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时，有媒体形容，非遗的人才培养自此进入了快车道。不过我觉得，与其说是快车道，不如说是有了一个专线——过去高校中想要培养非遗方面的研究、管理人才，都是借助别的学科来招生，现在名正言顺了，这非常重要。”2021年10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天津大学设置全国首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交叉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中国民协名誉主席、天津大学教授冯骥才称之为为非遗人才培养开了“专线”，他表示，学科的设立，表明“对非遗的科学保护和发展是时代的需求，培养非遗研究和管理人才是高等教育的使命”。在冯骥才的带领下，天津大学成立了致力于非遗学学科建设的专家委员会，并完成了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硕士研究生的录取工作。

　　不久前，非遗教材体系化搭建工作的全面启动又一次使非遗学科建设受到大众的关注——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在线举办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教材”编写启动会，由冯骥才担任主任的天津大学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教材”编辑委员会正式成立。“为非遗学设计一套教材，是为非遗学学生们准备好丰足的学习食粮，这是他们向前方远行的必需品。”冯骥才说。

　　人才需求呼唤非遗学科建设

　　其实，自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国非遗保护工作正式启动开始，一系列非遗“概论性”书籍就随之出现了。2004年和2006年，向云驹分别出版《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和《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王文章于2006年主编出版《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苑利2007年编写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教程》，并于2009年与顾军合著《非物质文化遗产学》……

　　非遗基础读物的接续出现，可是成体系化的非遗学科却迟迟没有建立起来。正如北京联合大学教授顾军所说，和学术研究相比，人才培养要复杂得多，远不是几本非遗学概论就能支撑起来的，“成系列的核心课程和核心教材、经过专业培训的师资队伍、成熟的硬件设施等都是必需的。”

　　为推动非遗保护科学体系的建立，冯骥才明确提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学”设置成为独立学科的建议。这一建议受到了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一系列举措相继出台。2021年3月，教育部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列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的新专业名单；同年4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下发了《关于推动部分学位授予单位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方向人才培养试点工作的通知》；同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加强高校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科体系和专业建设，支持有条件的高校自主增设硕士点和博士点”。而天津大学也获批准设置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交叉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

　　“这标志着我国非遗人才培养进入了高层次、专业化的全新历史阶段。”顾军介绍，当下高校的非遗教育，都是将非遗课程置于其他学科的专业课程体系之下，比如，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央美院等将非遗教学设在艺术学之下，更偏重于非遗中的民间艺术、民间美术；中山大学则将非遗教学设置在中文系，偏重于民间戏曲、民俗研究。“在相关专业所依托的传统学科课程体系框架下，增开一些与自身学科相关的非遗课程。非遗并没有成熟的课程体系，这是当下非遗教育的现状。”顾军说。

　　这种教育体制下，对非遗专业人才的需求自然得不到满足。“当下，非遗教育需要培养两种人才：非遗研究人才和非遗管理人才。其中，管理人才可以说是急需的。”冯骥才表示，要培养管理人才，就需要请管理学相关专业的专家进入到教学中来，这就体现了建立一个非遗学交叉学科的重要性。

　　教材编写要帮助教学实践落地

　　“2006年开始，我产生了建设非遗学学科的设想。之所以要进行学科建设，是因为我注意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用现有学科中的概念和理论，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非遗保护面临的种种问题。比如说，要做好非遗保护，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是非遗？什么不是非遗？这个问题看似简单，但民俗学、艺术学、人类学等相关学科都无法为我们提供科学的、标准的答案。这就要求建立一门新的学科，从根本上解决非遗保护的问题。”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苑利告诉记者。

　　十多年来，中国的非遗研究者做了大量的推动工作。苑利表示，从2003年启动非遗保护到今天，中国的非遗研究和保护工作取得了不小的成果，也出现了很多令人警醒的教训，“这些经验、教训和我们对理论与实践的积极探索一起，为非遗学学科建设提供了重要参考。”

　　而这些成果和经验也首先被使用到教材的编写之中。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秘书长、中国评协副主席向云驹担当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教材”中《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论》一书的编写工作，他表示：“在编写工作中，会适当整合现有的研究成果和共识，并对现有的研究进行深化，希望在学习这门课程后，推动和促进学生们对非遗的认识。”

　　“要体系化地建设一门学科，教材的编写非常重要。教材是站在专业学科的高度，在学术前沿的位置，帮助教学实践落地。”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协主席、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院长潘鲁生承担了“系列教材”中《民间文艺学教程》的编写工作，他表示，在编写这一教材时，要特别全面、准确地阐释本学科的基础理论、基础知识、基本方法和学术体系，以满足教学需求为导向。

　　天津大学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教材”提供的“编写总纲”中提到，该系列教材“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基础理论、中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史、非物质文化遗产田野调查方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等方面和非遗学下设的二级专业编写教学用书。”而《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论》《民间文艺学教程》《传承人口述史教程》首批三卷教材的编写工作已先行启动。据悉，这三卷本教材拟于今年年内完稿，新学期即可在教学中使用讲义。

　　建立完整的知识体系和严谨而明晰的理论体系

　　“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学科建设，教材编写当然非常重要。但不能忽视的是，作为一门新的学科，非遗学需要有一个庞大而系统的学术体系和课程体系作为支撑。非遗学到底需要开设哪些课程，这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苑利认为，非遗学学科必须要有三大类课程：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和田野实践课。除此之外，还需要有非遗普及读本的帮助。“我们很注重这一点，也组织编写了《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识教育读本》（5卷）、《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教辅教材》（20卷）以及《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北斗丛书》（20卷），将从今年开始陆续出版。”苑利介绍。

　　除了教材的编写和课程的设置，对于非遗学学科建设，专业师资队伍的培养也非常重要。“目前来看，囿于传统学科体系的局限，非遗教学师资只能来源于其他不同学科，比如民俗学、历史学、艺术学等。”顾军表示，多学科背景的师资队伍固然有利于非遗学交叉学科的建设，但教学者也需要自觉地补上文化遗产学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基本理论这一课，改变原有学科的惯性思维，能够运用文化遗产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研究和教学。

　　为了培养专业化的非遗教学人才，从2014年开始，苑利就与北京联合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凯里学院、高等教育出版社等单位合作，连续9年在全国举办了五期全国高校非遗教师培训班。“9年来，培训班共培养包括全国高校非遗教师在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及教学人才1400余人，涉及高等院校300多所。 ”苑利认为，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已经渐渐融入到了中国的主流教育中，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学这门新兴学科的条件已成熟。

　　对于未来非遗学学科建设，冯骥才表示，非遗教育要牢牢把握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建立完整的知识体系和严谨而明晰的理论体系，这是教学的根本，也是学术的根基；二是将田野教育作为非遗学独特的教育方式，因为田野是非遗学最重要的工作场域和工作方法；三是要与培养目标紧密结合，不仅要培养研究人才，更要培养管理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