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汉字是一种古老而又经过诸多演变的文字。从秦代开始隶变，使汉字的书写形态发生了质的飞跃，完全突破了原来的书写法则。到东汉，各种风格的隶书终于形成了争奇斗艳、百花纷呈的局面。东汉以后，隶书又演变成今楷、今草。因此，汉代书法实际上是中国书法艺术发展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时期，而“汉隶”作为一种精美绝妙、朴茂雄强的书体至今仍然散发着无穷的艺术魅力。
一般中国书法史研究者认为，汉代书法存在两大潮流：一为碑版，一为简牍。其实，汉代书法潮流应该有三：除碑版、简牍外，汉代的砖文与瓦当文字亦是汉代书法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
碑版多为显贵者用以彰功纪事而刻于石，以图永存。简牍为故有典籍或司徒文书，削斩竹木以为书，或存之私室，或存之公署。而砖文与瓦当文字，它们随当时习尚遍及社会的各个角落，因此对于书法的影响更大。碑版多为当时书法名家所为，往往落有书者姓名。而砖文、瓦当则大多为民间书者所为，落有书者姓名的极少。汉代碑版、简牍，如同书中之“赋”；而砖文、瓦当即为“乐府”。它们双璧交辉，光同日月。
在四川一千多种汉代画像砖中，刻有文字的就有近两百种。文字砖除极少数是将文字直接刻在砖面上外（如图一），绝大多数是用模版压制而成的，因而存在压制出的图象与模具图象相反的状况。若非制模时刻意反书，则会在砖面上形成反字，部分纪年砖、铭文砖和画像砖上的反字即是因模具原因造成。其实汉砖上存在的这些反字使文字更活跃，以至于后世许多书法家着意为之，并使其中一些“反”的书写方法约定俗成地流传下来，给书法艺术增添了无穷色彩。
四川出土的汉砖从其文字内容上看主要分“纪年”和“铭文”两大类。纪年砖除少数几块是西汉年号外，绝大部分为东汉年号砖，而且几乎包罗了东汉的所有年号。这些年号砖记有具体的年、月、日，因同一块模版压制成的年号砖曾在多处发现，有的出土地点彼此之间相距数十公里，因此笔者以为砖上的具体时日应是此批汉砖的具体制造日期。汉砖上的年号往往还会出现与历史出入的情况，以《建平五年》（如图二）为例，“建平”为西汉哀帝年号，此年号共使用四年（公元前6年—前3年），历史上并无“建平五年”，像这类情况曾发现过多例，应是因为巴蜀交通闭塞，消息不畅，民间不知年号改换而造成的。
从考古的角度看，纪年砖是断定年代的重要依据。对于研究文字发展史的专家来讲，也因其有明确的时间标注，而有了将文字逐渐演化过程科学界定、具体分析的可能。
铭文砖中一部分属吉语，如“长乐”、“富贵”、“大吉羊”、“宜侯王”、“利后子孙”、“富乐未央”等（如图三）。另外一部分属地名砖如：“蜀郡”、“蜀郡作”、“广汉”、“广汉郪李”、“雒城”、“雒官城墼”、“资中城墼”、“绵竹城”、“犍为武阳”、“江州庙宫”、“永元八年六月都尉府造”等，是研究中国古代地理、历史文化名城的实物资料。以“雒城”（如图四）、“雒官城墼”（如图五）等为例：此批砖均是出自广汉市区的古城墙遗址，它们的发现使学界长期以来关于汉代“雒城”具体位置的各种推测终于有了最确定的答案，也使广汉市成为当之无愧的历史文化名城。另外，在同一城址发现的墙砖彼此尺寸上竟各有不同，这些差别虽不大，但或可猜测这些砖当初是分成几处烧制，或是分别由某制砖点“承包”某段城墙造成的。有趣的是，此处汉代城墙遗址所有砖文从书写风格上看，像是由一人所为，文字虽分为“雒城”、“雒官城墼”，但印在砖上的文字却有正有反，而且从文字内容和文字结体上看也有五种以上的差别。这或是由一人书写后分别下发到各制砖点以便统一，并通过文字结体的差别形成各制砖点自己的印记（应该有质量负责的意义）。能从一人书写的同样文字中看到文字结体的腾挪变化，因此这些汉砖在书法上的意义是极其深远而重大的，史料的价值也很高，因此非常宝贵。这批城墙砖文字应能给当今书法家、金石家以很大的启示。
还有一些铭文非常有趣，比如“八斤二两”（图六），在今天看来这样的砖文仿佛已经有谐噱的成份了。但或可认为这是当初制砖人对质量的承诺，砖重保证“八斤二两”。
我们将这些纪年砖、铭文砖的书法做一简单剖析，再放到中国书法艺术发展的长河中，做一个纵深的比较，可以看出，这些在当时不被视为艺术品的纪年砖和铭文砖，不愧是中国书法艺术宝库中的瑰宝，在许多方面都开启了后世书法的先河。四川汉代纪年砖、铭文砖书法大都不是出自著名书法家之手笔，它们是民间书法家在三四百年间形成的，集中国古代民间书法之大成。纪年砖和铭文砖上的文字对于研究中国书法艺术、探求古人日常书写状态，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物证。
图一 《胡功曹之神墓》拓片，
26×16厘米，三台县出土。
图二 瞻汉阁藏西汉年号砖《建平
五年》，25×8.5厘米，彭州市出土。
图三 《富乐未央》拓片，
33×33厘米，成都市郊出土。
图四 瞻汉阁藏汉代城墙砖
《雒城》，45×9厘米，广汉市出土。
图五 《雒官城墼》拓片，
40×8厘米，广汉市出土。
图六 《八斤二两》拓片，
25×9厘米，彭州市出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