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古都焕新姿

　　画家杨留义，河南人。因出身贫寒，而愈加励志奋发。他为人热情、豪爽，常怀感恩之心。画如其人。他的山水画有北派山水的特点，追求大构图、大开合、大气势，不为斩刻之形但求雄浑气象。他曾求学于南艺，深受南派山水滋养，因此作品又有浓郁华滋，氤氲隽永的意趣。以北派为骨骼，南北交融为血肉肌肤，成为他艺术创新的路向。

　　近年来，在中国城市化大潮涌动，生态意识、文化传承意识觉醒的当代现实的激荡之下，杨留义又倾注于城市山水画的创作。城市山水画既具有山水画创作的共性，又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在城市山水画中，人文景观往往占据主体地位，自然景观通常成为主旋律的背景音响。而杨留义在创作中费尽巧思，设法使两者虚实互化、相映生辉，互为帮衬、相得益彰。

　　历史文脉能体现城市的历史厚度和根基，而文化气质既是一个城市的格调又是其魂灵。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特有的个性风貌：建筑风貌、道路风貌、空间格局风貌、生态形态风貌、文化风貌等。比如杨留义以拉萨为题材创作的《天骄西藏》 ，以杭州为题材创作的《最忆是杭州》 ，就各有特点，各具独特的文化情调，突显出不同的城市个性。为营构不同城市相异的人文意象，画家所施用的笔法、色彩、构图，乃至透视方法都差异悬殊：《天骄西藏》笔法苍浑凝重，以丹砂重彩为主调，以仰视加俯视的手法描绘出布达拉宫的巍巍崇高、西藏神秘的宗教气氛； 《最忆是杭州》则拟用元人松秀活脱之笔意，水墨青绿之设色，平远、深远之章法，描画出江南特有的清润灵秀气象，西湖、钱塘、运河映照中的三潭印月、雷峰塔、六和塔、保俶塔，述说着杭州故事之城的文化诗情和历史意蕴。

　　创作城市山水画，画家必须要深刻了解这座城市的历史与当代，了解其文化性格，仅仅依靠浮光掠影的对景写生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不能说宋人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就是一幅城市山水画，但张择端确确实实成功地把握住了宋代京都开封的城市风貌特征，建筑、道路、生态以及空间格局的风貌和开封特有的文化意象，具有浓郁的人文情调。如今宋代的开封古城虽早已不复存在，但这幅巨构却给后人留下汴京古都的历史镜像，成为后人认识宋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社会生活形态的百科全书，弥足珍贵。有论者认为这是一幅现实主义的社会风俗画，也有论者说这是批判现实主义的，但这不是本文所关注的论题，本文仅从城市山水画创作的视角来观察、汲取其创作经验。从城市山水画的视角来说，这幅画具有不可取代的经典意义。画家杨留义曾专心研读再三。

　　城市山水画要能画出历史维度、文化情致、现代风采，将历史的苍茫感与现代的生机蓬勃、历史的深厚内涵与现代的人气兴旺相互交融，创生出古今中外精神交汇的新画卷，让人在欣赏城市之美的同时，获得一种民族文化的自信与自尊，并为今人所创造的历史新高度而精神振奋。历史文化的陶冶与滋养，亦能起到养心、遣怀、逸兴的作用。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端定位的历史性新创造，又让人心胸开阔，为中华的复兴而豪情满怀。立志于城市山水画的创作者，应热情满怀地与新城市的建设者们相呼应、相同步。杨留义以郑州为题材创作的《中原古都焕新姿》 ，就以山水画的造型语言把郑州东区的新风貌、新气象做了热情洋溢的艺术表现。

　　作为人文景观的建筑，犹如一部史书，镌刻着民族的文化记忆，犹如交响乐章，体现着民族的审美观念。中国建筑和生态相结合，营构出独特的东方之美的绘画境界，体现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中国建筑与欧洲建筑、伊斯兰建筑并称世界三大建筑体系。在城市建设中曾出现丑怪的“奇葩”乱象，反映出民族文化自信的迷失、价值观的混乱。创作城市山水画的画家，不但要有画好建筑景观的功夫和笔力，而且要具有对建筑文化内涵的深刻认知。这不但折射出城市山水画创作的特殊性，也反映出创作的难度和深度要求。

　　中国古代造城讲究依山傍水，水在城中流，人在绿中行，家家都在花园中。中国园林设计也讲究借景、造境，追求诗意的生活、诗意的栖居，这是中国人的文化追求和文化品性。所谓“半城山色半城湖”“街衢巷陌藏桃源” ，都是对宜居之城的期许和诗化表达，而这正为城市山水画的创作提供了艺术灵感的源泉和绝佳的素材。城市山水画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人文意象的创生和诗意画境的营构。从杨留义的《羊城吉祥》 《十年辉煌》 《清风灵境——宝鸡》 《江南福地常熟》 《承德胜境》 《燕山览胜》等创作的构意、构图可以看出画家对城市人文意象和诗意画境的孜孜追求。

　　中国现代城镇化建设、城市现代化的转型升级是中国梦的伟大组成部分，当代历史创造者的创新精神和非凡创举理应得到城市山水画家的热情呼应。城市山水画创作也应与全民共创时代之伟业、共铸民族之辉煌的时代精神相联系、相共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