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同吾先生认识二三十年了。在他生前，我一直想写两篇关于他的文章：一篇《诗歌大帅张同吾》 ，一篇《诗歌少帅祁人》 ，后一篇虽然写诗人祁人，但实际上还是写他，因为祁人是他的学生。结果还没来得及写，他就先走了。他的离世太突然了！不久前，我还在一个诗歌研讨会后给他敬酒，他看上去身体还不错呢，我们合影，说了许多话。几天前，我陪高洪波一起与约旦作家代表团座谈，才听高洪波说，同吾可能不太好，住院了，问我是否知道。我真不知道，我要知道，早就去看他了。回来后我正琢磨去看他，谁知道他说没就没了。之前，我与郭晓晔去他家看望他，他说没事，病情都控制住了。我知道他得病了，可不知道是癌症啊。也许他不愿意让人担心，所以一直没有说吧。
我最早知道张同吾先生，还是在1985年后，常常在报刊上读他写的关于诗歌的文章。真正的交往是1988年，他编一本书名为《诗人眼中的诗人》 ，约邀100位诗人谈对100位诗人的印象与评价。当时我在兰州军区文化部任职，那会儿我还是诗歌界的毛头小子，没什么知名度，接到约稿信很意外也很高兴。他的约稿信，是打印好的，但附在其中的信，却是他的亲笔，意思是希望我选一位诗人谈谈我的看法，写谁都行。凭他的名望与这一份信任，我几乎是当即就铺纸，我选了郭沫若的那首《立在地球边上放号》 ，按要求写了将近2000字的文章，连底稿都没留，就挂号寄走了。再后来有一次我到北京出差，就拐到作协看他。那是用简易板搭的两层小楼，办公条件之差，令我唏嘘。后来，书出来了，他给我寄了两本样书。1997年我调到北京后，见面的机会就很多了，因为活动很多，一年有十几次，包括外出釆风、参加作代会、评审新会员入会，我们都在一起聊天、散步、吃饭。每次不管什么时候碰见，虽然他是长辈，但从来都是和蔼亲切，我们是没有老少之分的，什么玩笑都开的，他好像非常喜欢我，待我也特别好。他对我的欣赏，在他的多篇文章中都有体现，但我没有请他专门写文章评论我的诗歌，因为我知道他太忙了，我不愿给他添麻烦。在浙江海宁举办的首届徐志摩诗歌节上，他首先点我发言，我发言后，他点评我说：这个小子胆气、才气、狂气集于一身，并说如果他不狂，那就不是王久辛了，也没有《狂雪》了。——既说毛病，又说优点，给我留下非常难忘的印象。
对张同吾先生，我总体上有三个印象，也就是他对诗歌的：探索心、虔敬心和同我心。先说同我心。就如他的名字，同吾即同我。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猜想，他这个名字，是他的父亲给予他的一个提示——待人如待己。自己不高兴的事，别人也肯定不会喜欢。所以他与人相交，始终低调、亲切、和蔼、儒雅、大度，是个格局大、有气质、讲风度的儒雅君子。他穿衣服虽然随便，但开会一定穿西装。显然是对会议与参加会议人员的尊敬，当然也有自恋与自尊的成分。稍年轻时，他开多大的会，上台都是潇洒从容；七十岁后上台下台的劲头，仍然风度翩翩如少年。那种感觉真有一种“腹有诗书气自华”的傲视群雄，又有彬彬有礼的书香人家子弟的风釆。就连他手拿一把小折扇，指夹一支女士坤烟，都非常恰到好处自然儒雅。他身上有一种天然富贵的类似徐志摩的精神气质，我非常敬仰。他对老一代诗人、中年诗人、年轻诗人，从来都是“待人如待己”而又始终有自己的态度与个性，是当代诗坛的稀罕精神。很难想象，同吾都七十多岁了，对小年轻还是哈着腰说话。他的谦恭与自信融入了他的日常生活，正如荣格所言：他的“文化最终沉淀为性格” 。他是真正的谦谦君子。
再说虔敬心。同吾先生对老一代诗人如鲁迅、徐志摩、蒋光赤、臧克家、郭小川、艾青、贺敬之、流沙河、徐迟、李瑛等等诗歌大家，都有独特宽阔的理论阐述，对小说家巴金、曹禺、老舍、夏衍、郁达夫、沙汀、艾芜、陈白尘等都有专论，有的是长达上万言的理论研究文章，他博览群书，深钻细究，下大功夫，这是他获得深厚学养的很重要的原因。同时，我还从他的行动上看到，他对老一辈的尊重、敬仰，不仅仅是态度上的，而且是行动上的虚心学习、刻苦研究、深入思考，并有心得收获，是写成专论的。这种学习也使他自己的小说、散文、诗歌创作，获得了相当大的格局和丰沛充盈的诗意的表达。比如，艾青去世都快20年了，他不仅每年都多次去拜望高瑛阿姨，而且毎每遇到艾青的纪念活动，他都会写文章作发言，虔诚之心在言行的高度一致上表现出来。他对艾青夫人高瑛阿姨非常尊敬，像尊敬艾青一样，给我和很多诗人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
说到张同吾先生对诗歌的探索心，就不能绕过他对中国新诗的两大贡献。一个是同吾先生在论述中国新时期诗歌创作方面所写的四篇重要论文，分别谈到中国新时期诗歌创作的轮廓、掠影、嬗变与展望。他的观察、研究、思考、写作，起承转合，梳理得非常清楚。其实，中国新诗的发展是比较庞杂无序的，但同吾先生凭着对中国新诗一直葆有的、属于自己的独立的清醒的认识，对中国新诗从“文革”时的概念化、标语化、口号化，一直发展到现在的人性化、审美化的表达，始终有自己清晰的理论解读与阐述，对中国新诗史的理论建设，具有极其宝贵的诗歌理论价值，是宝贵的精神遗产。二是张同吾先生对中国新时期诗歌所做的十年扫描式的“年论” ，既有坚实的理论支撑，又有当时现代性的洞察，既有对诗歌本质的探索，又有对诗人的评价。在中国新诗相对最活跃的1987到1996年，他每年写一篇诗歌年论，在《文艺评论》和《文艺报》上发表。他既敏锐地发现诗歌的先锋创造的意义，又时刻关注着新诗传统的艰难跋涉，很多诗人、无论老少，只要有了新意，他都会及时总结并吸纳关照到，所以他对新时期中国新诗的论述，我可以负责地说，是公允、饱满、令人信服的。当时，诗人们聚在一起，只要一谈到诗歌，都要说到他的“年论” ，说张同吾是怎么说的，以他的评价作为基本的评价标准，再进一步丰富。那时他在中国作协创研部，逐年收集当年的诗歌。在作协当时的简易房里，他的办公室里堆满了书，天气很热，他在那种环境下坚持写作，非常艰苦也非常不容易。他的“年论”对中国新诗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我们后来人不该忘记！
张同吾先生给很多诗人写过序跋，我看到的都是他的用心之作。尽管其中有不少应酬的成分，如对一些高官、将军以及无名作者的诗歌创作有溢美之词，但他总是用同我之心去衡量每一个人的长和短，所以他的评论总体来说是在鼓励诗歌创作者，启发他们、牵引他们、提升他们对诗歌的认识与热爱。现在我们常常批评说，文学没有批评，只有鼓励了。实际上，如果一个人的写作到了一定的程度上，你鼓励一下他，他可能就上去了。我认为：不是只有批评才是最好的帮助，其实鼓励对人也是很好的帮助。他给许多青年诗人、甚至幼稚的诗人写序、写评论，用鼓励的方式呵护他们的成长，我有时真是觉得他有点“过”了！否则，他应该比现在高寿，他的逝世，也是他的积劳成疾所致，其中就有停不下来地写呀写造成的。此外，张同吾在担任诗歌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和名誉会长期间，组织了很多诗歌活动，如采风、会议等。无论是会务还是作协领导发言，他都投入很大的精力，经常亲自起草领导发言稿。在他之前，雷抒雁、韩作荣、李小雨先后都去世了，年龄或与他相仿，多数比他还小。但他们的后事却是这位长兄张同吾处理的。他真的很忙，很累，令人既敬佩，又心疼！
生活中，张同吾是个说话很幽默、很会讲故事、演讲很有风度的人。每次发言都会博得大家的掌声。他资历老，但总是待人亲切，也很会开玩笑，像个老小孩。你要说他帅，他就特别高兴。他抽烟，老伴不让，他就换成坤烟，并声明：我就拿着玩儿，他把烟当成他社交生活中的玩物。遇到别人问起来，他就笑着举起夹烟的手说：“我这样夹着，不是看着很儒雅吗？ ”我曾对身边诗友说，你看同吾老师抽烟的姿势就是资本家少爷。有的人配抽烟，有的人就不配抽烟。张同吾先生就配有支烟做伴，那范儿，是气质。又比如穿西服，同样是老同志，有的人穿着名牌西服，也还是有一股子穷酸气，而他穿着都七十多了，却怎么看都是帅哥，没办法，这也是女孩子都很喜欢他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现在诗歌界的诗人学养很差的多，你说他读了点书，我相信，但谁能像同吾先生对巴金、老舍、夏衍、曹禺等等逐个写个专论呢？装点下门面而已。当代诗人与同吾这一辈人相比，只能望尘莫及啦。
今同吾远去，心里很难过。可沉下心来思念他，我竟然几次都笑了！缓过神儿来，又有一股难以表达的伤痛涌上心头，泪水止不住往下流……
（本报记者蒲波电话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