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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多年来，每逢正月十三，民间说书艺人就会从四面八方赶来，在马街村边的一片麦田里，天作幕，地为台，就地开唱，亮书写书。这是他们的“朝圣”之地，是他们的精神家园，也是一个古老的市集。这里有正月十四、十五、十六写书（即请艺人回家说书）的习俗，称为“正禄” ，十七、十八、十九为“偏禄” ，也是一年里书价最贵的日子。
几十公顷麦田里的上千名民间艺人，有的电动三轮车上摆张桌子就是舞台，有的干脆就在麦地里站着，喇叭高高挑在棍子上，或者放一个简易音响，三五步一摊，热闹至极。而周围赶书会来的村民则达几万乃至十几万，摩肩接踵，流连观书。这样的场面，“震撼”二字也难以概括。2013年，马街书会还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被认定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民间曲艺大会。
但对于马街书会来说， 2015年也是有着短暂波折的一年。
马街书会中国曲艺之乡主题雕塑
民间艺人自制喇叭
一 大风吹不散的书会
正月十二，刚踏进马街书会的麦地里，就先给马街说书研究会会长张满堂打了电话。电话那头说：“今年没有送书下乡了，人来得还没那么多。 ”心里不由得咯噔了一下。
天公并未作美。正月十三是正会，一早就刮起了七八级的大风，整个会场天昏地暗，黄土与草屑齐飞，垃圾更是嚣张地扑面而来。人人都是灰头土脸，掩面而行。
人果然少了一些。风尘虽阻住了不少观众来书会的脚步，艺人们却热情不减。60多岁的李冬梅是已经成名的说书表演艺术家，录制发行过长篇大书《杨家将》 《包公案》等，也是新乡市曲协副主席。来马街书会，她精心地化了妆，羊毛材质的红裙红帽，可很快眉毛里脸上身上就都是土了。摊位前人群一直未断，层层包围，一停下来就有人喊再来一段。一张口，有时恰好风起，吃进土来，她也只好笑笑说：“这风啊，让人张不开嘴。 ”然后继续唱。这次她也被评选为“书状元” 。
70岁的闫秀荣也被人群包围着，已经满面皱纹的老人，嗓子却洪亮如擂战鼓，一人分扮多个角色唱着。唱得好，村民们就不答应她停，她也想尽快把书写出去，就说几句希望有谁写书的来联系，再开口唱。一边唱，一边趁着停顿间隙，吐一吐吃进嘴里的土。
朝圣一样虔诚，王毡特意穿来了她参加平顶山第六届中国曲艺节时订做的演出服，一身紫红的衣服典雅庄重， 270块钱一身，“可是好东西，料子可暄（软） ” 。到书会是要占位置的，可是他们一家选择的地方最是不利，处于旋风的正中心，不久摊位前就卷来了两三米长、估计有十几斤重的垃圾。风一阵阵起，成百上千的草屑、传单、食品袋就直直地扑到他们身上去，漫天狂卷，他们却如雕塑一般岿然不动。一位姑娘站在风中挥舞着红手帕唱，王毡几个人在后边的三轮车上，或打简板，或拉三弦，或吹唢呐，好似什么也没发生。在这武侠片特效一样的场景里，王毡的好衣服也隐约看不清楚了。
有北京的专业歌手第二天看到照片后脱口而出：“这样的环境里我们肯定不敢开唱的，嗓子肯定会坏掉。 ”民间艺人们的嗓子，却如同这原野一般辽阔而粗粝。没有谁抱怨这倒霉的天气。刘秀梅和老公今年第一次赶马街书会，衣服头发里落了一层黄土，还乐津津地表示：“来了以后感觉好得很！场面很好。今年第一次来，也没带音响，明年带！ ”这些朴实的农民，到书会上连十几元一顿的午饭都舍不得吃，带给人的不仅仅是感动。
与往年不同的是，不少艺人们胸前多了一个号码牌，那是参评书状元的标识，摊位前却少了一个写着“帮扶单位”的红牌子。今年果然没有送书下乡了。
送书下乡是2006年以来的书会新措施。为了鼓励民间艺人上会，宝丰县委县政府分派给各机关单位写书指标，负责为上会艺人联系演出场地，并支付费用。今年没有政府帮扶送戏下乡，且黄土漫天，表面看来，人少了，今年书会不如往年。就像突然被断了干粮，一些艺人也有不满和怨言。实际走访起来，书会却并未因此颓丧，反而有昂扬之势：
往年赶会的村民多，人挤人，很多都是赶个热闹，今年不少摊位前却围满了忠实的观众，叫好声此起彼伏；往年赶会的艺人也多，有的唱一段，没有听众或者因为已经确定要送书下乡，就停下来了，眼神中多是茫然，今年一些摊位却一直未停，乐声嘹亮，兴致颇高。重要的是，很多艺人写书都写出去了。不似去年，问十家，除了送书下乡的，倒有八九家灰心丧气回答没写出去。
上河村董庄一组村民齐建文原来在宝丰老汽车站跑运输，退休后捡起了说书的爱好。书会这天一家开着电动三轮车来到会场，还没开张，就有人来找了，定好说书时间，就着三轮车车帮，找张纸留下电话，这事就算定了下来。齐建文眉开眼笑，“俺写得便宜，一千块钱三天，不是为了挣钱，就是为了玩玩” 。往年他也写出去过，书价一千多或两三千不等。
王毡从还是小闺女时开始，唱了多半辈子戏，出嫁后家里活计太多，又要带孩子，停了些年，后来又开始唱，一开始上书会，就赶上了送戏下乡，送了十几年。送戏下乡时，单位写的都是正禄，一般民众请说书大多只好请正月十七以后的偏禄，写书也是写偏禄。没有了送戏下乡，正禄也可以往外写了。王毡说：“上级扶持咱，更好；上级不扶持咱，咱靠自己来。 ”正月十二到马街了，下午就写了出去，定了两个人唱三天，书价待议。
连续来马街书会39年的周翠莲，像去年一样住在了村里的关帝庙中。马街书会之前，她已经在高庄唱了六天，马街书会之后，鲁山还有六天的活儿等着她。人家请她正月十五这几天说书，她说不中，我得赶赶马街会，跟老朋友见见面，专门腾出时间来赶会。去年一年，周翠莲也说了五六十场书，一场三天或者六天，钱少的给六七百块，有钱的给千把块。
当然也有没写出去的， 68岁的赵圪垱村李运德， 42岁的关庙杜村女艺人王转，还有去年就没写出去的“独行侠”韩明海等等，都没有写出去， 67岁的老汉上官亮早早就收摊，准备“回家喝汤”了。这也难以掩盖黄沙中书会绽放的光芒。
据县里统计，今年艺人来了256棚，1038名，比往年少了数十棚。张满堂的话印证了记者的印象：“人都说今年书会不中，其实今年形势不错。 ”没有送书下乡，看起来是场子摆得小了，人也没那么多了，但是水分小了，滥竽充数的少了，摆样子的少了，好唱家就出来了，“书会本来就是一个大竞艺场，你看摆个摊人唱得可欢，去年人多，但是没有今年唱得卖力” 。在马街生活了六十多年，看着书会长大，后来又成立了马街说书研究会，张满堂对马街书会有着深厚的感情和长久的思考，他总能站在艺人兄弟们中间，说出他们自己说不出看不清的处境。
二 华袍难掩瘦骨，阳光下也有阴影
几百年来，书会一直依靠民间自发组织，有着自己的文化传承体系。近些年书会在政府的主持下，看似风光，实则依旧萧条，而今年书会却似有了转机，原因到底何在呢？
政府的投入并不少。书会旁边建起了中华曲艺展览馆，建起了民俗园区；每年承办大型专业曲艺比赛，接待全国各地的曲艺演员；书会上也有政府工作人员登记的摊位和他们挨摊找艺人登记身份信息的身影；他们也尽力维持着书会的秩序；也有一些单位组织了自己的小舞台，普及知识和政策；还有今年取消了的持续了十几年的送书下乡活动，以及已经办了两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所……
可是散落各地的民间艺人的生存状况并未因此就改善许多，他们依旧没有多少生意可做，大多靠务农打工来维持生活，年轻人依旧不愿意学，说书还是后继无人。几年来都有声音在说：政府的钱没有用到“点子”上，民间艺人才是书会的核心，没有艺人，就没有书会。
这个古老的集市，如同每年打的一剂针药，如同每年燃放一束烟花，承载着他们的希望，承载着一个传承了几百年的民间文化传统的命运。
66岁的王顺说书小有名气，有一年日本人做民间说书调查还专门找到他家。王顺跟着送书下乡也有三四年了。头一年，三个人送书，说好的是两千块，拿到手里是一千八，单位里抽走了两百块。王顺不愿意了，第二年就退出了送书的队伍，自己写，写出去三千二。但是又觉得自己往外写太费劲，而且也有写不出去的可能，后来又报名继续送书下乡。去年送书，王顺抱怨说，“中间给俺坑得太狠了” ，今年没有送书下乡，即便是有，他也不想送了，还是自己卖，他相信自己的说书水平，给的价钱低就不去。
据艺人们反映，像王顺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说好的钱数被雁过拔毛，艺人们又不敢多说话。他们用了一个浇地的故事来比喻：这里一片树，快旱死了，只有浇水才能活。政府也考虑到了，于是打井修渠花了好多钱，一切都弄好了，水放上了，可是水少渠干，水都被渠洇走了，或者渠烂了，水流到沟里去了，树还是干的。
比吃回扣更严重的问题也隐藏其中。一些扶持单位与艺人形成了“默契” ，单位要应付上级摊派的任务，艺人要拿钱，于是早早双方沟通好，艺人不用来上会，或者上会只是摆个样子，拿了钱其实也不送书，双方省时省力。有些人本来不会说书，或稍会一点，可是通过关系，也算进了帮扶的名单。乃至还有一些和单位关系密切的人成了书贩子，像黄牛一样，手里掌控着十棚二十棚的帮扶名额，再倒卖给艺人，从中牟利……
好心未必成好事，劣币驱逐良币，一些好唱家也难免为不如人而灰心：“人家书会是送书下乡嘞，跟俺又没关系，人家把地方都占完了，俺去了又没有好地方，还是不去了。 ”一个古老的集市上存在多年的市场秩序就这样被打乱了。所以也有艺人说，没有送戏下乡看着是坏事，其实也是好事，马街书会又回归到了它的市场功能，“还是尊重市场好，大家凭本事卖书吃饭” 。
河南师范大学做地方音乐理论研究的吉莉老师，也带着她的学生来书会取经。这次她也去过了张满堂的“艺人之家” ，看到了艺人们住的大通铺，深感马街说书研究会作为一个民间团体，做得很好。吉莉也看到了政府的一些作为，比如修建标志性建筑、组织比赛等，认为钱投入得不少，做得也不错，但是针对艺人本身的措施没起到多大作用，“我觉得关键还是，把艺人的吃住安排好，让艺人的费用也能得到保障，这样明年来得会更多一些” 。她也看到了送书下乡中的一些漏洞，谨慎地表示，送书下乡应该有一个监督体制，比如需要各事业单位写书，艺人们到底写了没有，去唱了没有，有没有来会场，等等。“总之，政府的资助和后续监督都跟得上，会更好一些” 。
宝丰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金晓辉也说，送书下乡中确实有艺人们弄虚作假的情况，政府也成立了督察组，跟踪服务对象送书进展，直到他们唱完。不过，他也指出，艺人来书会是为了爱好和信仰，“送书下乡是锦上添花，不是雪中送炭” 。同时，送书下乡受民间艺人欢迎，今年他们也在想办法治理不良现象，计划明年恢复这项措施。
为了让说书后继有人，得以传承，自2013年起，宝丰县政府还设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所，招收传承人，全县共86家，大多数与说书有关。据宝丰县委的工作人员介绍，县文化部门每个月都会走访这些传习所，视其工作情况来发放补助。说起来，这本来也是一件好事，可是也出现了“罗生门” 。
程大叔家里也发了传习所的牌子，镇上给了他一千块钱，算买桌子椅子等的布置经费，后来派人来检查了一遍，就再无消息了。传习所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在传习说书，大叔说，“有啥传习所，又不给请老师，又不给经费，怎么传习？ ”“上面”来人要看传习所，县里就会往下打电话提前悄悄安排：找几个艺人，几点钟到哪个传习所，赶紧打扫卫生，嘱咐好怎么接待，谁唱哪一段，领导来了该怎么说，等等。领导到了以后坐下一看，咦，这不赖啊，唱得怪好，高高兴兴走了。走了以后，负责人就给参与的艺人发点钱打发了，近处的，给你五十，他远一点，给一百，走人完事。下次再检查再通知，如此照搬。程大叔说，哪次让专家不吭气自己下来检查一次，他就什么都知道了，可是这事也没谁能做到。
张满堂也肯定搞传习所是保护说书传承的好主意。如今肯学说书的年轻人少，一是学说书难，二是说书不如打工更挣钱；而会说书的人，一年没有多少机会说，放得久了就生疏了，一些曲调也就失传了。传习所可以提供一个好的说书场所。假设每个传习所每年补助两三万，传习所就可以维持正常运转，经常唱。这样十年之后，唱得好的人也会多起来，节目的数量和质量也会慢慢提升。对此，张满堂很憧憬，也很有信心，“就像车轱辘一样，它转不动了，你给它上点油，它就又转起来了，这样转着传染着，越转越轻松，传习所的效力慢慢就出来了” 。
问题就在于，相关部门并非没有人思考马街书会的长远发展，但一些领导更关心的可能是在任有几年，这几年间做哪些事情能让政绩一年两年内很快显现，既然传习所要至少十年才能见效果，还也许不见得有效果，那么，他手里的“油”就不会上到传习所上去。
三 为什么一位老农眼里饱含泪水？
眼见它破吉尼斯世界纪录，眼见它人多繁华，外人道是春光大好，却未知棉布衣袍下是嶙峋瘦骨，夕阳温柔已近黄昏。
无论情愿与否，时代是一列高速前进的火车，很多民间文化被甩在了它远去的烟尘之中。
不久前一位北京来的专家在县委宣传部的陪同下来找张满堂，特意把张满堂拉到麦地里，问他这样下去马街书会还能延续多长时间？专家认为估计再过五六年就不中了。张满堂告诉他，再撑十年没事。毕竟还有老艺人们在。何况，历史都有惯性，已经传承了几百年，不会一下子断掉，“就像火车头出毛病了还能惯性地往前冲一段路，而现在，马街书会已经在惯性里边了” 。
张满堂说，说书早已进入了恶性循环。市场萎缩，请书的人家少，艺人生意少，就不会再搭功夫练和学了，戏也生了，这样反过来人家就更不爱听你说书，演出机会更少，年轻人不愿意介入，创作人员也不再介入，“它就只能像羽毛一样，一卜棱再一卜棱，往低谷的深处跌” 。令他伤心的是，民间接待艺人、请艺人回家说书的这种本地特有的形式，“几乎不可挽救” ，因为农村里邻里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像从前那样，谁家有红白喜事都要放下一切去帮忙，请艺人回家还有交流感情的作用，现在都利益为上，没有人家肯花钱招待艺人了，招待叫谁来看呢？生活民俗在变，一切都在变。“书会走到这一步，不是人为地造成这一步，是社会发展得太快了，这民俗的、传统的东西它没有时间反应，跟不上” 。
时代、政治、经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换，都在影响着书会和说书人的命运。可是这并不意味着没有保护的可能性。张满堂心怀希望：所谓物极必反，市场小了，唱家也少了，物以稀为贵，没准再过几年戏价就长起来了，现在书价一千的，那时可以涨到三千，现在三千的，那时可以涨到六七千。书价一高，就会有人来学，说书艺术就不会失传。“说书市场发展到这一步，已经很脆弱了，只剩一根筋了！如果人再折腾它，咔登就折了” 。
怎样挽救书会？有的艺人安于政府组织扶持，认为没有政府管，书会疾患会更重；有的艺人则期待书会回到民间，回到传统，政府不再全包全揽做“保姆” ，而是真正对市场起引导、扶持作用。这本不是一场政府与民间的博弈，而是双方合力在推动书会这辆大车，只是在某些方面，政府与民间缺乏真正有效的沟通。一位普通的乡村艺人也说：“书会是有根的，根不在政府身上扎着，扎在哪儿？它在民间扎着嘞，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扎着嘞。 ”
“民间艺人要代代传承，办书会的人也需要代代传承。 ”在张满堂的记忆里，过去是周围几个村共同办书会，统统都叫马街人，大人小孩都有主人翁意识，办书会本身就是一种民俗。老一辈人知道书会怎么来组织，怎么敬神，怎么来接待远方来的客人，谁说一句书会不好的话，可能感情上都不接受。这些年来政府为了保护书会，承担起组织书会的责任，一方面为书会发展提供了保障，但也带来了副作用——年轻人越来越没有参与意识，越来越对书会没有感情，好像一说办书会，就是政府的事情，“政府年年拿钱办着嘞，咱不管” ，办会民俗几乎也面临断代问题，而政府总在背着担子，时间一长就无法放下。如果哪一天放下了，这一代年轻人已经不知道怎么办书会，这个传承就断了。今年会场的垃圾格外多，县委县政府已经成立了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可是挡不住风大人多。假如村民们有一点主人翁意识，也许他们不会允许垃圾那么多。
“要真正保护书会也不难。 ”政府投入了几千万在书会上，在张满堂的构想中，维持书会发展，每年只需要五十万。五十万里，拿出三十万给村民们，占了人家的麦地，多给一些补助，老百姓就会主动来维护书会秩序，慢慢地重新培养起
主人翁意识。还有二十万，十万块恢复书会的民俗活动，比如对戏（两台大戏对唱） 、火神社和三皇社，还有十万给民间草根艺人，只要来书会的艺人，都解决食宿交通等问题，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要把草根艺人敬起来，善待他们，别看他们穿得脏兮兮的，唱得也不老好，几百年文化的根就是通过他们传承起来的” 。
同在宝丰的赵庄乡，以前有个大河滩，河滩里长了好多杨树，那里的人爱戏曲，逢五逢十就聚在河滩唱戏。十年前张满堂去过两次，第三次去的时候，河滩承包出去了，树已经被砍光了，唱戏的人也就不在了，“掏多少钱，这个树不应该让砍，现在这个文化就没有了，就像湿地没了，鸟飞走了一样” 。他还带他的同学去看过一次，回来的路上，同学告诉他：将来咱们的说书会跟他们一样，都会被时代淘汰。他问：一定吗？同学很肯定地说：一定。同学话音落地，张满堂的泪就流下来了，心里很不得劲，到家以后越想越难受，就哭起来，莫名其妙的伤心。
坐在自家菜地里，看看身后他自费为艺人们搭建的一排十几间房子，满头白发的张满堂眼眶又红起来，不由得哽咽：对书会有感情是一方面，再就是觉得，你跟这块土地一起生活了好长时间，就这几年，社会发展得太快，你有感情的这些东西突然要消失了…… “要长出这些文化非常难啊，要经过多少代人的聪明智慧积累演变，才能长出来这一束花，很好看的一束花，可是现在不经意间就要没了，感觉着一种悲哀，你说这社会为啥要发展得这么快啊？ ！ ”
为什么社会发展得这么快，为什么一位老农眼中饱含泪水，十年前的泪一直流到今天？马街书会未来到底会怎样？
也许，时间会慢慢给出答案。
（注：部分内容应受访者要求采用化名或未出现受访者姓名）
拍拍头上的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