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象与书象
栏目:笔荟
作者:凸凹  来源:中国艺术报

  写作与孤独相伴

  玛格丽特·杜拉斯说,我独自一人在房间里,花园里只有猫和鸟,寂静之下,我开始写作。写作的孤独就是这样,缺了它就无法写作。写作的人甚至应该与周围的人分离,独自一人与写作为伴,就不分神,就能听到内心的声音,飘忽的灵感也能捕捉,再混乱的思绪也能理清,笔下就有了属于自己的文字。

  杜拉斯所说,是所有写作人的切身感受。就我的亲身体验和对周围同行的观察,写作者,几乎都远离正常的家庭生活,也不遵守惯常的生活秩序,如路遥所说,“早晨从中午开始” 。因为太温馨的家庭生活,包括太甜蜜的爱情生活,会使写作者陷于温柔之乡,懒得思考,更懒得动笔。

  路遥因为忽略家,忽略妻女,才能埋头写大作品。他与林达的婚姻不睦,怨不得林达,因为她实际上是个标准的贤妻良母;但也不能怨路遥,因为他是个真正的写作者。是写作对孤独的需要,离间了他们的感情。他们都是受害者。

  周晓枫为了写作,决定终生不要孩子,而且与老公之间,也是聚少离多,过的几乎是自由出没的个人生活。祝勇也曾经说,友情、爱情和亲情固然重要,但它的边界,是不影响写作。所以,他把病母托付给保姆,与过于束缚他的前妻离异,即便是再婚,也让妻小在母家寄居。孙郁虽然居家有常,但他手写之后,夫人打印,他们是写作的共同体,就与一般的家庭生活有别。

  至于我自己,因为父亲去世得早,老母需养,兄弟需帮,家小需提携,家庭负担很重。又是在职小吏,需忙于事务,不得不履职。世俗因素的交相作用,使我无法与周围环境分离,便不能与写作专心为伴。这就造成了客串性质,很难沉下心来搞大作品。创作成绩就显得平庸,作品殊少杰出者。

  我的长篇小说《玄武》 ,之所以有较大影响,还获了北京市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文艺作品评选一等奖,就是因为有与环境“分离”的特殊过程。小说的选题在我的心里萦绕了多年,提纲也渐渐成型,遂升腾起一团不可熄灭的心火,若不写出,神经就会断裂。便告知领导,请赐时间。领导开明,允。一旦下笔,文思汹涌,废寝忘食,像有神魔推动。这期间,不理家事,不问亲人痛痒,孩子高考也无暇相顾。还吸烟不断,房中一如着火,家婆嗔怨,也强词斥责,惹家庭不和。半年过去,终于草成,但母病、妻瘦、孩子高考落榜,自己也奄奄一息,兀生大悲伤,遂在文末写上一行文字:“艰难困苦,终玉汝于成,百感交集,掩面而泣。 ”

  所以我痛感到,大作品的写作过程,不仅是在孤独中煎熬自己、消耗自己的过程,更是伤害家人、伤害正常生活的过程。而我,既无挣脱外扰的能力,又内心温柔,情感脆弱,不忍决绝。所以, 《玄武》之后,不敢动大作品,只写散文随笔。还美其名曰:以文为贵,但更以生活为重。

  现在看来,能与孤独相伴,与周围人分离,是个决绝的行动,背后是强大意志的支撑。巅峰写作,伟大作品只属于决绝的人。将心比心,我觉得应该向《平凡的世界》那样的作品致敬,也应该向“模糊了你我、不以为了不得”的身边友人致敬,譬如祝勇、孙郁、彭程、解玺璋、王开林、王久辛、邱华栋和周晓枫等。

  托翁的真实

  读《外国文人日记抄》 ,给我感觉最深的,是托尔斯泰的生命状态。

  他有很强烈的虚无意识,他在1898年1月1日的日记里写道:

  一事须记:即一切生命都是没有意义的,除非它的终结是为上帝服务,为上帝的工作服务而使之完成,那是我们不可及的。稍缓我当将这个意见写出来,现在我很忙乱。

  虚无造成了他的死亡意识也很强烈,总觉得自己的来日无多,在每天的日记之后,都要把第二天的日期写上,然后写道:莫斯科,但愿我还活着。

  托尔斯泰很鄙薄肉体生活,只为精神的完善而活。但他精神生活的出发点,是要为宗教服务,所以他的日记,多说教内容。因为是出自真心,喋喋不休的说教,也不让人厌烦,感到如果不这样,就不是托尔斯泰了。

  虽然托尔斯泰痴迷宗教,但他还没有达到宗教的最高境界,他一直在路上,在凡世和进入天堂的窄门之间,不过是个最高级的使徒。这集中体现在他对女人的态度上。耶稣对妓女都讲宽容,阻止拿石头的信众对其做进一步的伤害。那是个最著名的场景:情绪激动的信众要对妓女施法,征求耶稣的意见,耶稣蹲在地上,用一块石头在地上画。画啊画,大家安静下来,耶稣也就缓缓地说:“你们当中没有犯过罪的人,可以拿石头砸她。 ”人们静默,最后散去。而托尔斯泰手中的石头是总也不放下的,他在日记里处处表现出对女人的歧视。信手摘录几条,可窥全豹——

  ——当一个女人恋爱一个男人的时候,她能够从他的身上看出他所没有的好处来,但当她不属意于他的时候,她又不能从别人的意见之外看出他的长处来。

  ——女人并不用语言来表达她们的思想,而是用语言以达到她们的目的,她们在别人的语言中所搜寻的也是这个目的。

  ——一个妻子亲近着她的丈夫,对他说了许多以前没有说过的抚爱的话。丈夫感动了,但这只是因为她做过一些淫秽的事情而已。

  ——一个女人,她只在人家与她有关涉的时候是性子和静的。一切与她无关的事情,她都不觉得有趣味,而这种事情如果与别人有了关涉,她是要恼怒的。她似乎担负着(主宰着)一切与她接近的人的生命,好像没有她,大家都会灭亡。为了一切轻微的责难,她会侮辱每一个人,但在十分钟之后,她立刻就忘记了,而且一点也没有懊悔。

  在托尔斯泰眼里,女人是弱智、功利、淫荡、狭隘和任性的劣等人种,大可不必平等待之,更遑论尊重和怜爱。

  令人吃惊的是,强烈的宗教情结,使托尔斯泰陷入巨大的内心纠结之中。虽然他也认为写作是他精神生活的存在方式、是他接近上帝的根本途径,但是他面对工人、农民、奴仆的悲惨生活,又觉得写作是一种“有闲” ,是一种“罪恶” ,于是他既想写,又反对写。

  他说:

  ——我不能写作时,我觉得痛苦,于是我对自己施以强迫。这多么愚蠢啊!好像生命是存在于写作之中似的。实则生命根本不存在于一切身外的活动。生命并不如我之所欲,而是上帝之所欲。没有著作,生命反而更充实,更有意义。现在我正学着不写作而生活,我确信能够做得到。

  ——我们的艺术,因为它供给了资产阶级的娱乐,不仅类似于卖淫,简直与卖淫没有丝毫区别。

  所以,从日记中,看到托尔斯泰真实的生活状态:他的生命撕裂,人格分裂,既是圣徒,又是伧夫,伟大与凡俗交并。

  这很好。这让我们有了平常心,能够从容地做人。

  反省小节

  与一个司局级官员交谈。

  此公嗜学,善思考,为人低调谦和,敬业亲民,政绩不俗,口碑甚好。我们曾在一起出过一套思想文化丛书,他写的是文史随笔,品质亦佳。因素有交往,又是切近的文友,所以我们的交谈属推心置腹。

  他对我说,我为官清正,不腐不贪,不好色,不爱钱,大处无缺,但总是在一些小节上失控,多有不解。

  我让他举例。他说——

  局级干部也算是高干了,自然要出席一些大场面,譬如赴宴。餐桌上常置备高级卫生纸巾,有图案,有香味,手感甚好。问题是,每次餐毕,我都会趁人不备,悄悄地多抻几张,放进内衣的口袋。其实拿走也无用,但就是情不自禁,不知为何。

  有时出席文化的会议,人家要赠礼品书,就是装帧极豪华的那种。这种书多是中外名著,家里和办公室里已有多种版本,拿到手也是闲置,几近于无用。问题是,每次人送,不仅收下,而且还叮嘱随从,趁乱多抄走几本(套) ,如不这样,就心有不甘,不知为何。

  基层官员,因为要下乡,就有随手拿水杯的习惯,这已成为官场的一个风景,以至于群众一见到拿保温杯的,就能判定他大小是个官。我也是从基层起步,自然也有同样癖好。问题是,每天下班,临走前总是从办公室的饮水机上接满一杯,再拿回家里。其实一杯纯净水能值几个钱,但就是下意识地做了,不知为何。

  每到放映进口大片,或演出先锋戏剧,有关单位都要送来观摩票。人家送票,自然要考虑伴侣和孩子,好让领导观看时能携妻带子,以增加兴致,多说好话。问题是,虽然观摩票已足够用,也无特殊需要,但就是不由自主地暗示人家多给几张。如不能如愿,就心情嗒然,不知为何。

  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听了他的举例,我笑着说,这种现象,其实人人都有,说明人性是个复杂的存在,所以,背后的原因,你没必要刻意追索。而且,这也说明,你虽然是个不小的官,但并没有膨胀到不食人间烟火,尚有正常的神经,有普通人都有的小缺点,还是一个健康的人。

  他说,你这是在拍马屁。我说,不然。我解释道——

  近读伍尔芙的随笔《普通读者·蒙田》 ,颇有感觉。她说,在整个文学领域,甚至精神领域,

  给别人画像容易,但描绘自己即准确地认识自己殊难。在她的视野里,能自己给自己画像的,仅寥寥数人,或许只有佩皮斯、卢梭和蒙田。因为世界上没有比人的内心更古怪、更复杂、更深不可测了。也就是说,人的灵魂,是一种混乱、多变、有缺陷的状态,要想把灵魂的整个面貌、分量、色彩、内涵、边界,都能摸透并准确地呈现出来,除了圣徒、天才和卓越的伟大人物,一般人几乎无法做到。卢梭的《忏悔录》和蒙田的《随笔》为什么能穿越时空而经久不衰,就是这些著作,包括所有的思想录和哲学典籍,其着眼点、立足点都是针对人性的弱点和灵魂的缺点,是为了人的终极完善。而“终极”是最后的目的地,所以完善,是个不断的过程,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每一个人,都始终在路上。因此,你我身上的一些小缺点,都属于人性的正常范畴,不必过分苛责。

  但是,我又说道,不苛责,并不意味着就漠视、甚至放任。因为小缺点的量化积累,会导致质变,会酿成大错,造成大德有亏。所以,要时时自警,懂得自敛和节制。形象地说:人性就如同水性,水缓缓地流不掀泥沙,就貌似清流;但蓄势待久,成滔滔洪水,就会冲决而出,泥沙俱下,就是灾难了。

  他表情凝重,对我说道,你这个人到底是一个能谈得来的人,既会拍马屁,让人轻松,又能善意点化,让人庄重。我的那几个“不知为何” ,貌似坦诚,其实是有自我开脱之嫌,需要认真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