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六届中国音乐金钟奖评奖中，杨儒怀先生长达60余万字具教科书性质的专著《音乐的分析与创作》荣获理论评论奖的一等奖，同时他还被授予“终身成就奖”。同时获得我国音乐界最高层次评奖的两项殊荣，这无疑是对杨先生在学术研究上取得的杰出成就及其为我国音乐教育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充分认可和高度肯定。
在颁奖典礼上，金钟奖组委会特别安排杨先生作为首届理论评论奖获奖代表发言。他深有感触地说：“我没想过要获奖，获得这个奖的所有成绩都应归功于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因为开放，我们才有机会接触到世界各国的学术信息，打开我们的学术视野；因为改革，才使我们具有与时俱进的勇气，以全球化的视野重新审视并改革我们学术研究与教学内容中的局限与弊端，不断适应时代与社会的发展，而不仅仅局限于前苏联的一种模式。还有就是继承，我们现在取得的成绩都离不开要学习传统和前辈大师们的经验，只有从全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中汲取养分并与我们民族的音乐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才能有真正的创造，从而推动学术研究不断向前发展。”这段话不仅表达了杨先生一生潜心学术研究的深切体会，也代表着自新时期以来所有沐浴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春风，在思想大解放学术氛围下焕发出旺盛学术生命力与创造力的中国音乐学者的共同心声。因为正是在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之后，杨先生才受到鼓舞，得以在开阔的思路和广泛文献资料参阅的条件下更为主动和积极地进行教学和科研。也就是在这样宽松的学术环境下，杨先生才“在博览群书的过程中不断地研究、探讨，并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最终形成和建立起他自己的教学体系及学术科研体系”。先生的教学及学术科研体系“以其大胆的革新精神和鲜明独到的见解而引人瞩目”。
杨先生这辈子有两个爱好：一是学术，二是教学。这两个爱好既有所不同，又彼此不分。他潜心学术，还教书育人，一生始终与之苦乐相伴。在他看来，只有学术和教学才是他生命的全部意义和价值追求，并愿为之奉献所有，以此书写他丰实的学问人生。
甘坐冷板凳抒写大文章
杨先生出生于北京的一个宗教家庭，少年时期就读于教会学校。自幼接受来自家庭和学校的文化教育，特别是他留美的父亲在立身行事、道德修养上对他的教诲和潜移默化的影响，铸就了他从小就崇尚学术的文化性格。这种文化性格的形成，对于他以后的学术发展起到很大的作用。尽管后来的外部生存环境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发生变化，但他坚持自己的学术信仰、甘坐冷板凳的学术精神却始终没有变。也正是以他这种学术秉性的恒定之“不变”应对社会历史中各种急剧变幻且商业化浮躁之“万变”，才最终成就了他的今天。
回顾杨先生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学术生涯，我们可以发现，他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了读书和学术研究上。然而，究竟他花了多少时间却谁也无法估计。只要去过杨先生家的人都可见这样一个现象：他家中的绝大部分书籍或乐谱都有他所加的密密麻麻的批注或分析手迹。李吉提先生曾引用老前辈姚锦新的话说：“杨先生是个非常用功的人，他差不多把图书馆的书都‘掏空’了。”此外，我们还可以发现，杨先生的书柜里还堆满了读书摘记卡片。这些卡片大多数是使用正规卡片做成的，但也有一些是使用信纸或硬纸剪切而成，整整齐齐，一共1700余张。所有这些卡片都是他从事学术研究和为各种课程的教学备课留下的，卡片上的内容主要涉及研究对象的相关书名、编号、页码、作者姓名以及乐谱分析的相关信息等。这些倾注着杨先生的学术情感和价值追求的分析手迹和小小卡片，让我们充分感受到杨先生在此背后所付出的时间和辛劳，并对先生在做大学问中如此扎实、严谨的治学态度而肃然起敬。
杨先生的治学强调这样一种理念：知识结构和学术研究要像建筑金字塔那样，先要有宽阔厚实的人文基础，然后再在这个宽广的基础上集中精力，钻研某个学术领域。这样，由于眼界开阔，研究的深度就能随之而来。这也是中国学术传统所提倡的“由博返约”治学方法，而他自身就是很好的例证。一方面，他从小就读于教会学校，后入辅仁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攻读英国文学专业，再入燕京大学音乐系师从马思聪先生攻读作曲专业。这种中西合璧式的学科教育背景和生存环境，奠定了他扎实而宽广的人文基础。另一方面，他从4岁开始学习钢琴，从小就在教堂唱赞美诗、弹伴奏，在辅仁大学就读期间曾参加学校的乐队，拉大提琴、吹双簧管，在燕京大学时指挥合唱队演出《弥赛亚》。长期大量的艺术实践培养了他良好的音乐感受，又为他后来在音乐事业上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外，作为马思聪先生的作曲学生，杨先生也显示出了他的创作才能。早在1950年夏天，他曾与同学赵行道一起在东单三条的协和医院礼堂举办了他们的毕业作品音乐会，他的作品《钢琴协奏曲》由刘畅标担任钢琴独奏，李德伦指挥乐队协奏。尽管后来杨先生将主要精力放在了理论研究与教学上，但他仍然坚持创作，也有部分作品曾经发表，如钢琴曲《八首民歌短曲》、《一根扁担》、《水乡组曲》、《送大哥变奏曲》，歌曲《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海外赤子千里觅梦》，另外还多次为李劫夫、沈亚威等人的歌曲编配钢琴伴奏。杨先生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的经历也颇有意思。由于当时人们认为燕京大学音乐系培养的是“通才”而不是“专才”，因此没有给他固定到某一个教研室，而是哪里人手就让他到哪里顶替。这样，他在70年代末改革开放之前曾先后担任过作曲系除视唱练耳以外其他所有课程的教学，而且每门课程都编写了讲义，这些讲义后来就成了他丰厚学术成果的主要来源之一。从80年代初期开始，杨先生开始将主要研究范围集中在曲式与作品分析领域。利用自己外语上得天独厚的优势，他对欧美及前苏联各种相对成熟的曲式与作品分析理论体系进行了较全面的学习和研究，并通过对大量各历史时期不同风格与类型的作品进行分析与研究之后，再从哲学的视角，依据辩证法质量互变的原理，创造性地建立了他的作品分析教学体系和曲式学理论体系，从而推进了曲式与作品分析学术研究的向前发展。
两袖清风教书育人
1999年，由中国教育电视台拍摄的专题片《中国教学名师》在介绍杨儒怀先生时是这样开始的：“在中央音乐学院，有一位从不教私人学生，不收学费，一生甘于清贫、无私奉献的教学名家，他就是我国著名的作曲技术理论专家杨儒怀教授。”
只要拜访过杨先生的人都知道，他的生活极为简朴。甚至人们很难想象，像他这样一位著名的大学者，一家人如今依然居住在仅有60余平方米的旧房之中。他的住房内既没有什么豪华家具，也没有什么现代化设备，引人注目的只有四壁高大的老式书柜。挤得只有他一个人侧身才能进去的大书桌上堆满的全是书谱，钢琴上摆放的也是书谱，就连卧室里也堆放了无数的书籍和乐谱。一代名家，生活条件除了书谱以外竟是这样的简朴，以致很多外地崇敬杨先生的学者和后辈前来拜访他时，对他居住于如此陋室都深感惊讶。
杨先生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学校，他的工作除了科研就是教学。自1952年到中央音乐学院任教以来，他几乎担任过作曲系开设的所有主修课程教学，如和声学、复调音乐、配器、作品分析以及作曲主课等，并撰写了大量的各种教材。改革开放后，杨先生又陆续开设了多门选修课程，如曲式功能分析、协奏曲研究、边缘曲式研究、序列作曲法、曲式理论体系研究、英语音乐文献阅读，以及采用英语音乐教科书和论著直接用原文讲授的课程，同时还致力于博士与硕士研究生的论文写作指导和培养工作。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教学中，杨先生为社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专业音乐人才，这些人中许多都已经成为卓有建树的作曲家、音乐理论家、音乐教育家，有些还曾经或正在担任音乐院校的各级领导职务，从多方面为我国音乐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杨先生的教学一丝不苟，极为严谨。无论是对课堂教学过程的设计，还是对具体教学内容的论证，他都必定要事先对每个细节做好充分的准备。因为他把教学看得非常神圣，就连对自己在课堂上的风度仪表和其他一切与教学相关的行为都是如此。平常在家里，杨先生穿的衣服大多都打了补丁，但都非常干净。而他每次上课，则总是西装革履，皮鞋光亮，领带齐整，头发梳理得体，眼镜干净明亮。只要进入课堂，他就是精神抖擞，风度翩翩，展现师者的儒雅气度，使学生肃然起敬。在课堂上，杨先生总是激情饱满，满面笑容。他的课多数是大课，常常是一个上午三四节课连续讲授。在上课的过程中，他从不坐着讲，从不抽烟、喝水，即使是中间休息也不例外。此外，他上课从来没有迟到过一次，所有这些细节，在杨先生那里，就像宗教仪式一样严肃庄重，而且做到几十年如一日，从不动摇。他把自己的教学视如生命，全身心投入。因为对他来说，没有什么事情比教学更加重要。只要是跟教学相冲突的事，都要让开。他曾经有多次出国和旅游的机会，就因为有课而取消了。以致周海宏先生曾经这样评说：“杨先生是中央音乐学院的精神坐标，是一面献身的旗帜，他拥有不可超越的内容和价值。”
杨先生一生为人诚恳谦和，深受大家尊重。作为一位知名教授，他平易近人，待人亲切热情，从没架子。他的外语水平极高，曾翻译出版过多部著作，因而请他翻译的人很多，既有院领导与专家出国访问用的长篇文稿，也有博士与硕士生的毕业论文英文摘要，他从不拒绝。另外，图书馆一些疑难英文图书目录的翻译、学报的英文目录以及音乐学院大部分出国人员的介绍信函等等，他也向来是有求必应。他还极为谦虚，即使是对于《音乐的分析与创作》这样一部已经得到学界广泛公认的专著，他还总是希望别人能指出其中的不足，在听取并吸收他人的意见和建议后，再重新修订和完善。他的这种谦虚使人感到决不是刻意的造作，而完全发自内心。可以说，诚恳、谦虚和乐于助人的优秀品质在杨先生身上得到了完美的统一。
杨先生今年已83岁高龄，但他依然坚守在教学科研的第一线。除了继续担任着博士和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工作外，他还专心致力于20世纪作曲技术理论的研究，并为中央音乐学院主持的《音乐大百科全书》撰写条目。对于学术和教学，他一生坚守信念，始终如一地甘坐冷板凳，甘于寂寞和无私奉献，潜心钻研和不断探索。历史和无数的事实都证明，这种精神是大学者之所以成功的重要原因。这对于我们今天的后辈们来说，无疑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