时间就会命丧黄泉。
紧张一定是超过了我的承受能力，医生大概感到了我的不安，告诉我别紧张。
后面的话我替他说了，有自我安慰的意思。我说就是真的病了，西藏人民医院的医疗水平是全自治区最高的吧。
医生是位年轻男士，他说，我们医院在高原病防治方面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
他给我开了药，我没有去药房取，因为我的背包里常备着这些药。
拉萨的雪和拉萨的雨一样，喜欢在夜晚飘临。刚到拉萨的几天里，几乎每个清晨，拉开窗帘，就会看见妖艳一片。薄薄的积雪压在粉红色海棠花瓣上，方亭的藏画色泽明丽，拉萨河依然碧水长流，连绵的群山白雪皑皑，分不清天空与大地。正午时分，阳光照耀在布达拉宫金顶上，每座山峰都有一面旗子，那是冰雪劲风构成的旗云，丝丝缕缕的云雾随风飘逸，飘着飘着，山峦就改变了容颜，从山脚到山腰再到山顶，白色逐渐淡薄消减，褐色逐渐变为主体，光照强烈的时候，山巅的雪也会完全消融。
最为曼妙的是，方亭上积雪融化，晶莹剔透的水珠点点落下。细微的雪变成细微的水，从海棠花瓣上缓缓滑下，期期艾艾，犹犹豫豫，失恋女子一般。
拉萨的时光尽管繁忙，路途不太远的情况下，还是喜欢乘坐三轮车四处闲逛，拉萨的三轮车和藏族人的装扮一样，大红大绿，色彩鲜艳，藏族小伙子喜欢在车棚内装一个小喇叭，一路歌声一路笑。当然，那些歌是我听不懂的纯藏语歌曲，曲调却是人人喜爱的欢快，或锅庄或果谐或弦子舞。樱花和玫瑰在四月的拉萨含苞欲放，柳树刚刚发芽，鹅黄色的嫩芽娇媚清新。三轮车经过的时候，柳粒儿发出簌簌的声音。路过布达拉宫和大昭寺的时候，满心欢喜，回家的感觉油然而生。
采访和被采访交织着我的拉萨时光，上午我采访公益慈善方面的专家学者，跟慈善基金会人员一起走街串巷，到学校进医院，甚至到患儿家中探访，下午接受西藏各种媒体采访，晚上到西藏人民广播电台直播节目。
一天，我与做西藏贫困儿童大病救治工作的德央一起，到拉萨东郊一个社区落实一名牧区患儿入院手续，顺便采访一位草根慈善者，他在这个社区创办了一所幼儿园。已经过了午饭时间，采访还没有结束，我们在小餐馆要了藏面和酥油茶，边喝酥油茶边采访，藏面还没有端上桌，手机就响了，得去拜访一位闭关修行的藏学家。关掉录音笔，合上采访本，对被采访者和德央说了一声对不起，起身想走，发现自己有点站不起来了。
再次站起来的时候，左手从胸前移到眼帘，抹掉刚刚流出的泪花。
到一个居民小区走访一位患儿，一家人住在六七平方米的出租屋里，两张藏式小床呈丁字形摆放，占去房间大部分面积，被褥衣服全都堆在床上，凌乱不堪。坐下以后，觉得不踏实，伸不直双腿，把床上的杂物往里面推了推，勉强坐稳。同行人指着房间唯一一扇窗户对我说，晚上他们上厕所只能翻窗户，窗户外面是房东家的院子，院子里有厕所。
依然得走上天路，走进天上阿里，这是我十年间第六次进藏，第四次前往阿里。从拉萨到阿里的三天行程中，破天荒的第一次喝药吸氧，巨大的氧气罐就在我座位前。同行的人取笑我，你跟药咋这么亲，见药就吃，还大把大把地吃。
头一天晚上住在日喀则，十多年来，上海、山东等省市对口援助日喀则，为这里注入了新鲜血液，宾馆饭店接近内地。
第二天住在萨嘎县城，水龙头不流水，卫生间放一个水桶一个暖水瓶。和往年不同的是床上多了一张电热毯，这令我喜出望外，在长冬少夏的藏西大地，能睡个热乎觉是件多么奢侈的事啊。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还是被冻醒了，借着手机微弱的光，检查电热毯接头，才意识到整个宾馆停电了，其实很可能整个县城都停电了，这在辽阔的青藏高原一点也不为奇。我把所有能盖的东西都盖在被子上，压得我气喘吁吁，天还没亮再次被冻醒，全身卷成了一个圆团，这应该就是西藏人常说的当团长。
同样在萨嘎县城，十年前的2003年冬天，苹果基金会创立者、慈善家王秋杨给杯子倒了一杯水，转身把暖水瓶放回原来的地方，也就是几步之遥，水杯已经结了薄薄一层冰。
从札达县城出发，前往喜马拉雅山脉腹地的达巴小学采访，这所小学由北京苹果慈善基金会援建，全校不到20名学生，一位公办教师，一位临时教师。春节前后札达遭遇了十多年不遇的雪灾，不但有人员伤亡，大雪封山时间还格外漫长。开学已经一个多月了，学生还无法全部到校，村里组织人员和马匹，将孩子一个个送到能通汽车的地方，乡政府派车再把孩子接到学校。
学校所有师生住校，一年购买一次粮食，每个月从县城购买一次蔬菜，一学期见不到一个外乡人。由于冬季极寒，平时缺电，捐建的浴室、盥洗室形同虚设。整个冬天洗不了一次澡，夏天老师领学生到河沟洗澡，有时候到边防连和边防派出所洗几次。有人对我说，现在一年还能洗几次澡，老辈人没有洗澡条件和习惯，为了减少虱子叮咬，在腋窝和裆部放一团羊毛，吸引虱子，再多虱子都不会太难受。
老师在黑板上用白粉笔画了一只大大的苹果，两片叶子优雅地左右散去，艺术而美观。
他用汉语大声问学生，这是什么？
同学们异口同声地回答，苹果。
一个男孩睁大眼睛，待大家回答完毕以后，才迷茫地问，老师，什么是苹果？
正午的高原，强烈的紫外线照得我睁不开眼睛，一只眼睁开一只眼闭着，站在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和基金会旗子下面，我问陪同的当地教育部门同志，为什么不把孩子送到条件好一些的乡镇或县城读书。
他指着不远处的雪山对我说，那边就是邻国了，有一些地方还属于争议区，如果把子女送到更远的乡镇或县城读书，家长就会跟着一起住到乡镇或县城，边境上不能没有边民吧。边疆的孩子和他们的父辈一样，付出太多，只要他们生活在这里，就是守边固土，为国奉献。正因为他们祖祖辈辈、世世代代驻守边疆，才换来内地的繁荣昌盛、和平安宁。
望着寸草不生的近旁，白雪皑皑的远方，大脑一片空白。待我反应过来，好像是问对方，也像是问自己，这些孩子长大以后是不是和他们的祖辈一样，一匹马，一杆枪，一个老婆，一群羊，在边境上放牧一生，孤寂一生。
他告诉我，达巴小学条件还算好的，中印边境上的楚鲁松杰小学也是基金会捐建，几年前，家长要求派一名教学质量高的老师，这里一年有大半年时间大雪封山，与外界失去联系，一封信要走一年时间，才能到收信人手中。有一名老师愿意去，条件是在楚鲁松杰教够一年书，把他调到县城工作。一年以后，老师回到县城，蓬头垢面，胡子拉碴，目光呆痴，行动木讷。从那以后，教育局再也不敢往楚鲁松杰派老师了，那里的老师都是本村人，基本上是初高中毕业生。
阿里军分区前副司令阿旺多吉说，在边境做每一件事情都不敢马虎，都代表国家形象，体现国家威严，在西藏边境地区做公益慈善，其实是体现汉藏团结，促进边疆稳定，维护人类和平的伟大壮举。
人们大多知道云南泸沽湖有个女儿国，很少有人知道中国和尼泊尔交界处的普兰县也有女儿国。走婚是千百年来科迦村流行的婚姻形式，一妻多夫和一夫多妻，在科迦村依然存在。接受过现代教育，特别是民主改革以后，走婚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由恋爱，在科迦村和普兰其他村庄同时存在。
赤脚医生强巴丹增也走婚，他的儿子在浙江省一所内地学校的西藏班读初中。
强巴丹增说，他已经三年没有看见儿子了，不知道儿子长高没有。
我问他为什么不跟自己的妻子住在一起，医务室、自己家、妻子家三个地方来回跑，多麻烦啊。
他说，不行啊，得养活妹妹们的孩子呢，我是舅舅嘛。
我说，让你妹妹带上孩子，跟自己的丈夫住，就不需要你养活啦。
他睁大眼睛盯着我看了好一会，然后说，父亲在世的时候说不能分家，分家在这里是一件不太光彩的事。
我说，夫妻孩子一家人住在一起是天经地义的事啊。
他反问我一句，什么叫天经地义？
待翻译和转述完毕，他惊奇地问我，你们那里不走婚吗？
强巴丹增不但为本村人看病，还经常到尼泊尔为患者看病，是一位藏医西医兼通的国际赤脚医生。医疗条件的改善，医术的提高，离不开基金会和爱心人士的支持。
回到内地很长一段时间，常常想起边境上的人和事，一次次叩问自己，如果换作我们，换作都市中千千万万的白领精英们，愿意生活在生命禁区，地球第三极，世世代代驻守边疆保家卫国吗？
令人欣慰的是，真的有众多爱心人士和基金会，用实际行动为雪域高原建起了学校，修建了乡村医务室，培训乡村医生和接生员，捐赠体检车、图书室，免费送医送药到农区牧区，把贫困家庭大病儿童接到拉萨，送到内地进行治疗，甚至还捐建了与大都市同步放映的数字影院，以及保护当地历史文化的藏经博物馆，援助藏医学院建设，神山圣湖公益环保等等。
随着采访的逐步深入，我愈加清晰地意识到这部书所具有的价值，心绪从忐忑转为宁静。
中国的公益慈善伴随着改革开放而生，在政府和企业以外，非政府组织NGO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公募基金会、非公募基金会、公募民营基金会，雨后春笋般茁壮成长，国内外众多富有爱心的人士和基金会，像阳光和水一样，关照着这方苍穹之地，关注人类基本幸福。他们的行为与青藏高原的海拔一样，需要普通人仰望，更多人追随。
有了改革开放，才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才有更多人关注需要帮助的人， NGO的成长与强大，是国富民强的具体体现，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无论来自内地还是西藏本土公益组织，甚或国际公益机构，体现的都是人文关怀，民族融合，社会繁荣稳定的大局面。
我很乐意接受西藏文化慈善者这一身份，似乎是褒奖，更是一种担当。为了真实反映西藏公益慈善，特别是北京苹果慈善基金会在藏族聚居区的公益活动，行程数万公里，从内地到西藏，再从西藏到内地，风雪兼程，冷暖自知，采访数人，查阅大量资料，身体疲惫，心情却欢畅。回望和总结，是为了赢得更多人的关注、理解、支持，使更多人投入到西藏公益慈善中来。
当我把整整一大箱采访笔记和相关资料带到江南水乡的时候，惊得朋友李素红大呼小叫，天啊，世界上怎么会有这种女人，出门拎一箱子书，连条漂亮裙子都不带，怪不得没有男人喜欢。
李素红开着豪华奔驰，引领我和鲁院同学方格子进入翠竹青青、鸟语花香的浙江植物王国天目山，在一处避暑山庄，开始了我们的写作。李素红写一部以汶川地震为背景，讲述女志愿者经历的长篇小说。方格子写一部中国留守妇女的长篇非虚构作品。我写的就是这部西藏公益慈善观察，以此折射出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历程和面临的问题。
《冈拉梅朵》一直陪伴着我，之所以选择这首歌作主题曲，是因为这首歌与此书的主旨一致，气脉相通，有异曲同工之处。冈拉梅朵，纯洁无瑕高高地开在那雪山上，你是那样的圣洁，阳光雪水的滋润，历经风雨带给高原永远平安吉祥，冈拉梅朵，吉祥的雪莲花。
所有参与、理解、支持中国公益慈善，特别是西藏公益慈善的人，都是圣洁的冈拉梅朵，吉祥的雪莲花。
记得王秋杨的丈夫张宝全给她的旅行笔记《极度体验》的序中写道，人生中一定要分清楚，哪些时刻是属于生活的，哪些时刻是属于生命的，我们的日常生活往往只是生活层面的日子。
我十年来的西藏之行，十年来以西藏为背景书写各种各样故事，与众多在西藏做公益慈善的中外人士一样，属于生命的状态。
白天忙着各自的文字，傍晚一起散步，这是一天中最美妙的时光。我们在曲径通幽的古木下嘻嘻哈哈，八卦着各种各样好玩的人和事，追着蝴蝶，撵着蜻蜓，顺手拍几张奇花异草，传上微博，发给赤日炎炎下煎熬的朋友，引来羡慕嫉妒的回应。
惬意的江南时光，常常想起遥远的西藏。曾经翻越的每一座雪山，趟过的每一条冰河，像蒙太奇一样不停闪现，成为难忘的青春记忆。在青藏高原，也许是高原反应，大脑缺氧，也许是文化背景差异太大，一句问话，往往经过三四个人的翻译、转述、插叙，听得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而在江南，三个女人一台戏，说着彼此懂得的话语，轻轻松松，快乐无比。
一天傍晚，梅雨刚刚过去，夜色朦胧，晚风习习，密密麻麻的萤火虫穿梭在翠竹和森林之间，星光一般灿烂，这是我生命中不曾见过的壮观。蝉声明亮，蛙声悠长，栀子、青草、玉米、无花果，散发出生命的芳香。偶尔，房间里飞进一只萤火虫，从黑夜相伴到天亮。
写累的时候，眺望烟雨朦胧的群峰山峦，满目新绿，四野滴翠。燕子在身边飞翔，白云在蓝天游走。夜色浓郁的时候，坐在露台的竹椅上，仰望银河，繁星浩荡，偶尔有飞机的红色尾灯掠过，天籁般悠扬。
更多的时候，自然不自然地遥望一个方向，那是我钟情的西藏。
2013 . 7 . 17于浙江省天目山
（本文作者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雪山上的苹果》即将由漓江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