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汀、艾芜深情握手
原四川省文联工作旧址布后街2号
成都市新巷子19号，一座清末或民初的川西古院，今已早不复存在了。
40多年前，大约是1971年，四川省文联复刊的《四川文艺》上，选发了我的两首小诗（记得一首是《雾雨山下钻井队》 ，另一首是《雷电摄下新图画》 ）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从川东边远的小城，辗转来到川中、川西，半工半读，在技工校教书，做野外勘探、油田管道工，办厂宣传墙报，在文艺宣传队写歌、写报幕词，做《石油报》临时记者，因文字，曾几经错误批判追查。人生漂浮不定，剩下一点爱好，就是读书，尤其是诗歌、小说等文学书籍，也试着写点小的分行的文字。
诚惶诚恐，我怀揣着从成都新巷子19号《四川文艺》编辑部寄来的信，来到这条清静如水洗的寻常小巷，在一座显得衰败的四合院门前，踯躅徘徊，仰望我多年敬慕的四川文学艺术界的最高殿堂。入秋雨后的一个早晨，斑驳的石墙内，一棵年迈的银杏古树探出高高的墙头，密匝而蝶状的叶片，经秋霜变黄飘落，静静地撒半巷子碎金。半掩的院门，出来一位清癯的老人。我紧张胆怯走向前去，恭敬轻声地问道：“老师，这儿是四川文学吗？ ”他好像有点耳背，小巷空若无人，他停住步，躬下腰微微一笑：“四川文学？就在院里，往这儿进。 ”石门后有一个耳房，耳房旁有一道小小的侧门。后来我才知道，竟是我青少年时所崇拜的大作家艾芜先生。我早年读过他的《南行记》 ，今亲见到大名鼎鼎的他，却是一位朴实无华、亲切又约显内向严肃的老人。
在古院进门右边厢房里的诗歌组，我见到刊发我处女作的诗人编辑傅仇先生。
傅仇先生，四川荣县人。1965年，我高中毕业后，人生第一站，就是去四川荣县石油师训学校学习，后下放油田荒野。6年后，我当工人来到成都，傅仇先生从来稿中选发了我的诗歌作品。我无亲无戚，无任何关系，傅仇先生此前也从不认识我。因诗结缘，他是我学习写诗的第一位敬重的人，让我终生铭记。可惜他50多岁因病而逝，叹先生去世太早。
《四川文学》诗歌编辑室的对面，左厢房是《四川文学》的散文组。古院清静极了，偶尔有人出入，轻脚轻手，悄然无声。我那时看到身形瘦削、文质彬彬的白航先生以及陈犀先生、沉重先生等。后来我来《星星》工作，白航先生和陈犀先生成了我的直接领导，这是我人生的幸遇。允执厥中，笃行诚厚。
《高高的山上》 ，是艾芜先生“文革”中创作的短篇小说，发表在1972年的《四川文艺》上。不久，传来北京中央文革小组的人点名批判，写在文化部的简报里。黑云压城城欲摧，艾老作为左翼联盟的革命作家，受到过鲁迅先生的关注和介绍，一生都在革命的潮流漩涡里和风暴中转辗漂泊及挣扎，晚年多自省反思，而这篇小说触及了一些人性的东西。当时有些人说这是“资产阶级的人性化” 、修正主义的“顶风作浪” 。 《四川文艺》发表艾老的新作，也受到追查，大小报刊都发了批判文章。艾老这篇作品，在文学界内外引不小的震动并暗相传读，我也悄悄弄到一本，这本杂志一直珍藏多年。
1976年前后，我作为基层的业余文学青年作者，得到《四川文学》编辑前辈们的关照，让我参加一些文学活动，每次在布后街2号的文联机关大院，开文学座谈会，我都躲在最后一角聆听教诲，更多想见见我敬重的作家诗人，但却很少看到艾老的身影。我开完会或中途悄悄地从布后街2号跨过一座小小的松木天桥，去新巷子19号的《四川文学》的小院看望编辑老师，领上一两本稿笺。那时没有恢复稿费，得到几本稿笺信纸，一直舍不得用。而在诗歌组的平房里，透过旧式木格小窗，往院内看去，一位老人在院内一帚一帚打扫落叶，或在平房前石台上搓洗衣物，胸前挂着洗白了的蓝布围裙，这就是艾老先生。后来，时而也看到从北京回来的老人沙汀。在“文革”极左思潮的年月里，我作为他们作品的深情读者，暗暗地为老人们祝福。
拨乱反正，春光乍现。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星星》诗刊复刊，我来到编辑部做见习编辑。布后街2号省文联作协的活动渐多，但大小会上很少见到艾芜、沙汀等老人。会议主席台上，很少见到他们的座位牌子和身影。但在机关大院的墙栏告示上，时常见到艾芜的名字。那时刚改革开放，国家重见光明。文联大院的作家知识分子们，积极认购国库券，体谅“文革”后国家的经济困难。艾老认购几千元，数目之大列文联之首； 《星星》编辑部白航认购几百元，而我认购可怜的几十元；年轻点的画家尔泰也认购不少数目。
艾芜旧照
而我唯一一次听艾老的文学讲座，好像是在新繁或大邑县的四川文学讲习班上。艾老用平实的叙事语言，讲述《诗经》及民歌里的爱情及爱情故事，栩栩如生，鲜活而又优美地呈现了古典诗歌、民歌民谣里的淳厚诗意和情趣场景。那次讲座，艾老还谈到读书的问题。至今已近50年了，仍记忆犹新。
《星星》诗刊的几位老编辑，个个学富五车，又各有各的读书、藏书、爱书的习惯。白航老主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不动声色出版了一部《李白与杜甫》学术研究专著。细心读来，却与郭沫若先生扬李贬杜的《李白与杜甫》一书有不同看法和观点。他以古籍史料为考证，不媚上，不媚俗，求实求真，我暗暗敬重白航先生的胆识和学识。流沙河先生嗜书如命，记忆特奇，在编辑部里堪称一部活字典。先生20多岁时，写诗惧难，扫厕拉粪，守菜园，后在文联机关的图书资料室里打杂做工，躲在图书室的暗角里不分白天黑夜地读书，古籍、天文地理及中外书刊，偷偷地做读书笔记。一部10多万字的《字海漫游》 ，关于古文字研究，就在这种条件下完成了。
这部书稿，在“文革”初期被红卫兵抄家洗劫而去。老人后来对我讲起，多有无奈和感叹。好在先生晚年，虽患眼疾，仍重著《流沙河识字》 《白鱼解字》等几部关于文字的书，也得到补救而欣慰。 《闲话庄子》 《诗经十二讲》 《诗经现场》等著作，都是先生用现代人的眼光研读经典的成果。
我从小有爱书、读书的习惯。来到四川省文联《星星》诗刊，如小虾小鱼得水。当时文联有一个图书资料室，虽经“文革”洗劫，图书已残缺，所剩无几，但仍有不少现当代作家的好书。图书室里，被打扫得干干净净，书架上一尘不染，我一有空就在那儿读书查资料，尤其是四川作家的著作，巴金、艾老、沙老、李劼人等的书比较齐全一些。安安静静坐下来读书有多好！肖才秀是那时的图书室管理员，不时还倒一杯水来，我很感动。后来熟了，我叫她肖大姐。原来她是艾芜的亲家、艾老儿媳王莎的母亲。她看我读书很勤，常来借书，多网开一面，让我读到不少好书。但我从未向她问起艾老的情况，她也从不提艾老的书与事，一直守着对老先生的敬畏和尊重。
我退休后，搬出了大慈寺路30号，离开省文联宿舍已几年了，很少进城。偶尔回去，才知道许多我熟悉的老人走了，肖才秀大姐走了，车辐老人也走了。
80年代初，我进文联住的是车幅的那一套底层宿舍，狭窄的小书屋只有七八平方米，房内堆满了书，拥挤不堪，几乎容不下多余的人，而爬满牵牛花的铁藜窗棂，淡蓝淡蓝的一朵一朵，活灵灵，充满鲜活生机。后来这也成了我的书房，我仍保留那扇开满牵牛花的窗。车老乃资深名记、文人杂家、美食家，嗜酒，酒后就天南海北， 30年代的那些文化人，无有不知，无人不晓，老舍、曹禺、吴祖光、白杨、丁聪等。他还给我看过新凤霞为他画的画。谈四川作家，他说他这个人是美食的好吃嘴，艾芜才是真正的作家、平民作家、素食主义者——艾老生活朴素简单，蔬菜与白水豆腐，加他最好吃的新繁泡菜，他对艾芜的为人和作品是敬重佩服的。
诗人作家高缨先生， 50年代曾在《星星》工作，曾与艾芜一起重走大凉山，重走南行路。我对他很尊重，他对我很关心，八九十年代他还暗暗地主动托人写我的诗评。他常年在外，深入现实生活，诗歌新作大都寄给我。我编发过的《月亮船》组诗，印象极深。我尤其喜欢他的小说《达吉和她的父亲》 、散文《西昌月》等作品。有时外地诗人来成都，我陪客人去看他，他对人谦和真诚，还在他家吃便饭。他时而谈起艾老，我想他们的心是相通的。
70年代中后期到80年代初，我在成都市西城区图书馆里淘到不少书，其中有老版的《南行记》《淘金记》 《死水微澜》及臧克家的《春鸟》 、艾青的《诗论》 、傅仇的《伐木声声》等等，且有幸购得两套1957年创刊的《星星》诗刊，全套46本，另一套是北京的《诗刊》 。我如获至宝。当时这些被视为“毒草” ，我却如饥似渴。这些书刊我不知翻过多少遍，积沙成土，积土成金，阅读的有幸，也是我有缘的阅读。
我进《星星》诗刊后，编辑部很稀缺这些期刊的历史资料，我拿出一套捐给了编辑部，供大家读用，老一代编辑们尤其珍惜，这是他们的惧难遭遇的见证。后来，我慢慢收集作家诗人赠送的书刊，去出版社讨回新近出版的书籍，我用自行车一车一车地驮回来，又一捆一捆地搬上6楼的编辑部。
在后来的日子，老编辑们陆续离开，后来的人多重经济利益和政治效益，好像不屑此道，后来这些藏书慢慢散失已尽。每当见到一二残缺的书架、书柜，我都觉得痛心和无奈。而让我惋惜的是，在那批藏书中好像有两套《艾芜全集》和《沈从文全集》 ，是我从四川文艺出版社无偿讨回来的，不知流落何处。那时我对这两套书读得入迷。
在那些文化思想禁锢的年代，艾芜先生经历无数坎坷，为追求人生自由和理想，漂泊而穿越苦难，曾坐过南洋缅甸等当局的监狱、民国时期的国民党监狱、新中国成立后“文革”时期的监狱，但艾老一直不停地真诚地反思社会政治思想文化，对底层民众苦难命运一如既往地同情和关注，对人性进行一次次地探索。他留给我们的作品是历史的见证。
艾芜先生一生漂泊行走，与民族苦难同行。
晚年归蜀，住在成都新巷子19号。这座破旧小院的一间平房，“文革”时期曾被几度抄家批斗，被审查囚禁摧残。后来，我听成都几位工农兵业余作者无意聊天，谈到艾老在“文革”初期受造反派抄家审查批斗的残酷情景，让我恐惧而心生怜惜。他还在北郊的昭觉寺临时监狱坐了4年黑暗牢房。长期的关押审讯中，老人既不检举揭发他人，也不自辱批判自己，沉默如金，正气凛然。
他在耄耋之年，重走大小凉山，重回南行路，超然淡定，求真求实，笔耕不止，远离名利官场是非，写下了许多说真话的文字。那部对人和人性反思的长篇小说《远山朦胧》经反复修改而完成，这是艾芜先生留下的最后一部小说。
4年漫长的岁月，艾芜先生瘫残地躺在病床上，挂着吊针，不能动弹，痛苦无奈地望着近在半尺的书桌，读《楚辞》 《诗经》 ，艰难握管，偶做笔记；读经诵典，只言片语，却表述博大精深的文化精神。面对生命最后的日子，他回归中国传统文化经典里取火暖心，或漂泊回归灵魂的安息之地。
逝者如斯，落叶归根。爱他，他也深爱着，川西新都清流乡翠云村的一撮土地。这里与桂湖毗邻，有明代翰林、清流杨升庵故居。杨慎直谏，遭遣流荒，南蛮南行边地。这里，又多了许多追古贤慕今才之思。
艾芜先生是20世纪一位有着自由灵魂的漂泊者。他的作品与沈从文先生的《边城》 《湘西散记》 ，有许多同源同工异曲之美。他的作品，同时又让我们想到俄国文学家、诗人莱蒙托夫《当代英雄》里的那些边地小说里的人物场景。艾老的《山峡中》 《春天的雾》等，是我深爱的作品，这些边地凄美如挽歌，深深地感动着我，也影响了我后来的一些诗歌散文写作。那些年月，我不合时宜地老跑到那些高原野岭边地的老少边穷地区行走，去体验他小说中的诗意。
80年代初，云贵川开诗歌青年笔会， 《星星》编辑部派我参加。会后顺路，跑了云贵高原边地，寻找艾芜先生的南行踪迹。后来多次去川南叙永的永宁河畔、雪山关等水路古道驿站觅艾老的南行之路。1989年黔江作协成立，我又专程去了一趟三省交界的沈从文笔下的边城，湘西凤凰，又沿着酉水、沅河顺江而下，走进武陵山区，行程几千里。几年的边地行走生活体验，我用编辑的空余时间，断断续续地记录下来，后来结集出版了《寂地》 《边地雪笛》 《永恒的漂泊》 《散落的烛光》等。虽是些幼稚不成熟的作品，但这是我对艾芜先生、沈从文先生等作家的精神敬慕和追随。
艾芜先生已去世好多年了。
今天还有许多人想起他和他的作品。我想一个作家和他的文字长久地活在人们心里是不容易的。四川师范大学教授、原四川文艺出版社龚明德先生，热情邀我写点艾芜先生的纪念文字，艾老是四川省文联老领导、老作家、老前辈。我义不容辞，但匆匆笔短，文拙浅意。
这是我，一个后来者，对艾芜先生及我敬重的人和已逝的作家诗人的一份追怀和纪念。
上世纪80年代曹禺等与四川省剧协工作人员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