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一条回家的路，比这条更艰难：不仅要跨越地理意义上的海峡，还要跨越现实政治的鸿沟；不仅要缩短千山万水的时空，还要弥合心灵情感的裂痕；不仅要承受自然界的凄风苦雨，还要摆渡人性的激流险滩。
高秉涵作为一名“安魂者” ，怀抱一坛坛台湾老兵的骨灰，用孱弱的臂膀和柔软的感恩之心，护送一颗颗孤魂重回故园。八千里路云和月，是一卷苍茫的乡愁画卷，蜿蜒着游子的愁肠；二十五年悲与欣，为一百二十多个“台湾老兵”铺就了回乡路……
骨灰坛咏叹调
怀抱一坛骨灰，清瘦细挑的身子，稳健坚毅的步伐，微微昂起的头颅，深陷的眼睛装满悲戚。高秉涵的这种形象，被定格成一帧帧近乎经典的记忆，为许多人所熟识。
殊不知，对一个越来越衰惫的老人来说，抱起那个大理石骨灰坛绝非一件易事。高秉涵身高一米七五，体重仅四十四公斤，而台湾的骨灰坛，大都由青白色大理石抛光打磨而成，上边刻有逝者的姓名生卒日期，镶嵌着照片，每一个重达十公斤。以如此单薄的身躯，对付如此沉重的骨灰坛，真够难为这位老人的。
相对于领取骨灰的困难而言，抱着骨灰坛走上飞机舷梯简直就是一种幸福。高秉涵坦言，从台湾老兵管理部门领取骨灰，不亚于过五关斩六将，非常耗费心力。
台湾“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规定：有权领取已“列管”老兵的骨灰者，为亡故者的父母、配偶、子女、兄弟姐妹；由大陆有继承权的家属，出具亲属关系公证书及委托公证书；由在台代理人（无资格限制）将前项公证书，送往海基会验证；由代理人持前项已验证的公证书，向亡者户籍所在地的法院作出继承表示，经法院准予核备后，即可由代理人前往“辅导会”申请领取。
这套程序走下来，最快一年，稍有延宕，就是两年三年。走程序，还有比较清晰的路线图，但确认各种关系的公证事宜，则是一团乱麻。
“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赖以确认老兵有继承权的家属的原始信息，是1949年来台后登记的户籍资料。但那时多数老兵有临时避难的心理，登记资料可有可无，也就马马虎虎，以致舛误连篇累牍；另外，有的老兵怕大陆家属因当时紧张的两岸关系影响，故意将父母、兄弟、姐妹的名字写错或漏写，有的甚至拒填父母的名字；再就是，有些老兵的父母之间的关系，本来就颇为复杂。
高秉涵抱送骨灰途中
高秉涵曾办理过老兵舒可成的骨灰领取。舒可成的父亲三妻四妾，他为二房所生，由大房所生的姐姐舒美云来领取骨灰，其为同父异母关系，办理手续就特别复杂。种种情由，也就造成了领取骨灰时，需要做一连串公证的被动而尴尬的局面。一个极端的例子，有一个老兵的家属曾出具了七份公证书。更有甚者，证据链条缺失，无法做出一环扣一环的衔接，这时候，就需要高秉涵向有关部门做出合情合理的阐述，以期得到准许。
各种公证完成，且得到法院核准后，高秉涵就可以拿着“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的批准证明，去老兵骨灰停厝处抱回骨灰坛了。
台湾老兵的骨灰，都存放在军人公墓，而公墓又都建在深山里，来去耗时少说一天。按说百般周折后，剩下的这道门槛随便跨过去就是。错了，水到九十九度不算开，这最后一步也埋着不少玄机呢。
1997年夏天，一日午后，高秉涵从台北乘飞机到花莲，领取一位定陶老兵的骨灰。落地后，打的士行程一小时后到了军人公墓。因为手续有点瑕疵，承办员遂跟上级部门电话联络，请示可不可以让他领走。一番考量下来，答应可以办理相关手续。
等高秉涵抱出定陶同乡的骨灰坛，台风携带着雨云已经漫延而来，早先送他的的士，因已结账，拉着其他乘客早已拜拜。承办员见高秉涵没等到车，就说你在这里等着，我骑着摩托车下去，帮你叫个的士上来。那人刚走，风雨交加而至，高秉涵只好抱着骨灰坛钻进一个小亭子里。
这个供高秉涵避雨的小亭子，并非常见的观光亭，而是葬在此处的老兵剩有存款，或受家属的委托，由管理方在墓前修造的纪念亭。一人多高，面积比普通雨伞大不了多少，“风一吹，等于没了亭子” 。
风声雨声咆哮在山谷间，似虎吼猿啼。天地间水帘密织，烟色苍苍。翘首来路，依然不见的士的影子。
天渐渐黑下来。怎么办？总不能抱着骨灰走下山吧，那可是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啊！要是万一跌倒打碎了骨灰坛怎么办？不行，最稳妥的办法还是呆在小亭子里。站了几十分钟，双足酸麻，雨还没有停歇的样子。这时，亭子里已灌满了水，高秉涵索性坐到地上，将骨灰坛放在两腿间稳稳揽定。漆黑的四周，传来的全是低一阵高一阵的风雨流水之声。
后半夜的凉意，扑到湿漉漉的衣服上，高秉涵牙齿瑟瑟，一会儿一个激灵，刚想阖阖眼，又被霹雳闪电惊扰醒来。反正睡不成，就跟骨灰坛里的“老哥”拉拉呱：“老哥老哥，你不要怕，老弟陪着你，风雨会过去的。再过几天，咱们就回菏泽了，你就能见到儿女了，还能见到你家翻盖的新瓦房呢。我上次回去，看到了不少新变化哩……”
天亮时，风停雨驻。那个承办员骑着摩托来上班，发现高秉涵还蜷缩在亭子里，迭声说着抱歉的话。
这时他才知道，承办员昨天骑着摩托到了山下，想叫一辆的士上山，但唯一通向山中公墓的小桥，已被山洪冲毁，勉强过过摩托车尚可，的士就不敢冒险上来了。
高秉涵说：“你不要抱歉，也不怪你，老天爷不作美嘛。 ”
他说：“我走的时候该把你带下去就好了。 ”又说：“我现在把你送到机场吧。 ”
高秉涵说：“你不要送我去机场，先去吃点东西再说。 ”
承办员把高秉涵带到山下一个小吃摊。高秉涵要了一碗莜面一个卤蛋，狼吞虎咽起来。
看样子承办员跟卖饭的老婆婆熟悉，给她介绍说这是律师，为了给老兵取骨灰，在山里抱着骨灰过了一夜。
老婆婆怜惜地看了高秉涵一眼，说:“你是好人，这是积阴德啊。我给你加一个卤蛋，不要钱的。 ”
最让高秉涵棘手的一次，是领取定陶县籍老兵张先生的骨殖。“因为他亡故后，土葬在花莲山边的公墓里，我要雇工人把土葬的墓打开，把他的尸骨捡往火葬场火化后，再装坛带回家乡。这个工程量非常大，费时两天才完成捡骨任务。在这过程中，我还必须按照台湾捡骨的风俗，聘请和尚念经超度，上香膜拜。公墓的管理人员见我如此隆重祭拜，都以为张先生是我的父亲，纷纷夸赞我是个大孝子哩。 ”
1996年5月，高秉涵作为在台菏泽同乡会会长，第一次组团回乡省亲。因为帮手多多，一次带回五个骨灰坛，上车下车，上下飞机，高挂平安牌。
接机的大巴回到菏泽，车下黑压压一片焦急等候者，尚未停稳，车内已是一片喊叫哭泣，嘈杂如鼎沸。车门一开，秩序大乱，却忘了“无腿的骨灰坛” 。高秉涵抱着一个下了车，一位同乡抱下一个，剩下的三个没了动静，正巴巴等着呢，骨碌骨碌，一个急不可耐的骨灰坛自己“跳”了下来。高秉涵吓得手足失措，脸色蜡黄，急声喊着“抓住它抓住它” ，众人还没明白过味来，那位“急性子老兵”已经落在地上，骨灰撒了一片。
高秉涵抢步向前，蹲下身去，脱下夹克，铺在地上，小心翼翼地捧着骨灰，嘴里说着：“老哥老哥，真是抱歉，临到家了还让你摔了一跤。 ”周围静下来，一双双眼睛注视着他，大气不敢喘，仿佛怕吹跑了地上的骨灰似的。
整个过程里，高秉涵轻举轻放，一丝不苟，终于收拾干净，又说道：“老哥，你别着急，等一会儿，就见到你的亲人了……”
进入宾馆房间，高秉涵把夹克里的骨灰倒进一个袋子里。他神不守舍，搓着手，不停走动，不时冲这位“老哥”抱抱拳，说句对不起。
这位老兵的儿子来了。高秉涵首先向他说：“真是很抱歉，临下车的时候，把你爸爸的骨灰坛摔坏了。骨灰只好收在这个袋子里了。 ”
老兵的儿子说：“没关系，我们已经准备了骨灰盒，比你们这个还要漂亮。 ”
高秉涵说：“那就好那就好！这是骨灰坛上你爸爸的照片。 ”
老兵的儿子接过父亲的照片，当即跪下磕头，高秉涵拦住他：“别行这样的大礼，你爸爸总算回到他日思夜想的故乡了，还是尽早让他入土为安吧！ ”
老兵的儿子满脸热泪，使劲点点头。
这次意外，让高秉涵惴惴了好些天，总算没有大碍。但接下来的这次意外，却让他越想越后怕……
那次从台北登机回大陆，同行的有位坐轮椅的老兵，高秉涵办完自己的登机手续，就跟机场方面交涉怎样把轮椅弄上去，装在一个包里的骨灰坛放在了身边的一个台子上。
等把轮椅的事了结了，高秉涵回头去拿骨灰坛，发现没了！头脑霎时一片空白，一身冷汗，心跳突突，手心潮潮，赶紧跑到广播室发布寻物启事。“我就说丢了一个东西，一个红袋子的包包，大概十公斤重，我没有讲是骨灰，因为讲骨灰也不好。 ”
广播完了，高秉涵焦躁地徘徊在广播室门口，期待奇迹的出现。一分一秒过去了，这种煎熬是无法想象的。“怎么向老兵的家属交代啊？我跟人家说，我把你爸爸弄丢了，我把你丈夫弄丢了？人家等了四十多年，你给弄丢了，这事怎么说得过去啊！再说，也对不起信任我的老哥啊……”
十分钟过去了，没人来，高秉涵急得打转转，就又回到丢包的地方，一看，哎，那个包不是好好地放在那里吗？揉揉眼，确实不是眼花。他三步并作两步跑上去，紧紧抱起那个包，大叫一声：“哎呀，老哥老哥，你可回来啦！ ”一点也不打诳语，真是这位“老哥”自己回来的。
据高秉涵推测，那位顺手牵羊的小蟊贼，看到一个这么“别致”的包裹，心里定然一喜，趁他不注意下了手。等到无人处，打开一看，糟糕，原来是个骨灰坛，太走霉运了！想随手丢弃，又怕里面的鬼魂缠住他不放，所以才在“老哥”的神威下，乖乖恭送回原地……
高秉涵回到故乡，与儿时玩伴相见不相识，感慨万千
生生死死一抔土
菏泽这两个字，在高秉涵和他的同乡老兵心目中，是至高无上的。
他特意从辞书中查出“菏泽”两个字的含义，一次次告诉渐渐长大的儿女们：“菏泽的菏字是一条古老的河流，叫菏水，是古时候济水的一条支流；这个菏字又代表着一个大沼泽，是古代济水潴留而成的沼泽。这就是咱们老家菏泽的来历。凡我菏泽儿女，都应当知道故乡名称的来历。 ”
他还会跟孩子们讲起菏泽境内，另一条举世闻名的大河。“黄河是咱们中国人的母亲河，你甭看她有时候发脾气，但她的恩惠也是无与伦比的……”这是所有菏泽籍老兵绕不过的两条河流，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此外，梁山好汉和牡丹花，也是菏泽的两个符号，更是老兵们画饼充饥的好食材。
一个信念在高秉涵的头脑中越来越清晰：在尚不能两岸统一的现状下，老兵骨灰的回归，就具有精神统一的特殊意味。
吴春生原籍曹州府菏泽县，二十多岁时跟随驻扎菏泽的国军第八兵团六十八军南溃到台，走前因为家贫还没来得及成家，便仓皇间落脚在陌生的孤岛。在部队当了几年兵，混了个士官长，后因身体不好退役，靠打零工度日。
他与高秉涵相识于菏泽同乡聚会，“他大眼睛，双眼皮，有点秃顶，瘦瘦的，骨头很突出，一口菏泽方言” ，这个印象一直保留在高秉涵的记忆里。老乡相见总有说不完的话题，加之高秉涵的乳名也叫春生，又同在菏泽城里长大，许多经历有交集，所以高秉涵很喜欢与他共话乡谊，在你一言我一语的相互对答里，稀释着浓烈的乡愁，抚慰着彼此的心灵。
高秉涵利用去台中的机会常去看望他，钻进那间租住的低矮昏暗的铁皮房里，喝杯水，聊聊天。高秉涵感觉，吴春生之所以没有像一般老兵那样，在无望的等待中颓废下去，是因为他憨厚淳朴的内心，固执地抱着一丝回乡的期望，正是这微弱的火光，照亮了他一个个难眠的思乡之夜，给了他打起精神继续生活的勇气， ——他在努力积攒钱财，以备回乡之需。
偏偏老天不假便于人，这位抱着热切回乡愿望且已通过申请的老兵，却让病魔将归乡路换成了升天路。
参加完吴春生的葬礼，高秉涵心情沉重，又一位能用乡音说知心话的兄长离去了，生命里又抽掉了一块楼板。更叫他无法言喻的，还是那种挥之不去的悲凉：游子回乡的路啊，为何如此艰辛而变幻无常？
其后，高秉涵经由菏泽市台办查询到，吴春生在老家有一位姐姐和一个弟弟，随即启动了办理骨灰回乡事宜。
来来往往的公函飞越，反反复复的电话沟通，终于办妥了吴春生的骨灰和遗产交割事宜。
1995年暮春时节，菏泽城尚沉浸在牡丹花开的淡雅清香里，吴春生的骨灰坛，被高秉涵抱回了这片他做梦都想回来的土地。一下车门，高秉涵就拍拍骨灰坛说：“老哥老哥，你醒醒，睁开眼，看看咱们的菏泽城吧，现在牡丹正在盛开，那是家乡欢迎你回来呢……”
吴春生八十多岁的姐姐和七十多岁的弟弟，见到高秉涵怀中的骨灰坛，双双跪倒在地，泣不成声。老太太哭诉道：“春生啊，你可回来了，咱爹咱娘活着的时候，天天念叨你，你这是去哪儿了？你的心也忒野了，咋一走就没了个影儿呢？……春生啊，咱爹娘这下可安心了……”
高秉涵被这一声声的呼唤，撕扯得泪眼婆娑，这何尝不是自己的爹娘，在地下一声声唤他啊？高秉涵拉起两位老人：“快起来，你们这是叫我折寿啊！ ”
老太太说：“大兄弟，我们这是替俺爹娘给你磕的头，你真是好人啊，菩萨心肠。 ”
高秉涵看着老人一头白发簌簌抖动，哽咽得再说不出话来。
菏泽吕陵镇靳楼村人靳文明，在同乡老兵中有些特立独行。抗日战争爆发后，正值风华正茂之年的靳文明投笔从戎，与日寇顽强作战。1949年，到台湾前已在家乡娶妻生子，后来以陆军中校营长职务退伍，算是老兵中的翘楚。
1980年9月，靳文明因病住进台北荣民总医院。高秉涵前往探望，缠绵病榻多日的靳文明忽然热泪盈眶：“生为异乡游子，死后不愿再做异乡的游魂。我的身体状况，已经来日不多了，老弟你可要把我的骨灰交给我的妻儿啊，我要回老家……”
1981年，靳文明病逝于台北。
两岸开放后，高秉涵不时想起靳文明那双企求的眼睛，于是利用返乡探亲的机会，特地去靳楼村寻访了他的妻儿。遗憾的是，他的妻子郝氏于“文革”期间，带着儿子离开此地，远走新疆伊犁了。高秉涵又顺着线索寻访，终于查知，郝氏已在新疆去世多年，其子靳玲在伊犁一所小学任教。
1996年，高秉涵抱着靳文明先生的骨灰，经香港转机广州再飞兰州。在兰州机场，将骨灰坛交给了从新疆赶来的靳玲。在接下父亲的骨灰坛后，靳玲向高秉涵跪谢。
高秉涵则严肃地说：“你父亲为人坦荡磊落，为了与你母亲团聚，一生坚持未娶，是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重要的是，你要知道，你父亲的夙愿是叶落归根、魂归故里菏泽……”
靳玲连连称是，答应一定择日办理。
第二年4月，高秉涵回菏泽探访，靳玲也携带父母的骨灰，从新疆赶回。在高秉涵的见证下，靳玲将父母的骨灰合葬在靳楼村的祖坟地里。在村人乡亲准备覆土前，高秉涵站在墓穴前高声喊道：“靳大哥！你今天终于回到老家了，可以与你挚爱的妻子团聚了，可以见到你日夜挂怀的椿萱双亲了。我也兑现了对你的承诺，你安息吧……”
靳玲痛哭流涕，为志孝思，在父母下葬处立一通石碑，上刻：“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
高秉涵默念着这两句话，躲进车里泪雨滂沱。
每一颗灵魂的回归，无不意味着一片小小国土的归复；每一颗流浪灵魂的安顿，无不象征着个体福祉与尊严，在人道意义上的重新书写。
十三岁时，啃着一枚酸涩的石榴出逃故乡，耄耋之年，依然抱着一坛坛老兵的骨灰穿越海峡。高秉涵近七十年的归途，浓缩了千千万万台湾老兵魂归故乡的心路历程，记录了我们中华民族从撕裂到弥合的艰难进程。
高秉涵被评为2012年度感动中国人物的领奖现场
女儿 妈妈 未婚妻
女儿鲁励平一个月大时，父亲王海亭随军离开北平。四十三年后，父女两人第一次相见，鲁励平却根本不知道，坐在面前的老人，正是自己的生身之父。
在王海亭走后的四十三年间，这个普通的小家庭，遭罹了怎样不为人知的变故？鲁励平的人生因父亲的缺失，发生了怎样不可逆转的改变？为什么他的亲生女儿姓鲁而不姓王，其中到底有何蹊跷？这些谜团，都在鲁励平写给高秉涵的一封求助信里给出了答案。
这封信，写于2010年5月10日。
在鲁励平的生活中，“父亲”一词总是被“养父”取代。在王海亭跟随国军第十九宪兵团南撤两年后，妻子鲁佩文到法院起诉与其解除了婚姻关系，另嫁他人。
鲁佩文改嫁前，女儿的名字叫王小丽。现任丈夫的意见是让她改姓。鲁佩文明白他的意思，但不赞同孩子随夫姓，这毕竟是自己跟王海亭的骨血，但继续姓王，又恐怕时时提醒周遭人，孩子有个跑到台湾去的爹。于是折中行事，让她随母姓。这番考量的背后，牵扯着复杂的政治形势和个人情感因素，却为后来高秉涵接受委托，代为鲁励平办理父亲骨灰回家的事情，埋下了无数的麻烦。
1991年的一天，鲁励平接到一个陌生电话，说受王海亭所托前来看望她。
来访的陌生老人，西装革履，皮鞋锃亮，神情有些躲闪，但他望着她的目光里流淌着一股暖流。
他说：“我是王海亭先生的朋友，他听说我来北京，就托我过来看看你。 ”
鲁励平笑笑说：“我们还行吧，该挺过来的日子，都挺过来了。我爸在那边过得还好吧？ ”
老人的身子似乎震动了一下：“你爸爸过得还好，四十多年啦，就是没法治好想家的病。 ”
老人抬手擦擦眼角，又说：“你爸每次谈起你，总说亏欠你太多了。他说一闭上眼，就想起你一个多月大的样子，想了四十多年了，回去后我就告诉他，放心吧老伙计，你闺女早长大了！ ”
鲁励平有种奇怪的感觉，这位风尘仆仆、满额皱纹的老者似曾相识！她动情地说：“请您转告我爸爸，做女儿的欢迎他回来看看！ ”
老人使劲点点头应着：“好好好，我一定转告给他！ ”
鲁励平在给高秉涵的信中如此描述这次会面：“我虽然不知真情，但感到了对方的真诚、关心，半个小时的谈话，彼此感觉不错，这可能是血浓于水的关系吧……”
之后不久，王海亭托自己的二妹，也就是鲁励平的二姑给她送来一封信，王海亭在信中说出了真相，那天来看望她的那个人正是自己，他担心女儿恨他一走多年，恨他这个“海外关系”带给她的痛苦，不跟他相认，所以才出此下策。
鲁励平的泪水打湿了信笺，往事随风，该过去的都已过去，还有什么好抱怨的？再说父亲在台湾的日子过得也很凄苦，这么多年独身一人，泡在思乡的苦水里，着实可怜。
就这样一来二去，父女俩开始通过书信倾诉被隔断的亲情。
第二次见面，是在1994年4月下旬，鲁励平陪着王海亭回到河北省围场县老家，给父母上坟。当鲁励平望着这位满头白发、七十多岁的老人趴在坟前号啕大哭时，被深深地震撼了，“那情景我永远也忘不了” 。
她忽然读懂了父亲：无根的漂泊，给予他的是无法示人的内伤。他想通过这悲恸宣泄心底的积郁，他哭失去儿子的父母，哭失去父亲的女儿，更哭失去了父母又失去了妻子和女儿的自己。
苍黄的山野滚动着粗糙而凶悍的风，王海亭像一片枯叶被吹得簌簌抖动，每一次抖动都扯得鲁励平的心一紧一紧的。
就在这次相见时，王海亭向女儿明确表示，死后愿意魂归故里，安息在父母身边。
次年，父女再次回围场县老家祭祖。王海亭有些伤感地告诉鲁励平，我的岁数越来越大了，再往回跑，从精力、体力和经济上都负担不起了，再回来的机会不多了。鲁励平听后心里倒了五味瓶。
此后，十几年间父女鸿书不断，直到2009年4月王海亭故去，却再也没见上一面。
三次短暂的相聚，压缩了六十年的亲情，这是一杯烈酒，更是一杯苦酒，逝者带着无限的遗憾走远，生者却还要继续品味。
鲁励平对父亲在台湾的生活脉络并不很清楚，只知他在军队里当过班长，后来退伍，像大多数老兵一样，过着勉强糊口的生活；认了邻家一个叫王正芬的女孩做干女儿，第二次回大陆的时候，她陪着父亲去给王正芬刻了一个名章，可见王海亭与干女儿感情不错，后来他又在信中交代，他的后事交给王正芬处理。
最后，鲁励平透露给高秉涵一个细节：父亲到台之初申报个人情况时，为了争取“进步”填报的是“以前未婚” 。高秉涵眉头一皱，这就意味着王海亭在大陆不该有妻室，更不会冒出一个领取骨灰和遗产的女儿了；但类似乱填乱报的情况倒是司空见惯，只是处理起来要大费周折；再加之鲁励平姓鲁不姓王，怎么证明两人之间的父女关系，也着实叫人头疼。
鲁励平表示，魂归故乡是父亲此生最大的愿望，也是她做女儿的唯一能尽的孝，不管千难万难都要办下去。
高秉涵表示，会尽全力帮她完成父亲的遗愿。
两年间，围绕老兵王海亭骨灰办理事宜的文件，一份接一份，在海峡上空飞来飞去，数量之多，在高秉涵所办理的所有骨灰案例中创下了纪录，而每一份文件的背后，都是大量琐碎的工作。
高秉涵保存的有关档案材料包括：一份鲁励平委托高秉涵办理父亲骨灰及相关补偿费的公证书，一份王海亭与鲁佩文离婚公证书，一份鲁励平是王海亭女儿的公证书，一份鲁励平委托高秉涵只领取王海亭骨灰的公证书，一份鲁励平曾用名王小丽、鲁丽萍的公证书，一份证明鲁励平的父亲是王海亭的公证书，一份鲁励平委托高秉涵到台有关机构领取王海亭户籍誊本和死亡证明的公证书。另有跟在每一份公证书后边的台湾海基会的认可证明。“做下这些公证来，鲁励平花了一万多块钱。这里求，那里拜，不少办事人员很消极，所以就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马拉松。 ”
高秉涵跟故乡的孩子在一起
令高秉涵头疼的是，即便这堆材料被海基会全部认可了，拿到骨灰管理单位，依然吃了闭门羹，理由是认定王海亭与鲁励平父女关系的证据链不完备。关于这一点，高秉涵不得不承认存在着一个环节的缺失，那就是鲁励平从没有与王海亭出现在同一个原始文件中。
怎么办？高秉涵想到一个另辟蹊径的办法。如果被列管的老兵死后名下有财产，会立马就被管理单位封存起来，其继承人要想领取死者遗款必须一同抱走骨灰，哪怕只有一分钱的遗款，也得等到三年期满，且通过严格的材料验证后，才能领出来。高秉涵想，如果王海亭所遗存款不是很多，可以单独举证领取骨灰，就会相对容易一些。而老兵身后财产的数目是个秘密，管理单位不会对外透露。高秉涵就到银行察看王海亭名下的提款记录。“如果是大笔的钱一定得纳税，现金提走了，税金还在。比方说如果交十万的税，那就表示他的存款是几千万。经查，王海亭名下的税款只有四百多块钱，那就表示他没多少钱了。 ”
高秉涵将这一情况告诉了鲁励平，问她是不是一定要把骨灰和遗产一块取出来？鲁励平很淡然，说我主要是想让父亲早日落叶归根，遗产可以不考虑。高秉涵说，你放弃继承遗产，事情就可以办得快一些。
管理单位还是咬住不放。高秉涵怒了：“人家的女儿不是来拿钱，是抱骨灰回去安葬。天底下没有一个傻瓜愿意花这么多心血和费用，最后把别人父亲的骨灰抱回家的！ ”
他又找到骨灰管理部门的上级据理力争，终得允准。
2012年4月16日，在菏泽市一家宾馆房间里，鲁励平接过高秉涵递来的骨灰坛后，伏身跪拜，抚坛痛哭。
高秉涵静默地立在一旁，任她把六十多年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都哭出来。
过后，鲁励平拿出八千块钱交给高秉涵：“高律师，要不是您费心操持，我父亲的骨灰肯定回不了家。这点钱不多，是我的一点心意。 ”
高秉涵笑着说：“你这份做儿女的孝心最金贵！你既然给我钱，我不能不收，不收你会过意不去，我就收下了。 ”说着从中抽出一张百元钞票，剩下的全部塞给了鲁励平。高秉涵说：“我要是奔着钱来做这件事，那这样挣钱太费劲了。我深知这些老哥的悲苦，同是天涯沦落人，我不帮他们完成夙愿谁来帮啊？ ”
高秉涵进入大众视野后，委托他办理亲人骨灰事宜的更多了，几乎遍及了全国各个省市。但令他最难忘的一次送骨灰的经历是兰州那次。
他说：“这是我送出的一百多坛骨灰中，唯一一位是台湾老兵的妈妈亲自接收的……”
1949年，吴全文跟随济南第一联合中学逃奔江南后，菏泽老家的父亲吴克勤与母亲胡雪梅的命运从此动荡不安。不久，吴全文辗转到达台湾，先在高雄做零工，拉三轮车，后到台北开出租车为生。
与此同时，胡雪梅与吴克勤夫妇在“文革”中遭受牵连，被强制从菏泽迁往甘肃省兰州市劳改，几番摧折，几番挣扎，最后落脚在兰州市长风机器厂，而吴克勤终因积郁成疾，带着对儿子的牵挂撒手而去。
1988年，吴全文几经打听，终于得知父母的遭遇，而且母亲胡雪梅已九十高龄，半身不遂，正在贫病煎熬中等待儿子归来。吴全文悲不自胜，号啕大哭，发誓要以最快的速度飞回母亲身边。
1991年，吴全文的探亲申请批下来了，他在中秋节前三个月就买好了机票，盼望着中秋节当天回去跟母亲团圆。
高秉涵深为这位老哥高兴，资助一万元台币作为路费，并预祝他一路平安。
农历七月间，已经离那个翘首以待的日子越来越近，但吴全文突然觉得胸部及腹部不适，饮食难进，住进台北医院检查化验，竟然已是肺癌晚期。农历八月初一，吴全文流干了最后一颗思念的泪水，抱憾而去。
再有半个月，儿子就能见到母亲了，而这半个月啊，竟让他走了一辈子，也没走到尽头！
高秉涵匆匆办完吴全文的丧事，抱上余温尚在的骨灰坛飞往了广州，他务必要在中秋节那天赶到兰州，完成这次预约中的“母子会” 。
农历八月十五，高秉涵抱着骨灰出现在了兰州机场。
满脸皱纹、白发苍苍的胡雪梅坐在轮椅上，由一个小伙子推着向他疾行而来。高秉涵疾步迎上前。他看到老人的白发被风吹揉着，一脸焦急，顿时心间涌满酸涩。来到老人面前，高秉涵单腿跪地，将骨灰坛送到老人怀里。
老人嘴角嗫嚅着，嗫嚅着，突然拍着冰冷的骨灰坛大放悲声：“儿啊，娘白天盼，夜里盼，总算把你盼回来了！虽然盼回来一堆白骨，白骨回来，也比什么没回来好啊！娘的儿哩……”
高秉涵的泪水跟着哗哗流下。
老人招呼身边的小伙子架着，走下轮椅，作势要跪下去。高秉涵赶紧扶住她，
又倒身跪下给她磕了三个头。
她说：“我得给你磕个头，要不是你，我恐怕连根白骨也见不到，你看，我这把老骨头也快去阎王爷那里去了……”
在返程的飞机上，高秉涵眼前总晃动着老人那张堆满皱纹的脸，就像他曾经看过的一幅油画《岁月的痕迹》的翻版，纵横交错，层层叠叠，该掩藏着多少人世的悲欢离合啊！而老人那句“盼回来一堆白骨比什么没回来好”的话，更是重重撞击着他的心扉，令他想到了离家前母亲的叮咛：“你要活下去，妈妈等你活着回来。 ”遗憾的是，妈妈终归没有等到他的归来。“这位兰州妈妈等到了儿子的白骨回来，而我的妈妈连一根白骨也没等回来啊……”
几十万台湾老兵身后，是几十万心碎的母亲，在某种意义上，还能被母亲亲手掩埋的台湾老兵，是幸运中的幸运，更是不幸中的不幸。亲手接过儿子骨灰的母亲，是幸福中的幸福，更是苦难中的苦难。
在高秉涵手里，珍藏着同乡老兵桑顺良写给未婚妻的一封信，一封无法投寄的诀别信。
亲爱的肖娟娟：
三十年分离，三十年相思，泪水都流干了，你还记得我吧！
1948年7月，我俩在菏泽高中毕业时，就跪地立誓，私订终身，我非你不娶，你非我不嫁。我当年9月1日考取警察学校，即前往徐州报到接受教育，约好你在中秋节过后就前来徐州会我。未料时局大变，中秋节过了，你并未来徐州，我也跟着警校迁往南京了，从此就失去了联络。
1949年初，我随校迁来台湾，最近我在台湾担任警察派出所所长任内，因健康检查发现患了肝癌，已到了末期，医生说：我的生命还有六个月就结束了。
我信守了承诺，终身未娶，但你是否早已结婚生子？或是否也在信守承诺等我？或已不在人间？
由于两岸敌对，不通音讯，这是一封寄不出去的信，也算是我的最后遗书吧！你家住在菏泽城西北肖老家村，我家住在大桑庄，我把这封无法投寄的信交给了肖老家西北三里路的小高庄的高秉涵，拜托他，如果你还活着，如果你还在信守承诺等着我，那就把这封信和我的骨灰交给你，再补举行一次冥婚吧。如果你已不在人间了，那就请高君协助，把我的骨灰埋在你的墓旁，我俩虽然在有生之年未能结为夫妻，也只有在九泉地下结为连理枝了……
因为我的生命已不久人世了，在此行将就木入土前夕，最后在哭泣中完成了这封诀别书信，我俩活着不能相见，我在活着时都在等着你，我也会死后在地下等着你……
亲爱的肖娟娟：我此刻在号啕大哭中呼唤着你，肖娟娟！肖娟娟！我爱你……永远，永远……
你的未婚夫：桑顺良泣书
1978年6月1日于台北荣民总医院
高秉涵跟桑顺良相识的机缘是因了同乡的关系。时日久了，他便对这位各方面条件都不错的老乡生出疑窦：他怎么不成家呢？许多老乡都为他操心，桑顺良总是婉言谢绝，一来二去，他便被扣上了独身主义的帽子。
直到病入膏肓的桑顺良，把这封写给昔年恋人的诀别信交到高秉涵手里，他那曾经被人猜不破的情感世界才昭然于世：他竟是这样一位至情至性的真男子！
高秉涵被信中滚烫而悲凉的文字震撼了，虽然时代的动荡是任何人都无法抵挡的，但唯有这闪耀着人性光辉的爱情，可以睥睨它，超越它，不惧风雪欺凌，不惧时光滔滔。
1978年12月，桑顺良呼喊着肖娟娟的名字含泪而逝。
高秉涵遵照桑顺良的叮嘱，根据诀别信中提供的信息，曲曲折折，终于打探到了肖娟娟的下落， ——她竟然不顾世俗的流言飞语，在肖老家村的娘家独身生活，从一位妙龄少女熬成了白发老妪。当等待成为一生的使命，品味等待里的心酸和甜蜜，就成为支撑她走下去的唯一理由。
苍天开眼，她尽管没有等回未婚夫的拥吻，却等回了心上人同样坚贞的爱的承诺。跪在高秉涵面前的肖娟娟衣服整洁，发髻一丝不苟，虽神情哀伤，但镇定自若。她望着桑顺良的骨灰坛上的照片，手指轻轻抚摸，目光里盛满年轻恋人般的爱意。
“这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子，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人生信条。 ”高秉涵对她做出了如此判断，他以试探的口吻问道：“肖女士，你也看过桑大哥的信了，他期盼补办一次冥婚仪式，不知你是否同意？ ”
肖娟娟拭干眼泪，点点头。
第二天，身穿大红袍的肖娟娟，双手将未婚夫的骨灰坛抱在怀里，在高秉涵的见证下，举办了拜天地的冥婚仪式，然后，热泪满面的肖娟娟与丈夫“桑顺良”走进了洞房……
高秉涵悲肠百结，酸泪扑簌，仿佛看到了桑顺良那张被疾病夺去光华的脸庞，在冲自己频频颔首而笑。
几个月后，肖娟娟离世，按照桑顺良的意愿，夫妻二人合葬在大桑庄，永生永世不再分开。
不久，高秉涵返乡，专程到两人墓前凭吊，对着那个已然芳草萋萋的土丘说：“桑大哥、肖女士，你们都是重情重义之人，虽然在生前不能做天上的比翼鸟，往生之后，却结成了九泉下的连理枝。桑大哥，你托付给我的事，我也顺利完成。祝愿你们夫妇永结同心，天长地久！ ”
泪水模糊了视线。视线之外，平野漠漠，草木竞荣……
每一颗灵魂的回归，无不意味着一片小小国土的归复；每一颗流浪灵魂的安顿，无不象征着个体福祉与尊严，在人道意义上的重新书写。
十三岁时，啃着一枚酸涩的石榴出逃故乡，耄耋之年，依然抱着一坛坛老兵的骨灰穿越海峡。高秉涵近七十年的归途，浓缩了千千万万台湾老兵魂归故乡的心路历程，记录了我们中华民族从撕裂到弥合的艰难进程。
铭记这份苦难，无疑是对历史最诚实的答复，对未来最美好的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