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父亲去世的时候，许多记者问我，他在你心中是个什么样的父亲？这个问题有些不好回答。小时候，我们都在寄宿制的托儿所、学校上学，与父亲接触不是很多。另外，他工作很忙，没有时间顾及我们。即使这样，他对我们也是理性多于温情。比如，小时候，如果不小心跌了跟头，痛得哇哇大哭，他也一定要你自己爬起来，甚至阻挡了母亲伸过来的援手。

　　上世纪50年代中期，我们经常眼馋地看着有些作家带着家眷，夏季去北戴河疗养。我们一次也没去过，当然，他也仅去过一两次。

　　还有一次，哥哥抱回来一只可爱的小花猫，这只活玩具很快就被我们玩腻了，没有人再搭理它。可父亲却对它百般照顾，还忙里偷闲，给它做猫饭，让我们心生嫉妒。当阶级斗争的风浪波及各个社会角落的时候，我们开始对这只猫反感了。姐姐周日从大学回来，看见家里还养着猫，觉得这是资产阶级作风，就趁父亲不在家的时候把猫赶走了。父亲回来后勃然大怒，为此也不准姐姐回家，直到两个星期后才收回成命。“文革”的时候，我们为此给父亲贴了张大字报，批判他爱猫超过了爱我们。

　　这件事深深地伤害了他。1983年，他为《父母必读》杂志写了篇文章，题目是《一个老人这样回答》 ，提了当年我们给他写大字报的事，并借题发挥，诠释了他的育儿方。他说： “关爱不等于溺爱。 ”父母只应该在“适当时机对未成年子女进行适当的启发和适当的引导，主要让子女充分懂得生活的严峻性，敢跟命运抗争，不存在任何侥幸心理” 。

　　他的确是这样做的。我在农村插队的时候，虽然表现不错，但对前途感到迷惑和担忧，希望去过延安又已经解放了的他，能帮助我参军。很快，他给我回了一封长信，在我急切地等待着“行”还是“不行”的结果时，我第一眼看到的是“你必须充分准备两三年内安心在农村工作……” 。一句话就把我的心浇凉了。尽管信的后面有许多鼓励的话，还说“一个人的工作会是千变万化的” ，“我心里关于你们的问题想得比你在信上写得要多得多， ……现在写下的，我相信没有什么好听的甜言蜜语，但不会害你们……” 。尽管我很失望，却也只能面对现实，靠自己的努力去打拼自己的前途。

　　没想到，他说的“一个人的工作会是千变万化的” ，竟很快被他言中了。两个月后，我就被选调到内蒙古微波总站工作，后来又当了干部、编辑、记者，回到了北京。我走的每一步路，都是靠自己的努力，再也没求过他帮忙。哥哥姐姐们也是靠自己的努力，在各自的岗位上取得成绩的。

　　我想，当时父亲对姐姐发那么大的脾气，是因为他觉得猫是弱小者，应该得到保护和照顾。但当时我们没有这种观念，那时，我们只崇拜英雄，蔑视资产阶级思想。姐姐们最崇拜《怎么办》里的拉赫美托夫，虽然不曾睡过钉板，也曾枕过笤帚在水泥地上撑过一夜。

　　其实父亲并不是老发脾气，所以偶然发一次，反倒让人很难忘。他也经常反省自己，在我五十岁那年，一天他很郑重地向我道了一个歉。那是我很小的时候，因不肯好好吃饭，偏要妈妈喂，他发了脾气，揍了我一顿。他为曾有的粗暴向我道歉。我那时还没有记事，所以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道歉那年，他已经八十多岁了，他要鼓起多大的勇气才能把道歉说出口啊！可见这件事在他心中萦绕了几十年，也折磨了他几十年。

　　在父亲走后，记者们的提问让我回想了许多。我感到，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其实是很幸福的。我们能看到各种各样的书，时不时地听到他放的古典音乐，他从未强迫我们按他的意愿办事，不过是拒绝了我们的一些要求，也是为了我们好才这样做的。

　　而他自己也是个很淡泊的人，世间的虚荣，他一点不要。尽管他当过一个不大不小的官，见过不少世面，也经历过无数次运动，遭遇过不公，但他仍坚持认为，爱比恨更伟大，希望比失望更有力量。他总能看到飞来的燕子。在作品中用真善美来回报这个并不完美的世界。

　　他来了，又去了，一生曲曲折折，辛辛苦苦，但是不虚此行。

　　他天天读书，总在思考，对世界充满好奇，有爱有憎，喜欢真实与平等，同情弱小，支持创新。在他快临近人生的终点时，他仅存的愿望是，多懂得一点真相，多听见一些真诚的声音。

　　他没有留下遗嘱，也没给我们留下一分钱，但留给了我们享用不尽的精神财富。我们为拥有这样的父亲感到骄傲，我们永远爱您、怀念您，亲爱的爸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