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症监护室》  周芳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5年12月出版

　　在当今信息时代，作家怎样有效地处理自身与复杂生活的关系，是一个越来越值得关注的话题。绝大多数作家都是依靠媒介信息，坐在书房里从网上、报纸上搜罗各种资讯加以想象和虚构，书写时代图景；还有一些作家依赖个体经验，回归内心、回到自我，在“私人写作”中试图对“人”及其生存困境有所发现。这样的写作方式自有其合理性，也创作出了不少优秀作品。但是，前者的冷眼旁观、蜻蜓点水，常常导致细节的虚假和情感的苍白；后者的自我中心、坐井观天，往往导致格局狭小和无病呻吟。当作家完全退守书斋之后，其创作很容易变得不接地气，既不能敏感把握时代脉搏，又难以穿透时代本质。在这种不及物式的写作中，作家仅仅是生活的观察者、记录者和思考者，而缺失了更为重要的“参与者”身份。面对一个急剧转型、冲突激烈的时代，一个作家如果总是高高在上、侧身事外或者冷眼旁观，那么，无论是他的赞美或者批判、呐喊或者低吟、愤怒或者怜悯，都难免会流于肤浅、苍白、空洞和冰凉，甚至流于虚假。因此，作家如何回应生活的挑战，不止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伦理问题。

　　青年作家周芳没有受到时风的影响，而是自觉地以一种积极“介入”生活的方式进行着她的写作。她花了一年多时间在ICU病房做义工，写下了几十万字的日记，最后创作出长篇非虚构《重症监护室》 。这部作品出版后被众多报刊转载，并且进入了阅读排行榜，获得了热烈的社会反响，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我们常常感叹文学失去了读者，其实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作家“失去”了生活。

　　《重症监护室》的文本形式比较独特，以日记的方式展开，从不同侧面生动地记录了重症监护室中的人物和故事。重症监护室是一个特殊公共空间，有一定的私密性和神秘感，既集中体现着医学的专业性，也具有社会学标本意义。它像一个万花筒，人世间的各种灾病、苦痛都在这里集中呈现，社会上的种种矛盾，譬如医患纠纷、社会养老、医疗保障等问题也在这里多重折射，让我们深深领悟到，“死亡教会人一切” ；它像一个放大镜，让我们强烈地感受到社会的不公、亲情的缺失以及物欲对人心的侵蚀；它更像一块试金石，让我们思考生命的尊严，思考活着的意义，更加珍惜“活着” ，学习“向死而生” 。从阅读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日记的方式具有独特的叙事效果，能够满足读者的“窥视”欲望。这部作品具有“双重窥视”的特点：一是对于重症监护室里病人、医生、家属活动的“窥视” ，二是对于作家、义工、病人“周芳”的生活以及心灵世界的“窥视” 。前者让我们获得诸多与医学、护理相关的资讯，由一孔而窥社会万象；后者无论是日记还是补记，既可见“周芳”的生活与性情，也可见一位作家直面自我、直面人生的自省精神以及敏于思考、努力追问的勇气（当然，这种追问所抵达的深度还需要提升） 。这种独特的文本形式源自作家对于生活的独特“介入”方式，它既让“窥视”得以实现，也凸显了叙事的真实感。由此，文学显示出“真实”地介入社会、介入人生的力量。

　　周芳在重症监护室中生活了一年多时间，以女性作家特有的敏感、细腻，捕捉到了日常生活中许多别具感染力的细节。托尔斯泰说过：“艺术起源于一个人为了要把自己体验过的情感传达给别人。 ”周芳笔下传达出的怜悯、痛惜、悲伤和关爱，往往具有“切肤之感” 。她在刚进ICU时这样写到，“趁着护士们不注意，我没有戴手套，直接将手紧紧地贴在刘浩云的手上、胳膊上。他的体温一缕缕传过来，我屏住呼吸，贪婪地感受着温热。……我只想感受刘浩云的体温……体温让我感到安宁。 ”这个细节颇具象征性，它似乎要告诉读者，这不是一部“观察日记” ，而是一部“体验”手记。病人刘浩云的体温传递到作家身上，又透过纸页散发出来，让读者体验到“在场”的真实，也感受到作家心灵的热度。在给刘浩云做护理的时候，“我特别喜欢看他的眼睛，这是我在科室里最愿意看到的一双眼睛。不呆滞，不木讷，也不悲伤，十九岁的生机一点点充溢在眼神里” 。这当然是生活写真，同时也是“对象化”了的文学描写。作家还细致地记录了重症病人、耄耋之年的张玉芬和老爷子欧阳顺达之间的绵绵情意，他们借助“两颗话梅”撒娇、调情，让人哑然失笑而又为之心动。像这样的生动细节，枯坐在书斋里是绝对想象不出来的，它只存在于热气腾腾而又意味隽永的生活之中。

　　阅读周芳的《重症监护室》 ，我不由联想到了柳青。不久前出版的《柳青传》 ，详尽地披露了他在黄甫村生活和写作《创业史》的许多细节。柳青不是走马观花地到农村采风，也不是急功近利地搜集写作素材，他首先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农民，切实地参与到了农村生活之中。他不仅进行着纸上文学世界的建构，而且在现实中始终关注着黄甫村的各种问题，不遗余力地推动着乡村建设。正是由于全身心地“介入” ，柳青获得了不同寻常的生活体验，最终写出了能够深刻把握时代本质的巨著。从《柳青传》我们还可以看出，作家要真正“深入生活”其实是颇具难度的，不仅要克服物质的困难、突破情感的障碍，更要有扎根下去、融入其中的能力。而今重说柳青，我们不免感叹，一种可贵的写作伦理正在普遍沦失——作为一个有追求的作家，必须满怀真诚和爱心、勇敢地介入生活。周芳到重症监护室坚持做义工，在一定程度上，可谓是对这种写作伦理的继承和坚守。作为一位青年作家，她对于如何处理作家自身与时代的复杂关系做出了一次成功的尝试。这也为她将来将写作视野引向更开阔，将人生追问引向更深邃奠定了坚固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