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信，也叫书札、手札、尺牍、简牍、手简等，是一种向特定对象传递信息、交流思想的感情应用文，多以一对一的形式出现，私密性较强，如情书、家书、道歉信、绝交信及其它朋友之间交流思想、说事、传达信息的文本。 《文心雕龙·书记》中说：“详总书体，本在尽言，言以散郁陶，托风采，故宜条畅以任气，优柔以怿怀，文明从容，亦心声之献酬也。 ”正是因为以一对一的形式传递感情，书信这种文体贵在敞开心扉，尽所欲言。所以书信多属私密性的，尤其是情书和家书，一般不宜公开，弄不好就会惹来官司，如前一段闹得沸沸扬扬的钱钟书家书案，便是一个例子。

　　当然了，私拆别人的书信，后果也是极为严重的。

　　记得小时候镇邮局有个叫老冯的外地人，因为在镇上工作，便将家属也一同迁来，谁知老冯的妻子格外多事，谁家有个流言绯闻，她尤其热衷说三道四。小媳妇很胖，一看就是一个没心眼的“哈密瓜” 。有一年镇上的汉族姑娘与西街的一回族帅哥谈恋爱，因为男方的家人嫌女方是汉族，不同意，不想女方已有了身孕，男子夹在中间没办法，一恼来个离家出走，不管不问了。不几天，老冯的妻子见老公的邮袋里有一封那姑娘的信函，忍不住拆开看了，如果她光是拆开一看，不到处乱说，一封平信也不足以引起那么大的风波，可坏事就坏到她那张嘴上，书信的内容很快在东半截街广播开来。姑娘得知，一张状子将老冯的工作给告丢了。老冯一家人灰溜溜地离开镇子的那天，我看到他老婆的脸上有很多青紫的淤痕……当然，如果信件不涉及隐私，也是可以公开的，如《保罗书信》 《曾国藩书信》 《莫扎特书信集》 《夏洛蒂勃朗特书信》及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等，都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成为宝贵的文化遗产和学术资料。

　　书信的历史相当悠久， 1976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北云梦一座战国晚期的秦墓中发现了两封书信，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最早的书信实物，两封书信分别用毛笔书写在两块木牍上，据说写信人还是我的老乡——两位名叫黑夫和惊的陈州人，时值公元前223年，至今已约有2200多年的历史了。

　　书与信在古代并非联合词，也就是说，书是书，信是信，各有所指，虽然信在古文有音讯、消息之义，却没有书信之义，而古人所说的信，一般是指信使。如《世说新语·雅量》有一段称颂谢安气度的故事：“谢公与人围棋，俄而谢玄淮上信至，看书竟，默然无言，徐向局。客问淮上利害，答曰：‘小儿辈大破贼。 ’意色举止，不异于常。 ”当然《世说新语》中“信”作“信使”来讲的不止这一例，再如“谢万寿春败后，还书与王右军云：‘惭负宿顾。 ’ ”“还书”之意，绝对不是今天的所指意，而是回信的意思。如果不知道古时“信”与“书”所指之别，译时就会闹出笑话。也就是说，古今的字音、字形、字义变化很大，若用今字之形音义译古文，闹笑话事小，酿成错误事大。

　　而书与信联合使用，大概始于唐朝，房玄龄等人合著的《晋书·陆机传》中就有了“书信”一说。当然，唐诗中也能经常见到“书信”联用的诗句，并且有了单单以“信”指函札信件的用法。如王昌龄的“莫道蓟门书信少，雁飞犹得到衡阳” ；贾岛的“隔岭篇章来华岳，出关书信过泷流” ；元稹的“老去心情随日减，远来书信隔年闻” 。

　　我对书信的认识缘于小时候父亲常为乡亲们代书。当时父亲在文坛上已小有名气，所以家里的沙发上时常坐着一些来找父亲帮忙写信的老人。文人代笔书信的历史也很久了，代书，算是历代文人落魄时用以糊口的薄技之一，而父亲为人代书，却纯属帮忙。因为镇上的老人多不识字，碰到家有儿女在外地工作，“家书抵万金”的意义就出来了。来信时，可以随便找个识字人，念念，听听。可回信时找念信人代书，常常词不达意，儿女们收到信，看半天不知所云，免不了一阵抱怨。再后来，那些老人们便开始找我父亲代书。他们将大意一说，剩下的便由我父亲自由发挥了。再收到信，儿女边读边连连感叹说：信写得真好！便问父母谁写的信？接着禁不住又是一阵连连感叹：“怪不得，怪不得！ ”

　　由此可见，书信不只是传递信息，也是一门说事传情的艺术，否则它也不会进入《文心雕龙》 ，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只是眼下，随着手机的普及，写信的人越来越少了，情人、父母翘首盼书信的场景一去不返，读信如见人的惊喜也一去不返。

　　据说当年老冯所在的邮局也因邮件寥寥，已改为以储蓄为主邮信为辅的银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