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渤海有些农民看了一幅《劳动模范高华吉》的画稿以后，提出这样的批评：“看样子这该是个冬天，不像春天——树上光秃秃的连一点黄绿的嫩叶也没有，地上却有挺高的苗子，不对头！ ”“粪篮子画得太大了，准能一回拾一大车粪” 。

　　同一作者在另一作品《欢送参军》上，画着三个参军的青年，和几个献花、送礼、打锣鼓的男女村民。群众们认为：“一个庄子才有这两三个人参军？就只这么几个人欢送吗？——这一定是个落后庄！ ”“画得那个村长不像村长倒像个二流子；那个欢送的老头子，戴着秋帽，穿着一身对花马褂和黄皮袄，这不像咱一伙，像个恶霸。 ”

　　在滨海，任迁乔同志画过一部以农民翻身斗争为题材的连环画《翻身》 。作者把初稿布置在出事地点（大店镇）的墙壁上征求当地群众意见，其中有一幅魏学敦的娘被庄阎王逼死的画面，画着一个用芦席卷着的尸体（穷人买不起棺材） ，在席子外边只捆着一道绳子。群众说：“就捆这么一道绳子，不怕一抬就弯了么？ ”当作者把它改成两道绳子时，又因为把绳子画得太松了，群众还是不满意：“那样松的绳子，不怕一抬就掉下来吗？ ”

　　又在《翻身》的另一幅表现八路军进攻大店镇的画稿上，因为透视未处理好，群众指出：“八路军离园子太远了，手榴弹够不着啊！ ”

　　此外，还有旁的同志的作品，如一幅题名为《打场》的画稿，把牛拉滚石的方向画倒了；一幅以剪羊毛为内容的画稿，把人和羊的姿势及方位画错了；一幅作战的画稿，把炮兵与步兵的前后方位画错了等等，也都在群众面前得到了极其中肯的批评。

　　群众对于我们的作品，不仅提出消极的指责，有时甚至进一步提出具体的建议。

　　渤海画报社王干同志在准备创作一幅以渤海的劳动模范李洪洲为内容的绘画时，他打了一个“腹稿” ： ——李洪洲在地里割麦子，他老婆给他送饭，孩子在拾麦穗……当他把这样的“腹稿”就商于李洪洲本人时，李说：“过麦时，谁家也那么办，看不出特别的辛苦来。 ”当作者请他自己说个具体的意见时，他说：“时候是正二月，坡里活动了，我要上坡收拾地头地道，左肩扛着锄，锄把上挂着粪篮子，右手提着粪叉子；再画俺这屋，俺老婆正在炕上纺花，孩子去上学……”接着又补充说：“正是吃早饭以后，我才待上坡，家里人干活的念书的都下手了。我临走一回头——这是忽然想起一个事，回头嘱咐家里人哪。 ”

　　以上这些例子，可以说明群众——首先是翻身以后解放区的群众，对于作为艺术作品之一的美术作品——特别是与他们切身问题有关的作品，不但并不如历来封建士大夫阶级所估计的那样盲目与无知，而是相反的具有相当丰富的理解力的。群众的意见之所以值得我们重视，是因为我们的创作主要是通过反映群众的现实生活来为群众的利益服务的，而群众的现实生活，只有群众自己才是最熟悉的，我们为了避免反映到作品上的真实性可能被“走样” ，而把画稿送到群众面前要求批评以便作更适当的修改，就成为非常必要的了！而且在事实上，如上所举的那些群众的意见，即可证明已经帮助那几幅作品解决了不少的具体问题了。因此，我们首先应该肯定，一个作品的成功与否，必须把群众的意见作为重要的衡量标准。当然，群众本身并不等于一个专门的批评家或创作家，所以他们的意见一般是比较朴素的，也不可能提得更全面或更系统化的，而主要是从他们本身生活经验出发的。因此就要我们首先站稳自己为工农兵服务的基本立场，来善于虚心倾听与冷静批判了。

　　那末，是不是说把作品送到群众面前征求他们的意见，这就足以代表美术创作上工农兵方向的全部意义了呢？当然不是那么简单的！因为这还不过是创作全部过程中的一个小小的环节而已。全部精神是应该贯彻在：从开始酝酿题材，到处理人物、组织画面……直到最后完稿的每一个大小环节上的；而更主要的，则是作者本身的思想与生活。一个作者如果不能在思想上生活上真正与群众结合在一起，如果没有在思想上打下真正为工农兵服务的坚实基础，如果不能在群众面前“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 ，那末即使形式上下了工厂、下了农村、也下了连队，但结果仍然是工农兵是工农兵，我是我。在这种情况下所产生的作品，即使作者在主观上并非故意强调小资产阶级个人的兴趣，至多也只能隔靴搔痒地画出一些浮面的缺乏生命的群众形象或公式化的故事而已。如果一个作品，材料的来源不是真正从群众中来的；在创作的过程中主要的指导思想又不是从群众观点出发的，那末即使在完稿以后叫群众提更多的意见亦不过是舍本逐末的办法罢了，这样的作品，当然是经不起群众考验的了。

　　那末我们就可以这样说：凡是真正与群众结合一起而又善于倾听群众意见的作者，才有可能产生经得起群众考验的作品，才是真正为群众所拥护与爱戴的作者。

　　（原载于1949年7月11日《光明日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特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