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阻力、动力、活力相互交织，构成了后疫情时代文化产业发展的背景。危中有机、危中寻机，将成为后疫情时代文化产业发展的主旋律。 ”在近日由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主办的“后疫情时代的文化和旅游产业创新”线上学术论坛上，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花建如是看待后疫情时代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趋势。

　　危中有机：文化新业态显示出澎湃活力

　　今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中国和世界的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我国文化产业在此过程中受到较大冲击，营业收入下降明显。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显示，2020年一季度全国5.9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下降13.9%，文化产业发展前景不容乐观。但专家一致表示，危中有机，“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文化新业态继续保持较快增长，显示出澎湃的活力。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实现营业收入5236亿元，增长15.5%”。

　　“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文化产业确实打击不小，但从另一角度来看也产生了一些深远影响：加快了新兴数字文化产业的迅猛发展，例如虚拟文娱（VR文娱、云游戏） 、融屏互动、互动影音等；加速了传统文化产业的互联网化升级，例如云综艺、云演艺、云展览和文化大数据；加强了文化产品内容的品质提升，例如高品质、高感知、新消费、新类型的文化产品；加剧了文化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例如集聚化、规模化的企业并购和IP化的产业协同。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向勇表示。

　　南京艺术学院副院长李向民则认为，疫情抑制了聚集性文化活动和体验性文化活动，比如旅游、影院、球赛、KTV等在疫情下未能充分开放或还在恢复当中。但与此同时，个体的文化消费得到鼓励。“在这种条件下，我个人感觉在后疫情时代个体操作和互联网互动将会成为文化生态的一个常态。一方面，人们将通过更加便捷和高效的网络实现协作；另一方面，每个人又是相对独立、相对自主、相对自由的，所以这种常态将形成一种自由又协作，有分有合，以分为体、以合为用的文化业态，而符合这个方向的技术创新和业态创新都将更容易获得消费者的认可。 ”李向民说。

　　应对举措：战略调整与国家政策扶持相结合

　　面对后疫情时代文化产业如何发展的问题，论坛上，专家学者也进行了深入思考，并给出意见建议。

　　“对于后疫情时代文化产业的发展，我们一方面需要思考的是如何提振消费，发挥消费对文旅产业的拉动作用，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到中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我们应该通过引导高品质、有素养、健康的品质生活来显示文化引领消费的积极作用。品质生活可以融入到消费增长动力中，通过倡导和提振人民群众对品质生活的向往和需求来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 ”在花建看来，拉动品质生活的抓手之一便是空间再造，集聚新的生产模式。“推动城市文化的高价值空间可以重点关注四类文化空间，即以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功能活化为主的遗产活化空间、以品质生活的体验和共享为主的品质体验空间、以集聚文化新业态和新生产力为主的文化创新空间，以及以线上线下相结合从而进行展示展览的多维展示空间。从长远来看，这四类文化空间是城市未来的发展方向。从近期来看，这四类空间可能是现阶段我们可以尽快投入使用的具体抓手。 ”花建说。

　　而对于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文化产业的影响将持续多长时间的问题，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傅才武表示，预计文化产业将会有两年左右的寒冬期，“要想挺过‘寒冬’ ，主要以企业自身的战略调整和国家政策扶持相结合。一方面，促进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文化旅游进入经济和民生主战场；另一方面，要使供给侧财政保障方式改革与消费侧消费者激励政策并行，双侧协同改革” 。傅才武进一步解释说，供给侧间接保障，改革财政投入方式，包括公共文化机构和文旅企业的数字化迁移，线下体验向线上体验转移；改革对企业的直接财政投入方式——税收、租金减免和人员保费减免。消费侧政策创新，激发居民的消费潜力——财政直接补贴政策，将居民的潜在消费意愿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专家们表示，尤其是对于一些抗风险能力较低的小规模文化企业，在政策上应相对给予倾斜。对此，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部创新工程首席专家祁述裕建议，一方面，要给文化企业减负，酌情降低企业的税费，这是后疫情时期推动文化产业创新非常重要的一点。另一方面，要推动文化体制机制创新，通过体制机制创新为文化产业“松绑” 。“现在文化产业的发展，特别是互联网企业的发展速度非常快，但是实际上深入进去会发现这些企业在发展当中还是有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其中就有市场准入门槛过高的问题。要给文化产品、文化内容创作‘松绑’ ，在对文化产品内容创作进行监管时，要更多地考虑到线上产品即时性强、更新快、生命周期短、开发风险大等特点，更多地加强事中、事后监督，减少事先的审批，从而实现科学监管。 ”祁述裕说。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我国应急响应机制、联防联控机制、社会动员机制等发挥了积极作用，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到目前，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的建设当中，文化应急管理体系尚未受到足够的重视。无论从立法，还是从国家应急管理部的一些现有的法规条款来看，都存在短板。 ”在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院长范周看来，构建文化应急管理体系、搭建体系化的产业链、保障应急时期优质文化内容的供给十分必要。范周建议，将文化应急管理体系纳入国家应急管理体系顶层设计之中，建立起文化应急管理体系与国家应急管理体系之间的联系机制。要建立风险评估、风险防范、应急处理、事故调查、执行反思等一整套工作机制，厘清权责体系，完善文化应急体系配套工程，将文化应急落到实处。此外，建设文化应急管理体系还须坚持主体多元化原则，积极吸纳包括志愿者队伍、心理咨询队伍等在内的社会应急力量，建立政府应急力量、专业应急力量、社会应急力量一体化系统，通过多种途径培育群众的社会风险意识，建立事前、事中、事后针对社会人员、物资、资金等的统筹协调体系，让社会资源充分涌流。

　　“作为文化企业，面对疫情在规避风险的同时要有文化担当。我对文化产业未来的发展仍然充满信心，因为它是一种刚需，而疫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对文化产业的一次历练和考量。 ”鼎盛文化产业投资公司总裁梅洪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