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尔圣 本名陶崇圣，别署从圣、而圣、石鼎、石圣、天纵、下元逸人、云中马人、石鼎斋主、八柱山房主人等。辽宁省大连市人。1981年12月毕业于辽宁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学士学位。书法、国学师从沈延毅、罗继祖等名家。1994年9月，进修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主修中国美术史与书画鉴定。1997年9月，研修于中国艺术研究院、北京画院书画高级研修班，主修中国书画理论与国画技法。2002年9月，访学于中国艺术研究院，参与“中国书画继承与创新”课题项目研究。在大学任教三十多年，主讲过哲学、伦理学、中国古代思想史、美学、美术概论、书法、书画欣赏与创作、中国传统文化等。诸多作品为国内外藏家、艺术研究机构、艺术馆收藏。2002年5月，专著《沈延毅书法艺术透析》获大连市第七届“金苹果奖”中“优秀文艺评论奖” 。2002年8月，专著《沈延毅书法艺术透析》获辽宁省第八届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2011年11月12日在辽宁美术馆举办陶尔圣书法艺术展引起强烈反响。被辽宁文化艺术界誉为学养深厚、熔铸古今，清秀俊朗、朴拙大气，风格独树一帜。现任大连职业技术学院美学、书法教授，辽宁大学兼职教授，辽宁省哲学学会理事等。
2012年初，陶尔圣就其书艺生涯中的继承与创新关系以及如何理解哲学与艺术的“统”与“分”等问题与新华网副刊主编俞胜进行了交流。现发表部分内容，以供广大艺术爱好者学习参考。
俞胜：您在上大学期间念的是哲学专业，却同时师从著名书法家沈延毅先生学习书艺，你们是如何开始这最初机缘的？
陶尔圣： 1977年恢复高考，我应试考入辽宁大学哲学系，进入大学后经常到图书馆看些以前的旧报纸。我记得是在1965年的《辽宁日报》上，看到了关于沈延毅书法艺术的评论文章和作品，知道他青年时曾得到康有为的指点，是碑派书法的继承人和成功创作实践者，便冒昧地写了一封信，装进几张自己的习作，寄往沈阳市文史馆。过了一段时间才收到他的回信，信中先是肯定我的书法有功力、有素养，并告诉我他的家庭住址，叫我去家里口传心授。我当时真可谓是大喜过望，当天吃了午饭就赶去登门拜访求教。交谈中，才得知他是不久前才平反从盖县老家回省城恢复文史馆馆长职务的。所以我那封求教的信如果发早了也许会丢失，晚了也许他复职后事务太多会顾不上回复，所以说有这样的机缘真是很幸运的。从那以后，每到周末我有时间就去登门拜访求教，常常是一边帮他理纸磨墨一边听他讲些文史、名人典故，诗词、书法碑帖等。还不时在事先准备好的小本上记下一些当时不能理解的格言，或不太了解的书法家、文史家等人名，回校后再到图书馆查阅，有问题记下来，下次去时再请教。他提到的有些书家和碑帖，是在多年后我再翻阅还有指导意义的。
回顾那些年的拜师学艺经历和我三十多年的书法艺术探索之路，受益于先师沈延毅点拨的碑帖最重要的有三种：一是汉代《张迁碑》 ，一是北魏《郑文公碑》 ，一是唐代李邕《岳麓寺碑》 。受益最大的理念也有三个：一是“先与古人合，后与古人离” ；一是“戒早誉” ；一是“大巧若拙” 。这些受益之处，不敢私瞒，在此还要明告后学者，以供借鉴参考。
俞胜：齐白石先生有句名言“学我者生，似我者死” ，在您学习书艺生涯中，您是如何看待继承与创新关系的？
陶尔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每一个从艺者都要努力处理好的关系问题。白石老人用现身说法，告诫他的学生和后人，继承前人时不能死学，不能照抄照搬，要有创新有变化，才能有出路，是关于继承与创新关系的至理名言。在此，我们可以用哲学的观点和语言再阐述一下。能否很有分寸地处理好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继承与变异，是对书法家判断力的检验，甚至直接决定作品的格调品位和最终成就。如果书家偏执于传统或现代，虽然具有了理性的审美判断标准，但却仍不能达到对书法艺术的直接性意识与历史性意识之间美妙的和谐，必然导致其作品中所表现的理念内涵陈旧无聊或空泛苍白。
无论哪一类艺术，“法度”都是要学的，书法之法，主要就是指笔法、结构造型等技法和规矩，或称之为“法门” 。都是艺术大师们在一定的审美观念支配下，经过千锤百炼而成就和积累的技巧和法度，是从艺者必须先学习和掌握的。书法如果什么也不继承下来就随意涂抹，那就始终是未入门的门外汉。
在继承过程中，有一种东西必须找到，这就是“感觉” 。所谓“感觉” ，是在学书者自己的神经系统支配下，在书写实践中逐渐找到和不断强化巩固的知觉能力，用西方人的语言表述就是所谓大脑通过手、腕、臂之间的协调、训练所产生的“肌肉记忆” 。这是一种特殊的感觉意识，找得对，就是正确的感觉，甚至是理想的感觉，没找好，就是生疏的感觉甚至是错误的感觉。所以说，学书学画从技法上徒学其形式，而不是心、眼、手三到，以至找到新的体验和神遇的感觉，就只能学到皮毛，就没有出路。
当然，在继承过程中，能达到形神兼备是最好的，因为这才是真正入门的体现。从“肌肉记忆”上讲，也就是接近了前人大师高水平的、抑或是独特的掌控能力，这种能力得到了，点画形态结构很接近法帖了，才能进一步追求遗貌取神的高境界。而不是一开始就否认继承的必要，把“神似”作为自己不下苦功夫的借口和幌子。实际上，具有大师素质的人，取法前人，都是能做到形神兼备而后遗貌取神的，而且能随心做到变化形似与神似比例的形态样式。因此，也可以说，能真正达到神似的境界是自我艺术风格的形成并独立于前人的标志。
我在大学期间拜见沈延毅先生后，听到最多的就是“先与古人合，后与古人离”的这句“口头禅” ，只要是去拜访求学问道的人，他都会先强调这一点。因为这是最精要的继承与创新关系的概括。“合”就是要求“形神兼备” ，而不是只求形似；“离”就是要挣脱前人的樊篱，“过河拆桥” 。正所谓要用最大的勇气和功力打进传统中，又要用更强的胆识和技能打出来。这期间的辛苦和汗水不是常人能坚持和付出的。可以这么说，一部分从艺者就只是停留在第一阶段，只是古人技法和翻版而已；一部分人还没有打进传统，畏难而退了，或是急功近利，直取今人，以图早成。只得到传统技法的作品，可以说还有一定的观赏价值和商品价值，但没有多少艺术价值，因为没有什么创新，在艺术之林争不到一席之地。而后一种，也许是取到了别人探讨出的有价值的新东西并拼凑出自己的一套风格路数，但由于根基不深厚、不宽博，如同地基浅窄，盖不起高楼大厦一样，在艺术之林成不了乔木大树，充其量是几丛灌木而已。我是基于对继承与创新关系的这样一些理解，潜下心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遍学传统大派名家碑帖，择其经典必临至精熟而后止。又用了五年多的时间，探讨化合其中的文、野、刚、柔，从而形成了现在如文化艺术界名流所评述的“学养深厚，熔铸古今，古朴大气”的独特艺术风格，从而既保持了碑派的风骨，又汲取到了帖派的文韵。当然，我还需要不断地从古今多种艺术中汲取营养，不断完善和拓展自己的书法艺术风格体系。
某些书法家还存在一个观念，就是认为学习传统是从艺早期的事情，个人风格形成后就不需要再学习借鉴了，我认为这也是错误的。因为一个人的艺术生命，有如人的生命有机体，需要不断地摄取各种营养，才能身体健康而充满活力。看看一些书家的书法作品，愈老愈奇，愈老愈佳，而有些人则几十年“一贯制” ，甚至是不进反退。这恐怕除了各种先天不足外，与不能持续不断地补充各种营养有关。虽然我们不一定要像王铎那样“一日临书、一日创作” ，但“羲之书法晚乃善”的评语，是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思的。
俞胜：在沈延毅先生离世十年后，您完成了书法理论专著《沈延毅书法艺术透析》一书，是什么动力促使您开始这本书的创作的？在论著的撰写过程中，您是否遇到过困惑或豁然开朗的时候？
陶尔圣：说到写这部专著的动力，主要有三点：首先是出于感恩的心，要为老师评说，为师立传；第二点是想到要拓展先师的艺术领域。沈延毅先生主张“述而不作” ，斋号也自称“述菊斋” 。但我应该有所拓展，要在理论上阐述自己对前人和对书法艺术的一系列观点。第三点也是最主要的动力，是因为清中期以来的碑派书法和近现代几大家风格流派的特点及其源流，需要作出比较客观科学的分析、梳理和概括总结，以便明己启人，对当代书坛有所裨益。
对碑派书法的评论，多年来一直是褒贬不一，争论不休。而自清代中期以来，碑派书法各家的作品，包括康有为本人的书法，有点难以说服人、征服人。阮元首创碑体，但融碑尚少；包世臣多取魏碑，但尽用侧锋，力不能扛鼎；邓石如宗秦汉碑而文气差欠，未脱匠俗；郑孝胥囿于政治图谋，徒有爽利而多成轻佻；梁启超重于经史学研究，忙于变法维新，书法功夫不足，致使取法单调，未成博大体系。唯何绍基碑帖兼收并蓄，化汉魏于行草，集王颜于毫端，可称大师。我当时对“二王”行草已下了多年功夫，可以说已写得很透， 1998年就得到了冯其庸先生的高度评价。所以当时面临的主要困惑是继承碑派还是走帖派之路的选择问题。承碑之路，如上述各家难以让我膺服；从帖之途，想到“二王”行草历经千余年传习，已为滥觞，且气势骨力大逊汉魏北碑书风，与民族复兴的时代要求不甚合拍。如此等等，我的这些困惑与彷徨就是在写这本专著之前的几年里，我的豁然开朗也是在写这本书时对何绍基书法及沈延毅取法成功的研究过程中出现的。
康有为从理论上概括了魏碑书法有十美：魅力雄强，笔法跳越，点画峻厚，意态奇逸，精神飞动，兴趣酣足，骨法洞达，结构天成，血肉丰美。这十美概括得形象而全面，虽然不能说这些审美特征是魏碑书法所独具的，但的确比南派文人书法表现得更突出。康有为书法具有浩荡之气，雄肆而不拘，但其不足是笔法与结体的精妙与严谨不够；沈延毅力破其圆肆，推北魏方峻于极致，与康有为一起形成近现代碑派圆浑与方峻的两个高峰，都是难能而可贵的。但都还没有也不可能将魏碑的“十美”充分表现出来，因此通过魏碑书法，再达艺术彼岸的途径和空间仍很宽阔。也就是说，我是在梳理前人碑派书法流派发展的过程中，看到了这些空地和曙光的，从而豁然开朗，满怀信心，不遗余力地向前探索，以致达到了今天这样的境界，因此也可以说，我的这些成就是书法理论研究与书法创作实践的互相促进的结果。
俞胜：请您谈谈今后的创作或研究方向。
陶尔圣：我对今后的创作和研究方向是比较明确的，最后达到什么样的境界还不好预测。我的方向目标具体说主要有两方面：
一是在书法艺术理论研究方面。还是要从哲学的高度，从中西方文化艺术理论的多重视角，进一步对书法艺术作系统的研究和深入浅出的阐述，同时也注意现代西方哲学和文化艺术理论中不同方式的文化改变和文化分析。要能为人们鉴赏、辨识书画作品的优劣，特别是能为当今书坛一些志存高远的书法爱好者、创作者真正认知书法艺术、反观自身、去蔽解蒙、提高艺术创作水平起到一些助推作用。如果能助鱼化龙，更是我的一大愿望。
二是在书法书体的研究和创作方面。继续探索如何把碑帖两派的风格技法结合得更融洽、更自然，真正使我的书法作品呈现出碑派的雄强风骨和帖派的精妙文韵，并不断拓展艺术创作的空间和领域，使自己创作出来的作品能经得起书法史的检验，能成为中国书法艺术之林中的一棵大树，参天与否则还要看造化之功了。
具有无限变化可能性的汉字，吸引我用毕生的精力去探索、去创作。我很欣赏我国古代思想家孟子“万物皆备于我”的命题。过去多把这一命题说成是唯心主义而加以否定，实际上，我认为这个命题真正表现出我们的前贤、儒家学者大无畏的人生态度、浩然之气和博大胸怀，我们，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更要深刻理解和铭记。秉承孟子的这种浩然之气，这些年我对自己也提出了“万字皆备于我”的课题，要求自己不断强化和发挥内蕴的“才力” ，通过汉字这些“有限的存在”去追寻无限，不断汲取各种营养以“激活”自我，超越自我，不断超越已有。把博大、崇高的艺术境界作为一生的追求目标，多创作些能真正体现出民族复兴时代要求的书法精品力作，以回报我们伟大的民族和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