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绣是我国古老的手工艺术，有着上千年的悠久历史。据《尚书》记载，4000年前的章服制度就规定了“衣画而裳绣” ，周代时又有了“绣缋共职”的记载。人类用针将丝线或其他纤维、纱线以一定图案和色彩在绣料上穿刺，以缝迹构成花纹，装饰织物，体现出天然的对日常之美的追求，即生活的艺术化。至明清时期，宫廷刺绣的规模已经十分浩大，民间刺绣更是蓬勃发展，先后产生了以苏绣、粤绣、湘绣、蜀绣为代表的“四大名绣” ，而苏绣则首屈一指。

　　“户户有棚架，家家会刺绣” ，这是苏州特有的景象。上世纪90年代，木渎曾评出“姑苏十二娘（吴娘） ” ，每一位吴娘都是勤劳善良、心灵手巧的吴地妇女的代表，浓缩了2500年的历史内涵。姑苏十二娘中，绣娘最为典型，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苏绣）的代表性传承人姚建萍则是吴中十万绣娘中的杰出一员。

家家处在花丛中

　　改革开放后，和很多传统的民间艺术一样，苏绣也面临了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出现了苏绣工艺后继乏人的境况。三十多年前，就在这个时期，吴中镇湖的一个农家，八岁的农村女孩姚建萍，从母亲手里接过那根细小的绣针，开始了她的刺绣人生。刺绣，是当地农村的风俗习惯，她觉得自己应该做一个和母亲一样的绣娘，无论喜欢还是不喜欢，这是当地女孩子必须要走的一条路。在中国其他乡村地区，针线活都是女孩子少不了的经历，甚至成为一辈子的事情。

　　生活在苏绣的主要发源地镇湖的姚建萍，自幼在太湖边上玩耍，摸螺丝、拔芦笋，喝着清冽的太湖水，造就了她骨子里的灵气，六七岁时便能依照母亲和嫂子的手艺绣出娇滴滴的花朵。青春时期开始了走街串巷叩门求师。一个生于农村长于农村的普通绣娘，凭借飞针走线，坚持走苏绣艺术化的道路，把传统苏绣艺术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江山秋色

　　刺绣的技法有错针绣、乱针绣、网绣、满地绣、锁丝、纳丝、纳锦、平金、影金、盘金、铺绒、刮绒、戳纱、洒线、挑花等等，刺绣的用途主要包括生活和艺术装饰，如服装、床上用品、台布、舞台、艺术品装饰。姚建萍在继承苏绣传统的基础上，敢于在针法、题材、创意、构图等方面突破，不但重视刺绣技艺的创新和提高，更重视本身艺术修养的提高，所以才能深刻理解刺绣对象的艺术内涵，在色彩、光影、透视等方面都能比较精确地把握、规划，在技法、题材、创意等方面求得突破。

　　人物绣是刺绣艺术中的难点，却恰恰是姚建萍的强项。她所绣制的罗中立油画《父亲》的同名作品惟妙惟肖，晶莹汗珠的体积感异常通透，具有极大的艺术震撼力与视觉冲击。她突破以往苏绣“精、细、雅、洁”的风格，用针线作画，表现劳动人民饱经风霜的沧桑感，明暗层次与色彩生动多变，毫不匠气死板。这种对油画、山水画（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 ） 、摄影作品（焦尔乔·洛迪的《沉思》 ）的二度创作，无不刺下了姚氏的风格，这种风格更显著地表现在专题策划、专题原创的《江山如此多娇》 《春早江南》 《海纳百川》等苏绣作品中。

　　刺绣最早多为实用，及至宋元广及书画之制作，渐渐成为艺术珍赏之用。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绣品几乎皆为精品，绣工匀整，针线细密，设色精妙，深得书画精髓，且均裱装成册轴卷，使观赏者往往误以为书画。宋代是我国手工刺绣的高峰时期，特别是在开创纯审美的艺术绣方面令后人难以企及。据《宋史·职官志》载，宫中文绣院掌纂绣。徽宗年间又设绣画专科，使绣画分类为山水、楼阁、人物、花鸟，名绣工辈出，使绣画由实用进而向艺术欣赏发展，将书画带入手工刺绣之中，形成独特的观赏性绣作。姚建萍对苏绣艺术化的追求，既体现了对传统的回归，也体现了一个现代绣娘在绣品中所蕴含的对生命的热爱、对人生的感悟。

春早江南

　　被工业化挟裹而去的人们，如今开始呼吁留住手艺，留住手艺的温情。至于刺绣，有人说应该普及，美化人们生活。在过去，帐沿、枕头、绣围都有刺绣的装点，如今的家居环境也给刺绣留下了表达空间。但每个女孩子都做得一手好针线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只有“抬头误三针”这样的语言还留有过往生活的痕迹。

　　这并不妨碍刺绣向艺术领域的发展。刺绣是广大乡村妇女为美化自己的生活而发展起来的，创造了诸多技法，应该挖掘出来、传承下去。然而，作为一种典型“慢生活”下的工艺美术，在当前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人们心浮气躁，“慢下来”成了刺绣界的最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