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桥集》  汪曾祺  著
作家出版社  1994年9月出版

　　《蒲桥集》是汪曾祺生前出版的一册散文集。我买到汪先生的这册散文集系作家出版社1994年9月第2版，且已是第二次印刷，共5000册，可见其时很受读者的欢迎。汪曾祺生前出版的诸多著作中，这册《蒲桥集》系最可让人称心的几册之一，无论在内容、编排，还是在装帧、开本和版式等方面，都堪称佳品。此册收汪曾祺散文63篇，包括书前的《自序》一篇和书后的《自报家门》一篇。在汪曾祺的散文创作中，此书虽是他的散文作品第一次集结，但也已基本将汪先生的散文佳作纳入其中，诸如《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 《星斗其文，赤子其心》 《翠湖心影》 《跑警报》《故乡的食物》 《葡萄月令》等名篇。这册散文集列入作家出版社策划的“四季文库” ，封面采用黄色，书名“蒲桥集”三字应系集自魏碑，封底还有一个瓦当鱼形纹，颇增古朴清雅之趣。全书21.3万字，定价8.15元。我的这册系从孔夫子旧书网上的书店购得，据说河南一家出版社将以精装的形式再版此书，但我对于这个初版本依然是特别情深。

　　我买过汪曾祺生前与身后的各种集子，但后来逐渐认识到收藏和研读其生前著作初版本的意义，于是便从网上购买了汪先生几乎所有生前出版的著作。老头儿生前出版的各类文集，我自己最喜欢的就是这册散文集《蒲桥集》 ，其次则是喜欢他的文论集《晚翠文谈》 ，另外两册小说集《晚饭花集》和《孤蒲深处》也为我自己所偏爱。我读汪先生的这册《蒲桥集》 ，有两个让我倍感惊讶的地方，其一是此书封面上印有一段关于此册散文集的介绍语，极具文采，也可看作是一篇绝妙的小品文章。后来读其子汪朗在《老头儿汪曾祺》一书中的回忆文章，才得知此段文字系汪先生应出版社编辑的要求所写，故而可看作是他的一种自我评价：“齐白石自称诗第一，字第二，画第三。有人说汪曾祺的散文比小说好。虽非定论，却有道理。此集诸篇，记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虫鱼、瓜果食物，皆有情致。间作小考证，亦可喜。娓娓而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态。文求雅洁，少雕饰，如行云流水。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 ”

　　此册散文集另外一个让我颇为吃惊的地方，乃是汪先生的《自序》 。这篇文章大约不到2000字，但已把自己的散文观、此书的缘起以及书名的来由均讲得清清楚楚。更为难得和让我惊讶的是，汪先生在这篇《自序》中，还谈及了中国古代散文的传统和当前散文的现状，可谓极具见识。特别是谈及中国散文的传统，仅二三百字便已道尽，乃是大家手笔也。此种胸怀和气魄，我还是初次见识：“中国是个散文的大国，历史悠久。 《世说新语》记人事， 《水经注》写风景，精彩生动，世无其匹。唐宋以文章取士。会写文章，才能做官，别的国家，大概无此制度。唐宋八家，在结构上，语言上，试验了各种可能性。宋人笔记，简洁潇洒，读起来比典册高文更为亲切， 《容斋随笔》可为代表。明清考八股，但要传世，还得靠古文。归有光、张岱，各有特点。‘桐城派’并非都是谬种，他们总结了写散文的一些经验，不可忽视。龚定庵造语奇崛，影响颇大。‘五四’以后，散文是兴旺的。鲁迅、周作人，沉郁冲淡，形成两支。朱自清的《背影》现在读起来还是非常感人。 ”

　　汪曾祺的这篇序言作于1988年6月10日，他在序言中强调道：“但是近二三十年，散文似乎不怎么发达，不知是什么原因。其实如果一个国家的散文不兴旺，很难说这个国家的文学有了真正的兴旺。散文如同布帛麦菽，是不可须臾离开的。 ”在分析完当前散文的形势后，他对于散文的衰落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其原因之一，“可能是对于传统重视不够” 。而他认为当代散文创作的一个弊病，便是“过分重视抒情” 。他进一步强调说：“散文的天地很广阔，因为强调抒情，反而把散文的范围弄得狭窄了。过度抒情，不知节制，容易流于伤感主义。我觉得伤感主义是散文（也是一切文学）的大敌。挺大的人，说些小姑娘似的话，何必呢。 ”为此，他最后道及自己的散文观，乃是：“我是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的，但有时恐怕也不免‘为赋新词强说愁’ ，感情不那么真实。 ”汪先生还是聪明，批评之余也不忘记为自己留有一定余地。

　　我读汪先生的散文，很赞同其对于散文的意见，乃是要回归传统，如此才能使散文更有咀嚼的滋味；其二是力戒抒情，为文平淡自然，这样才能更具亲近的可能。近来偶翻李陀的一册新作文集《雪崩何处》 ，其中有一篇谈论汪曾祺散文的论文《汪曾祺与现代汉语》 ，竟引起了我的兴趣。李陀本系上世纪八十年代享有盛誉的文学批评家，也与汪曾祺熟悉，但我读其文章中的观点，也颇觉有趣。李陀认为汪先生散文语言之佳妙，乃是在传统上有接续，受归有光和张岱等人的影响，而在现实中，汪先生又能在民间语言中寻找生命力，并受到沈从文和赵树理的影响，故而能够在两者之中有机融合，由此产生了一种优美、文雅又充满鲜活和蓬勃生命力的现代语言，而这种语言，李陀认为乃是十分区别于流行中国近半个世纪的官方文体，故而在他看来：“汪曾祺在现代汉语写作中进行的种种实验显然都是有意而为，但是，老头儿大约没有想到，在他的语言中做的事情还有重要的文化政治方面的意义。 ”李陀此论，虽有新意，但我觉得还是有些差强人意，乃系一家之言罢了。

　　倒是我读过李陀的这篇文章，发觉其中有一段评价文字，谈及他读《蒲桥集》的一个细节，十分生动，也才真正令我见识了李陀作为鉴赏家的才情，也是可作为研读汪先生散文的一个上好的文学补注：“汪曾祺外表谦和，给人以‘心地明净无渣滓’的印象，但实际上骨子里又好胜又好奇。有人若不信，只读一读他在1982年写的《桃花源记》 《岳阳楼记》两文，就不会认为我是瞎说。当年在《芙蓉》双月刊的目录上一见这个题目，我真是吓了一跳，且深不以为然：这老头儿也太狂了！用现代白话文再写《桃花源记》和《岳阳楼记》 ？但当我一口气将这‘二记’读完之后，竟高兴得近乎手舞足蹈，那心境如一个游人无意间步入灵山，突然之间，眼前杂花生树，春水怒生。不久后我见到汪曾祺，问他： ‘汪老师，《湘行二记》你是有意为之吧？ ’汪曾祺不动声色地反问：‘怎么了？ ’‘那可是重写桃花源记和岳阳楼记，这事从来没人干过。 ’汪曾祺仍然声色不动，眼睛望向别处，默然不答。我以为老头儿要回避问题，不料他突然转向我调皮地一笑：‘写了也就写了，那有什么？ ！ ’汪曾祺就是这样一个人。 ”关于李陀提及的这两篇散文，我之前并未太多关注，重翻《蒲桥集》 ，发觉两文合名为《湘行二记》 ，且均作于1982年1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