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史诗，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神话。无论是从政治史、军事史的角度，还是从思想史和文化史的范畴， 80年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以其无与伦比的精神资源、砥砺苦难的物质构件、创世文明的原型素材和原始典型成长的内涵意象，与富吉谷之于美国革命、攻打巴士底狱之于法国革命、攻打冬宫之于俄国革命相比，长征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革命本身。
正是从这个意义来说，长征，不只是中国革命传奇的名片，而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精神底片；不只是中国从苦难辉煌走向繁荣富强的文化底色，而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本色。
六盘山长征纪念馆 吴建新 摄
1、毛泽东最早定义红军长征的历史意义和地位
“长征”一词，自唐宋以来均有文人骚客或史家吟唱使用，李颀《古意》诗曰：“男儿事长征，少小幽燕客。 ”王昌龄《出塞》诗曰：“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在中国古代诗歌里，长征的意思也只是指长途旅行、长途出征而已，使长征真正成为“世界语言” ，成为“英雄创世纪” ，成为一种人文精神，还是要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得益于毛泽东。1971年八九月间，毛泽东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时曾说：“红军长征是打着灯笼走夜路。 ”这支衣衫褴褛、面带饥色的军队，经过一年多的跋涉与战斗，历经千辛万苦和惨烈牺牲，抵达陕北。“长征前红军三十万，到陕北剩下二万五千人。中央苏区八万人，到陕北只剩下八千人。 ”
红军长征路，是鲜血和生命铺就的，是一条苦难之路，也是一条胜利之路。
有人说长征是伟大的远征，有人说长征是光辉的史诗，无论是历史学家还是文学家，无论是政治家还是军事家，对长征的赞颂和溢美之词实在太多了。长征的意义和价值到底是什么呢？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对“长征”的意义作了如下评述：
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两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谁怀疑我们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谁就会陷进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 ，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毛泽东的讲话，如诗如歌。毛泽东的评论，美轮美奂。穿越时空，读来依然令人热血沸腾，斗志昂扬。多么经典的概括啊！
长征即将胜利，毛泽东心情豁然开朗，诗兴大发。1935年10月间，毛泽东一首接着一首地写，前后写下了《七律·长征》 《念奴娇·昆仑》 《清平乐·六盘山》 ，还有写给彭德怀的《六言诗》 。如果再加上《十六字令》和同年二月写的《忆秦娥·娄山关》 ，以及次年2月写的《沁园春·雪》 ，在长征途中，毛泽东至少写了六首，一首比一首豪迈，一首比一首昂扬，一首比一首气魄还要大，那岂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那真是“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
瞧！寒风晓月，长空有雁，指挥攻克娄山关的战斗结束后，日夜行军100多华里的毛泽东难得静下心来，沉思默想，“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 。于是，他挥笔写下了《忆秦娥·娄山关》 ：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诗词中氤氲着少有的沉郁，意境苍凉，气势悲壮。后来，毛泽东在回忆长征途中写作长征诗词的感受时，作注曰：“过了岷山，豁然开朗，转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这才有了《七律·长征》 ：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
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
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
三军过后尽开颜。
这是挑战者之歌，这是自信者之歌，这也是胜利者之歌。诗为心声。写下这首诗歌的时刻，毛泽东毫不掩饰即将迎来最后胜利的激情，在甘肃通渭城东一所小学校召开的全军副排长以上的会议上，用他那浓重的韶山乡音向全体干部朗诵了自己的诗歌。大气磅礴的革命英雄主义和向上乐观的浪漫主义，一下子感染了在场的所有红军将士，掌声如雷，士气如虹。
从此， 《长征》成为经典；从此，长征成为红军的口头禅；从此，长征成为革命的代名词。而毛泽东也是“长征”最早的歌者和书写者。但是，“长征”作为一个革命的名词或历史概念，最早并非出自毛泽东的笔下，也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演变，逐渐确定下来的。
2、“长征”“万里长征”“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历史由来
1935年5月， 《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中说：“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 ”这是中国革命文献中，把自1934年夏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于10月份开始撤离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的军事大撤退行动，第一次以“长征”这个词语来进行表述。这份红军的布告署名为“红军总司令朱德” ，但据说起草者是时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红星报》主编陆定一。但这个时候，“长征”并没有作为一个名词的概念被定义下来，它还只是一个形容词。
1935年6月10日， 《前进报》第一期刊载博古的署名文章《前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去！ 》 ，把红军的行动称为“长途远征” 。6月12日，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在给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报告中指出，“西征军（指中央红军）万里长征，屡克名城，迭摧强敌” 。这份报告结尾署名“向前代草” ，可见其出自徐向前之手，再次提出“长征” 。6月15日， 《红星报》第21期社论称中央红军的行动为“八个月万余里的长途行军和作战” ； 6月16日，中共中央及中央红军复电红四方面军，也仍称“长途行军” 。到7月10日， 《红星报》在第25期社论《以进攻的战斗大量消灭敌人创造川陕甘新苏区》中，也使用了“万里长征”一词。10月19日，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毛泽东在与肖锋讲话时，指出：“我们长征12个月零两天，共367天，战斗不超过35天，休息不超过65天，行军约267天，如果连夜行军也计算在内，就不止267天了。 ”“我们走过了闽、赣、粤、湘、黔、桂、滇、川、康、甘、陕，共11个省。根据红一军团团部汇总，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 ”在这里，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长征”和“二万五千里”的概念。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所说的“二万五千里” ，仅仅是指中央红军部队行军路线最长的里程，也就是说中央红军有些部队并没有走到“二万五千里” 。他在随后的讲话中也称红军长征“二万里” 。比如， 10月27日，毛泽东在吴起镇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发言时说：红军长征“二万里完结，将来再不会有二万里” 。10月29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在给红二十五、红二十六军全体指战员的信中依然把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称为“两万余里的长途远征” 。11月5日，毛泽东到达象鼻子湾，向随行部队发表讲话说：“从江西瑞金算起，我们走了一年多时间。我们每人开动两只脚，走了两万五千里。这是从来未有过的长征。 ”同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彭雪枫、李富春、叶剑英等来象鼻子湾开会，以确定发起直罗镇战役的总的决心。毛泽东在随后召开的全军干部会议上再次提出：中央红军长征“最多的走了两万五千里” 。11月30日，毛泽东在《直罗战役同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中又称作“远征” 。显然，上述关于红军“长征”和“二万五千里”的说法，没有统一固定，而且大都是在布告、讲话或会议发言中提到的，受众也局限于红军内部或军队高级干部，所以传播范围受到一定的影响。
中共中央真正公开以文件的形式确定“长征”这个历史概念，应该是1935年11月13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 。该宣言明确提出：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余里的长征，跨过了十一省的中国领土，以一年多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的精神，最后胜利到达了中国的西北地区，同陕甘两省原有的红军取得了会合” 。11月28日，毛泽东、朱德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中再次提出，红军主力“经过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历尽艰难困苦北上抗日” 。 （ 《 “长征” 、“万里长征” 、“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由来》 ，王建强、许秀文，引自《读·党史》系列第5辑《铁流二万五千里—长征》 ，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4月版。 ）
综上所述，“长征”“二万五千里”和“万里长征” ，以名词概念的形式，是在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结束前就已经提出。由于受当时人文、地理、战争和政治环境等客观条件限制，“长征”等概念还没有被中共中央和红军部队统一和广泛使用。到1936年7月6日，任弼时在给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电报中还依然称红二方面军的战略转移为“远征”或“长途远征” 。因此，把所有红军部队的战略转移都统称为“长征” ，则更需要一个历史的过程。
1936年8月5日，因为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来访，毛泽东和杨尚昆联名致函参加过长征的同志和部队，“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 ，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段。文字只求清通意达，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 ”在毛泽东的号召下，伴随着征文活动的展开和《长征记》的编辑出版工作，“长征”“二万五千里”“二万五千里长征”“万里长征”才开始真正逐渐进入历史，深入人心。
3、九个“第一”确立红军长征叙述史的形成
就像“长征”“二万五千里”“万里长征”的概念是逐渐发展才慢慢确定的一样，有关长征的记录和著述，也是自长征伊始就已经开始的。但在那个时候，除了中国共产党人之外，人们对中国工农红军的了解和想象，依然停留在被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十年新闻封锁的老旧印象上，共产党被形容为“赤匪” ，“共产共妻” ，“毛泽东是无知的农民”或“半死的肺病患者” ……世界，对长征更是一无所知。人们或许能够知道的一点，就是“赤匪”已被赶出江西苏区被迫“西窜” ，正在“追剿”或“围剿”中，就连毛泽东、朱德被打死的谣言也曾在各大报刊死而复生、死而复死地发布过多次。
那个时候，长征，对世界来说，是一个传说。
世界究竟是如何知道这个传说的呢？
到底是谁最早记录或口述长征的呢？
为此，笔者用五年时间，集各大图书馆、博物馆和民间收藏家收藏之大成，考古式地挖掘和研究国内外记述长征的各种早期书报刊史料，及其背后创作、编辑、出版的历史往事，从长征出版物版本学的视角，著述《世界是这样知道长征的》（中国青年出版社即将出版） ，完整、系统、准确地考证了长征的叙述史，讲述了20世纪30年代长征叙述史上的九个“第一” ，简要列举如下：
——1935年10月，参加完遵义会议的陈云，按照中央命令，离开长征，经四川、重庆到上海，随后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长征情况，并化名“廉臣”著述《随军西行见闻录》 ，成为世界宣传报告长征第一人。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陈云化名“廉臣” ，假托一个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的身份，以第一人称详细生动地叙述了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行至贵州的传奇经历。此文最早以连载形式发表在1936年1月创刊的《全民月刊》 ，后来收入了《陈云文选》第一卷。
——1935年12月20日，朱瑞在《战士》报第206期发表《伟大的一年，艰苦的一年》 ，成为红军总结报道长征第一人。时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的朱瑞，以散文一样的语言和清晰的历史记忆，回顾了长征的原因、经过，并对未来给予展望。遗憾的是，被毛泽东誉为中国“炮兵元帅”的朱瑞，在解放战争的辽沈战役中不幸触雷牺牲。
——1935年至1937年间，范长江在《大公报》发表了有关红军长征和西北军事形势的系列报道，完成了他的成名作《中国的西北角》 ，并在西安事变后再次奔赴西北，在延安采访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诸多中共领导人，写下《塞上行》 ，成为全面报道红军长征和中共革命真相的中国记者第一人。
——1936年12月至1937年7月，邓发化名“杨定华”在巴黎《救国时报》连载发表《雪山草地行军记》 （ 1936年12月28日至1937年6月25日）和《由甘肃到山西》 （ 1937年7月5日至1938年1月20日） ，是在境外连载报道长征第一人。 《救国时报》是中共在巴黎主办的一份最有影响力的海外报纸。1938年初，该报将陈云所著《随军西行见闻录》 ，与邓发所著《雪山草地行军记》 《从甘肃到山西》三篇文章合集为《长征记》出版。毫无疑问，这部《长征记》应该是系统、完整地叙述长征整个历史的第一部单行本图书，更为重要的是两位作者陈云和邓发均是长征的亲历者，其史料性、文献性和真实性无与伦比。不久， 《长征记》的俄文版由苏联国家政治读物出版社在莫斯科出版， 32开， 80页，封面图片为长征路线地图，收入周恩来、彭德怀和红军照片10幅，正文收入标明红军根据地和长征路线图的地图一幅，并配素描插图两幅，十分罕见。
——1936年12月，英国传教士薄复礼（鲁道夫·艾尔弗雷德·博斯哈德·勃沙特）著述《神灵之手》 ，是亲历长征的唯一口述长征历史的外
国人。1934年10月1日，是薄复礼来到中国第12年的纪念日。巧也不巧，偏偏在这一天，他和妻子露茜在完成“复活”祈祷活动之后回家的路上，遭遇中央红军长征先遣部队红六军团以“间谍”之名“逮捕” 。随后，他“吃尽了他一辈子也没有吃过的苦” ，跟随萧克、王震等一起行军，前后共计16个月560多天，完成了一生中最神奇的经历。在《神灵之手》中，薄复礼如实记录了红军的行动，并在《自序》中感谢在红军长征途中的“被捕”经历。1939年，薄复礼夫妇辗转美国、加拿大、日本，再次返回中国贵州，回到被红军逮捕的地方进行传教。后来，他十分真诚地对教友说：“别的外国传教士都怕共产党，我就不怕。因为我了解他们，只要共产党是我见到过的红军，就不用害怕。他们是讲友谊的，是信得过的朋友。我之所以要回国，主要是新中国还没有加入联合国，国际教会组织没有把这里作为传教的国家，所以几次通知我回国。这就是我要回国的原因，绝不是害怕共产党才回国的。 ”由此，萧克和薄复礼成了朋友，双方念念不忘长征路上的情谊。直到1987年，他们获得了联系，互相致信问候，写下了红军长征与一个传教士的历史传奇。
——1936年8月5日，毛泽东和军委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联署向参加长征的同志和部队发出信函、电报，为出版《长征记》特发起集体创作征稿启事，可谓是号召集体回忆长征第一人，也是中共和红军历史上第一次开展大规模的文化征文活动。毛泽东的号召，得到了红军将士们的积极响应，纷纷拿起笔来撰写自己的长征回忆录。中央领导、军委领导同志首先带头写作，如董必武、谢觉哉、徐特立、李富春、张云逸等。做政治工作的陆定一、李一氓、肖华、王首道、熊伯涛等身体力行。在保安红军大学第一科学习的36名学员都是红军的高级干部，不少人也纷纷响应号召，如张爱萍、彭雪枫、刘亚楼、杨成武、谭政、耿飚、周士第、陈士榘、莫文骅、彭加伦、舒同、贾拓夫、童小鹏等。童小鹏在通知发出第二天的日记中这么写道：“杨（尚昆）主任、陆（定一）部长又来要我们写长征的记载，据说是写一本《长征记》 。用集体创作的办法来征集大家——长征英雄们的稿件，编成后由那洋人带出去印售。并云利用去募捐，购买飞机送我们，这真使我们高兴极了。 ”童小鹏热情高涨，一个人就写了《离开老家的一天》 《粤汉路边》等7篇文章，最后一篇《残酷的轰炸》完成于10月7日。他在日记中所说的“洋人” ，正是埃德加·斯诺。 《长征记》征文由徐梦秋、丁玲负责编辑整理，初步确定书名为《二万五千里》 ，直至1942年11月，最终定名为《红军长征记》 ，由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刊印。
——1937年7月5日，“红色牧师”董健吾化名“幽谷” ，在上海《逸经》杂志发表《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 ，成为在国统区综述报道长征第一人。董健吾写作长征的材料来源，正是来源于丁玲等编辑的《二万五千里》 。当时， 《二万五千里》编辑完毕后，由冯雪峰带了一份誊清稿到上海准备出版。但在白色恐怖的环境里，无法达到这个目标。于是，董健吾在阅读了这些回忆文章后，自己重新撰写了这篇作品，以笔名“幽谷”发表。
——1937年10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根据1936年10月采访毛泽东和红军将领的材料整理，在《亚细亚》 （ASIA）连载发表《长征》（Long March） ，中文则由汪衡最早翻译为《两万五千里长征》 ，同年11月8日在《文摘战时旬刊》第五号开始连载， 1938年1月由上海黎明书局出版单行本图书《二万五千里长征》 ，成为最早完整报道中央红军长征全过程的作品。后来，斯诺的著作《红星照耀中国》 （中译本《西行漫记》 ）出版后， 《长征》成为这部著作最为重要的章节。关于长征，斯诺认为自己写得太少太少，还应该写出一部大书。他遗憾地说：“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一部这一惊心动魄的远征的全部史诗。 ”而对西方的外交官和政治观察家们来说，长征就像毛泽东曾经是一个传说一样，他们都力图要搞清楚共产党人这次大转移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重要价值。美国历史学家里奥·胡柏曼说：“长征是《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高潮，我们一直在反复阅读斯诺的有关记述。 ”中美关系史学者迈克尔·沙勒说：“第一个公布长征真相的西方人与毛泽东谈话的年青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他在《红星照耀中国》里的经典叙述，至今仍是有关长征资料的一个重要来源。 ”
——1938年10月，著名文学家阿英（钱杏邨）编辑的《西行漫画》由上海风雨书屋出版。因受当时条件限制，阿英误将转送这组漫画的萧华为作者。看到这一组漫画后，阿英极其兴奋，专门写了序言，说：“我以为，在中国漫画里之有这一束作品出现，是如俄国诗坛之生长了普希金。俄国是有了普希金才有自己民族的文学，中国也是有了这神话似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生活纪录画片，才有了自己的漫画。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美术出版社再版此书辗转找到萧华时才知道，作者并不是他。后来，经过多方努力， 1961年， 《西行漫画》终于找到了它真正的作者——时任红五军团宣传部文化娱乐科科长、著名的“将军大使”黄镇。1962年4月， 《西行漫画》第三版改名《长征画集》 ，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写下了第一部“长征画集”的历史佳话。
部分长征相关书籍
4、新中国成立后长征叙述史的流变
一部长征叙述史，就是一代人的革命史。诚如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 （中译本《西行漫记》 ）的《长征》一章中所言：“这是一次浓墨重彩，大书特书的远征。冒险、探索、发现、勇气和胆怯、胜利和狂喜、艰难困苦、牺牲和忠诚，而像烈焰一样贯穿着这一切的是这千千万万青年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永不泯灭的希望、惊人的革命乐观主义，他们绝不向人、向大自然、向上帝，或者死亡屈服认输——所有这一切以及还有更多的东西，都已经载入了现代史上这部无与伦比的史诗中了。 ”
新中国成立以后，自1954年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党史资料室将《红军长征记》重新选编，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为题，在内部发行的《党史资料》上分期发表之后，人民出版社于1955年5月推出了同名单行本图书，公开出版发行，以此为标志，长征的历史故事开始正式成为国家机关、军队、企事业单位和中小学课堂的革命教材。1957年，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由毛泽东亲自题写书名的大型革命回忆录《星火燎原》由解放军出版社陆续出版，发表了参加长征的老将军们的长征回忆，写作者包括原第一、第四、第二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等各个方面的老同志，多侧面多角度地反映了长征的整个历程，突出了红军将士的革命大无畏精神和战胜一切敌人的革命英雄主义的气概。
从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对长征的叙述逐渐从宣传红军的革命英雄主义和艰苦卓绝的精神，转向总结长征的历史经验，颂扬领袖的丰功伟绩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方向。1959年，刘伯承元帅发表《回顾长征》一文，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领导同志撰写的第一篇有关长征回忆的重量级文章。到了60年代初，特别是在1963年之后，对长征的叙述在继续革命英雄主义和艰苦奋斗精神主题的同时，更加突出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代表作品有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和萧华作词的《长征组歌》 。“文化大革命”中，长征的叙事受到了“左”的干扰，出现了搞“个人崇拜”的不良文风。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长征的历史叙述再次发生重大变化。1979年12月，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中文重译本《西行漫记》第一次公开出版； 1986年，在中央领导的支持下，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由解放军出版社正式出版，这两个美国人相隔半个世纪所写的这两本有关长征的名著，向世界提供了红军长征史的丰富细节和场景感。 （此处的表述，参考引用了高华先生《红军长征的历史叙述是怎样形成的？ 》一文，特此致谢。 ）而以1981年12月《彭德怀自述》的问世， 1984年至1987年徐向前元帅回忆录《历史的回顾》的出版为代表，一大批参加过长征的老同志包括聂荣臻、黄克诚、许世友、肖华、萧劲光、杨尚昆、杨成武、杨得志、李聚奎、刘华清、张震等，以及张国焘，纷纷出版了个人回忆录，包括《红军长征回忆史料》的收集整理和出版，更加全面、真实地反映了长征的真貌，把过去受一定历史条件的限制而被遮蔽的历史真相揭示了出来，而有关张闻天、李维汉、刘英、陈伯钧、何长工、成仿吾、伍云甫等老革命家的历史文献的出版及相关研究，以及《国民党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和国民党将领回忆《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的出版，又丰富了有关长征历史的叙述。与此同时，一大批作家、影视编剧导演和历史学者携带他们的作品，也纷纷加入长征历史叙述的队伍，再次扩大和提升了长征叙事的接力和长征精神的弘扬。因篇幅体例所限，新中国成立后的长征叙述史，本文不再详述。
——长征，就是这样进入我们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的。
长征，以共产主义这个巨大的信仰和理想作为精神支柱，以战胜危机就是战胜敌人、战胜苦难就是战胜自己的伟大信念，给了我们生命的昭示——长征，是一本永远也读不完的大书。
1939年， 《西行漫记》作者斯诺和毛泽东在延安再相逢
曾任中共中央政治保卫局局长的邓发
与红军一起长征的薄复礼
《西行漫画》作者、“将军大使”黄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