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任芙康先生打电话来，说《文学自由谈》创刊30周年了，他们想要纪念一下，希望我能写一点“假装祝贺”的东西。
我很爽快地答应了下来。能为《文学自由谈》写点表达庆贺之意和感念之情的文字，“不敢请耳，固所愿也” 。
屈指算来，从我第一次在《文学自由谈》上发文章，迄于今日，也有22年了。然而，往事依稀，恍如昨日。古都长安的冬天，其实并不很冷，玉兰树上落着一层薄薄的雪花，玉兰花在银色的枝头悄然绽放，在疏朗的枝桠间，有几只麻雀跳来跳去，叽叽喳喳地啁啾着；朝南的办公室像春天一样温暖，干净明亮的阳光，从窗外照了进来，洒满铺着稿纸的书桌。周末的校园，行人稀少，显得特别空旷和安静。我给《文学自由谈》的文章，就是在这温暖而安静的冬季周末里，写出来的。稿子写竣，便塞进信封，寄了出去，连复印稿都没留一份。 《文学自由谈》的编辑，我谁也不认识，也没想找谁搭桥牵线。然而，很快，我的稿子就发出来了，而且，还是两期连着发。
我的文学批评，从一开始，大概就是所谓的令通人雅士不屑、令著名作家不悦的“酷评” 。刊发在1993年第一期上的《 〈习惯死亡〉 ：粗鄙肤浅的文本》 ，是批评张贤亮长篇小说的趣味和格调的；刊发在第二期上的《小言中国当代文学批评》 （原题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小言》 ，那时痴迷王国维，这篇文章的题目，就是照着他的《文学小言》仿造的） ，是替王蒙的《坚硬的稀粥》辩护的；刊发在1994年的第三期上的《既小且好的〈市井人物〉 》 ，是赏析冯骥才发表在《收获》上的短篇小说的。
后来，因为要考博士和读博士，要泡图书馆和写论文，就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来写批评文章了。直到新世纪，我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以后，才恢复了与《文学自由谈》的“组织关系” ，继续给它写起了稿子。十多年下来，我在它上面所发表的文章，具体数字，因为手头资料不全，难以统计，但约略言之，数十篇总是有的。
为什么会在它上面发表这么多的文章呢？因为，给《文学自由谈》写稿子，我有一种特别自在的感觉，有一种文字和精神获得双重解放的快乐。这份杂志给了你极大的自由空间：问题该怎样提，分寸该怎样拿捏，话该说到什么份上，如此这般的麻烦事情，你都不用花太多的心思，费太多的周章，只要不是乱打棍子，胡说八道，那么，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其实，说了归齐， 《文学自由谈》之所以吸引我，是因为它有任芙康这样一个热情、率性、幽默的好主编。任芙康是军人出身的文人，是长期生活在天津的四川人，所以，他的性格里就具有文武汇通、南北杂糅、庄谐并出的特点。他在《勇敢的书生》 （刊载于《中华读书报》 2014年8月6日）一文中评价《文学报》总编陈歆耕说：“书生可敬，往往象征学问和教养。因此，仅有冲天豪气，欠缺书生气质的人，不宜交往；但徒具书生派头，实则八面圆通之徒，更不宜交往。陈歆耕有书生的儒雅，有军人的耿介，二者兼备，天赐贤良，故而值得结交，适于仿效。 ”其实，这也可以看作他对自己人格的一种描述。是的，他从来就不是那种“八面圆通之徒” 。他像军人一样，直来直去，有啥说啥，遇着那些让人窝火的人和事，他甚至会爆粗骂娘；同时，他又具有文人的气质和修养，不仅笔头子厉害，文章写得干净利落、有板有眼，一点也不比某些职业作家差，而且，嘴头子的功夫也是了得，聊起天来，起承转合，跌宕起伏，滔滔不绝，使人听来津津有味，不觉时移。他平常说话，一口天津腔，把“介尼玛”当作口头禅，但是，那话语的内里，却充满了川人“耍哈子”的喜乐感。
在日常生活中，芙康兄是一个随和而接地气的人，对待朋友态度诚笃，绝无口惠而实不至的虚言假意。他写过一篇散文《陶老师》 （刊载于《燕赵都市报》 2015年9月19日） ，记述了他与北大英语系教授陶洁教授的交往和友情。他盛情接待陶老师和她的朋友，以至于外国朋友甚至误解了他的动机，经过他幽默的解释，对方才解除疑虑，放松下来：“有一回，一位加拿大学者想看天津。电话约好后，陶老师带他前来。我不敢潦草，对食、住、行皆费心构思。陶老师受之坦然，而那老外却大惑不解，饭桌上迟迟疑疑，此‘任’ (人)与他素无瓜葛，如此周到，是否有事需他效劳？听罢陶老师的翻译，遂推理式地告诉他，陶是我的朋友，你是陶的朋友，便自然也是我的朋友；但任某对繁衍的朋友，从无相烦习惯，甚至不会去阁下老家叨扰。玩笑间，对方顿时放松，身心舒展地吃喝起来。我说话算话，时至今日，尚未进过加拿大的国门。 ”在同长辈朋友的交往中，芙康兄恭而有礼，显得特别周到和体贴： “1999年，夏天奇热。陶老师的丈夫倪诚恩先生患病，我偕朋友进京探视。倪先生是北大德语系知名教授，德国驻华使馆凡有文化活动，必被尊为上宾。正规医院床位紧缺，托人住进航天桥附近一幢‘合作办医’的楼里。是时倪先生已到弥留之际，一双毫无知觉的眼眶，对着屋顶上方一台旋转疲惫的吊扇。室内闷热，豫籍护工卖力地为倪先生摇着纸扇。护工明白，我们带去的一堆慰问品，全是犒劳他的。逗留多时，不曾见过医护的身影。临走，我双手递给护工200元钱，谢其辛苦，拜托他善始善终。 ”
好人可以做善事，但未必弄得了文学，办得好杂志。换句话说，搞文学需要一种特殊的气质，需要一种不买账的个性。任芙康恰好就有这种气质和个性。他不喜欢那种毫无个性和趣味的人，也不喜欢那种四平八稳、沉闷乏味的文章。他欣赏那种有勇气、有棱角的文学批评家，欣赏那种充满冒犯精神和阳刚之气的文学批评。正因为这样，他对中国当下的文学批评现状，就很失望。在《勇敢的书生》中，他坦率地表达了自己对文坛风气的不满和批评，对“杀手”的激赏和期待： “眼下文坛，兴旺与堕落，交相辉映。区别只是，前者拥有一唱百和的歌手，后者匮乏说三道四的杀手。杀手称谓，听来碍耳，我不愿妄比歆耕。但在文学批评竞相炫示学术、炫示客观、炫示仁慈的对比下，好恶分明的杀手，个个真诚百倍。我因职业浸染，卅年如一日，打心眼儿里喜爱杀手，常将与他们呼朋引类，引为人生快活。 ”在当下，我们的文学创作似乎很热闹，很有成就，这样的“大奖”也得了，那样的“荣誉”也有了，然而，细究其实，却不过是虚誉多，实绩少，大雅不作，正声微茫， ——我们的文学缺乏敏感的问题意识和内在深度，缺乏尖锐的质疑能力和批判精神，缺乏强烈的现实感和深厚的历史感，甚至缺乏充分的美感和诗意，总之，一切外在的华丽点缀，都遮掩不住那内在的贫困和荒凉。然而，面对这样的残缺和问题，我们的一些文学批评家，却不仅视若无睹，而且还有意无意地“瞒和骗” ，闭上眼睛说瞎话和谀词。一些文学评论杂志，也同样是失职的， ——它们有求利之心，无求真之意，服从的是市场的交换原则，而不是学术的求真原则，甚焉者，则像掮客一样，将官人、商人和学人拢到一起，在他们之间建构起一种权、钱、名的交换模式和互惠模式，毫无尊严地讨好附庸风雅的“官人” ，趋奉财大气粗的“商人” ，吹捧粗制滥造的“文人” ，严重地败坏了当代文学的批评风气。任芙康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当代文学批评的颓势，矫正当代文学批评的风气，恢复文学批评在“80年代”曾经享有的光荣：“最终期望的是，从真正的文学意义上，用我们诚实的话语，找回批评的价值，找回学术的权威，找回评论家的良知和尊严。记得上世纪80年代，作家见着评论家，叫出的那一声‘老师’ ，透着诚恳，又略带羞怯，那才是真正学生的敬畏。……这里，我引用谢世不久的学问家任继愈先生的一句话，作为文章结束: ‘不能用一时的行时或冷落来评量学术上的是非。有了这样的认识，心胸可以放得开一些，不至于追逐时尚，陷于庸俗。 ’ ” （任芙康： 《文学需要什么样的评论》 ， 《文学报》 2009年9月24日）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这样一句话：“有什么样的主编，就有什么样的杂志。一个杂志的风格，决定于它的主编的精神气质和人文修养。 ”只有高素质的人，才能办出高品位的杂志；只有精神刚健的人，才能办出风格骏发的杂志。任芙康虽然不是研究文学的专家，但是，他有良好的文学鉴赏力，有成熟的文学判断力，对于作者才华的高下，文章品质的良窳，他都有着自己的不同流俗的认知和判断。他更看重学术的个性和批评的自由，所以就不会卑己从人地迎合“学院派”的所谓学术“规范” ，把所谓“核心期刊”评价体系放在眼里，更不会把《文学自由谈》办成中规中矩而又死气沉沉的“学术杂志” 。对任芙康来讲，作者个性和才华的充分表现，读者的真心接受和普遍好评，这些，远比所谓的“核心期刊”重要。
为了办好《文学自由谈》 ，任芙康参与制定并最终完善了“选稿‘六不’思路” ：“不推敲人际关系，不苛求批评技法，不着眼作者地位，不体现编者好恶，不追随整齐划一，不青睐长文宏论。 ”这六条“思路”几乎全都是针对当下文学批评的“症候”开出的药方。他之所以要细细说明“批评”“评论”和“理论”之间的不同，就是要呼唤一种尖锐而又切实、活泼而又严谨的批评。1998年，在接受关于《文学自由谈》的办刊思路的采访时，他解释说：“ 《文学自由谈》定位在文学‘批评’而不是文学‘理论’或文学‘评论’ ，所以要有批评的架势和状态。我们注重的是‘谈’和评点式的文风，而不是‘论’ ，既然是谈话，就有可能失去分寸，或者很偏激。现在的文风是温吞水，或像拜年话和日常寒暄，或太学问化和高谈理论，却不具体涉及作家作品，我们提倡用‘谈’的文风冲击当前的文风。有些搞理论的人看不起这个刊物，其实我们的‘思考天地’这个栏目有一期同时有三篇文章被《新华文摘》转载；而‘作家谈片’和‘直言不讳’这些栏目都很有意思；‘七嘴八舌’常常发表无名之辈的文章，很受城乡读者的欢迎，编辑部常收到读者来信和寄款。有人说《文学自由谈》缺乏明确的追求和倾向，其实没有追求就是我们的追求，没有倾向就是我们的倾向，我们的栏目常常不固定，我们希望来稿很难归类，迫使我们不断创造新栏目。我们要的就是五花八门和互相冲突的效果。 ” (《拒绝“温吞水”的〈文学自由谈〉 》 ，《中华读书报》 1998年4月29日)显然，他这里所提倡的，正是一种现代性的文学批评理念和方法。所谓“谈话” ，所谓“互相冲突” ，所谓“很难归类” ，所体现的，不正是一种现代性的对话精神和包容精神吗？不正是一种不断打破封闭、拓宽话语边界的建构精神吗？
在文学编辑上，任芙康是一个积极的对话主义者和行动主义者。如果说，有的主编被动地等着别人来求他发稿，拿到什么就编发什么，那么，任芙康则积极地组织作者写稿，努力编发有新意和趣味的稿子。有时，他会打电话来，有一搭没一搭地跟你聊天，聊着聊着，他就会兴奋起来，灵机一动：“哎！就刚才那个话题，你给咱来一篇。 ”然后，他会告诉你该怎么写，不该怎么写，要这样说，不要那样说。如果一段时间你因为种种原因，没有给他写稿，他就会打电话来，寒暄几句，就立即布置任务：“这一期你得来一篇。月底之前交稿。 ”没有商量余地。你只有唯唯谨诺，放下手中的事情，给《文学自由谈》埋头干活。
个性即差异，而差异则意味着不同的感受、判断和表达。在每一个敏感的心灵上，世界都呈现出不同的形状和色彩。由于生活经历不同，身份角色不同，思维方式不同，所以，我与芙康兄关于文学问题的沟通，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摩擦和碰撞。有的时候，涉及一些具体的问题，例如，对这位当下的名家或那位作古的巨擘，可不可以批评，对作品的字词句和标点符号，要不要计较和指瑕， ——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就难免会有不同的态度和看法。在我看来，对文学批评而言，无论何人都不享有批评上的豁免权，无论是谁都要承担接受批评的义务，都要有包容批评的雅量，都要有“玩得起”的良好心态。同时，从细小处着眼和介入，也是文学批评的一种重要方法。古人讲，“观人于微而知其著” ，文学批评也应该观文于微；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一部作品的语言之美和文体风格，首先体现在字词句的语法和修辞上，而句与句之间，则是由标点符号连接起来和区隔开来的，所以，文学批评的一个可靠路径，就是进入到语言的肌理层面，对作品进行细致的微观分析。在我看来，一个语言不通的作家，要想成为文学大师，“犹航断港绝潢，以望至于海也” ，是断断然不可能的。然而，有一次，芙康兄却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以后别总盯着作家的字词和语法。纠缠这些是个出力不讨好的事情。再说，语言上的好坏，评价起来也没有个特别客观的衡量标准。 ”我知道，他这样说，是为我好，但是，对他的观点，我实难苟同。我当时没有跟他据理力争，但内心却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字词与标点，“物微意不浅” ，是万万轻忽不得的；不仅如此，语法上的对不对，修辞上的好不好，也还是有个大体客观的标准的。
后来，我读到了芙康兄的《文学需要什么样的评论》 。在这篇文章里，他谈到了我的批评留给他的印象：“有一段时间，他张扬李四，质疑张三，除了整体的估价，更多的是，从作品的细部辨认黄金与黄铜，很翔实，不虚乎，常叫人有板上钉钉的感觉。比如他拿一些名家的长篇作靶子，很像是显微镜下使解剖刀，或者说人家这个词用‘过’了，那个词用反了；或者说人家这句话叠床架屋了，那句话残缺不全了。总而言之，话不留情，却都在理，又含着见识。便觉这样就好，无论对读者，还是对作者，隔靴搔痒、隔山放炮的废话越少，就越有警醒和提高。 ”接下来，他提到了他在文学批评观念和方法上对我的谆谆教诲：“但是有一天，我俩通电话，我却鬼使神差地劝他改弦易辙。我说，不要学我，给人改稿，终无出息。就连一些有志向的编辑，给别人改了几年稿子，往往都洗手不干，当作家去了。作为评论家，吹毛求疵于作家的字、词、句，你说得全对，也不显得你多高明；你部分说对，或不小心大部说错，肯定反落话柄。所以，偶一为之，可以。但如过于上心，当作正事来做，只会像背人爬泰山，流大汗、挣小钱，费力不讨好。……其实，我这样说，是期望他不要孤家寡人，应该与时俱进，让自己的评论罩上时尚的光圈。 ”也许因为看了太多大而无当的“宏观批评” ，有点失望吧，他又对当初指导我时表达过的观点和理论，有了新的想法：“看而今的评论，宏大叙事已经蔚然成风。听发言，看稿子，很容易就打头碰脸，叫人避之不及。有时候，忽然心中一动，不禁想起李建军，竟有些怀念他前些年的批评姿态，也就往往同时心生反省。建军当初的方式或许并无错，与虚张声势的宏大叙事刚好相反，不妨称之为‘文本细读’吧。文本细读，搜寻作品的瑕疵，就像庄稼地里除草捉虫；寻觅作品的优长，就像夏收季节田间拾麦穗。都得头顶烈日，都得弯腰动手，都得出力流汗。其实有过田野生活经历的人，都知道农事劳作除了辛苦，也常会有其独有的快乐和诗意。而那些撑着太阳伞站在田坎上赞美劳动的人，甚至凭靠电视画面讴歌丰收的人，哪里会有切身的体会？ ”老实说，尽管我因为从“著名作家”的作品中看到了太多文不从、字不顺的语言病象，因而已经见惯不怪，习以为常，很少再干那种“除草捉虫”的“出力不讨好”的事情，但是，看到芙康兄的这段话，我仍然很感动。
虽然，芙康兄建议我不要计较字句上的细小问题，但在这方面，他自己却是一点儿也不马虎的。看到不熟悉的表达，或者用得生僻的字词，他都会打电话来，问问是什么意思，有没有用错。这很好！要知道，我经常批评作家们用词不当，语法不通，修辞不妥，所以，完全有可能作法自毙，让人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为了不授人以柄，自贻伊咎，我写文章就格外小心，努力不用错“的地得” ，也不随意乱用标点符号。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文章之事，“虑动难圆，鲜无瑕病” ，芙康兄的认真，减少了我的错误，也降低了我被别人“还治”的风险。
当然，芙康兄也有因为随随便便和“脱离群众”而犯错误的时候。事实证明，无论何人，一旦不“密切联系群众” ，就一定会犯“官僚主义”的错误。在2009年第二期上，芙康兄大笔一挥，就将我的文章题目由原来的《求真乎？为善乎？ 》 ，改为《求真否？为善否？ 》 ；在2013年第二期上，不知何故，他将我的《马悦然欠谁一个道歉》的最后一句话的复句，拿掉了半句； 《路遥在2015年三月》 （2015年第三期），被改为《路遥在2015年“三月” 》 ，那个引号加得也让人费解；最为“官僚主义”的事象，是芙康兄为我的《武夷山交锋记》 （ 《文学自由谈》 2006年第二期）加的“编者按” ：“武夷山的锦山秀水，曾因去冬一次文坛拉锯，而陡添别一种趣味。李建军先生这篇文章，仅仅是一家之言。本责编也曾亲耳听到某位现场目击者介绍：会间一来一往短兵相接，莫小说家的表现比较理性和从容，而李批评家则有些用力过猛，略显踉跄。 ”老实说，最初看到这段话，尽管完全理解芙康兄的良苦用心，但我还是略感不快：仅凭耳食之言，便遽尔评判，完全不符合事实嘛！ “用力过猛”和“略显踉跄”者，确有其人，但似乎并不是我。后来，“用力过猛”者，倒也过而能改，不失君子风度，曾在《南方周末》等媒体上，就自己的不当言论，公开向被他伤及的包括我在内的人道歉：“说到这里，我觉得我在那次争论中犯了两个愚蠢的错误，相当弱智。我在发言中也脱离了李建军的批评文本，这是让我感到非常后悔的。我当场就对他表示了道歉。另外一个愚蠢的错误，就是在争论中涉及到了不在场的人，在此我也向他们遥致歉意。 ” （ 《莫言：我是被饿怕了的人》 ， 《南方周末》 2006年4月26日）今天，将这些旧日琐事，罗缕写出，并无向芙康兄问罪之意，而是想“自由”地谈一点儿问题，揭示一些真相， ——由于这既可以纠正某些媒体煞有介事而又歪曲事实的报道，也可体现《文学自由谈》的包容气度和自由精神，所以，似乎也并非坏事。
呵呵！跑偏了！本来要向《文学自由谈》 “假装祝贺”的，怎么反倒给芙康兄开起“组织生活会”来了？该罚，该罚。赶紧话归正题，言归正传。
30年来， 《文学自由谈》守住了文学批评的道德底线，给沉闷的当代文学批评界，吹来了一股清新的风，也显示出与那些接受寻租的文学批评杂志完全不同的文化立场和精神姿态。刊物市场化，钱神来当道。晋人鲁褒在《钱神论》中说：“钱之为言泉也，无远不往，无幽不至” ，“钱之所祐，吉无不利。何必读书，然后富贵” 。他最后的结论是“有钱可使鬼” ，故“凡今之人，惟钱而已” 。恨世之论，难免愤激，不必较真。但是，在我们时代的一些文学批评杂志的版面上，明眼人确实可以清晰地看见向有钱人献媚笑的样子，确实可以隐隐然望见钱神“无翼而飞，无足而走”的身影。 《文学自由谈》虽然对孔方兄也顾而慕之，一往情深，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所以，它似乎从来不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的版面费，也绝无撸袖摩掌地切“高校科研经费”蛋糕的企图。它是一个有规矩的杂志，所以，再牛的人，无论他是财大气粗的阔人，还是大权在握的要人，一年之内，想在《文学自由谈》上发表超过六篇以上的文章，似乎并不容易。它平等待人，一视同仁，将“自由”之门，向所有人打开，向愿意“说三道四”的读者打开，向敢说真话的作者打开。也许，它脸上的表情，看起来不够那么深沉肃穆，也许，它说话的腔调，听起来不够那么煞有介事，但是，却往往能片言解颐，寸铁杀人，实在是足够妩媚，足够可爱的。
楚辞《卜居》云： “宁昂昂若千里之驹乎？将泛泛若水中之凫乎？与波上下，偷以全吾躯乎？宁与骐骥亢轭乎？将随驽马之迹乎？宁与黄鹄比翼乎？将与鸡鹜争食乎？ ”在中国文学批评界， 《文学自由谈》就是一匹昂然骤驰的骏马，就是一只奋羽高翔的鸿鹄。少陵诗云：“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 ，“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 。我希望，在接下来的10年、 20年和30年的时间里，它能不忘初心，一如既往，继续以清醒的质疑和尖锐的话语，“自由”地“谈”自己时代的“文学” 。
祝《文学自由谈》而立之年生日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