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海龙接受本报采访
走进位于北京国际摄影文化科技苑的龙影廊，一幅幅为人熟知的摄影作品扑面而来， “大眼睛”苏明娟、“大鼻涕”胡善辉、“小光头”张天翼……还有许许多多老师和孩子的影像，从1987年拍摄的广西壮族自治区融水县安太乡寨怀村小学的戴红英老师背着不满五个月的小女儿上课的情景，到1991年拍摄的家喻户晓的安徽省金寨县三合乡中心小学苏明娟渴望上学的“大眼睛” ，再到一所所希望小学的建成、孩子们通过学习改变命运的场景，每一幅作品都令人动容。捕捉下这些瞬间的正是我国著名摄影家解海龙。
为了学摄影，他“忽悠”家人买了第一台相机；为了支持公益事业，他带头捐款；为了心中的信念，他坚持拍摄教育专题30多年。在采访中，解海龙仿佛有说不完的话，因为，他有太多关于摄影的经历，有太多对于中国教育的关注，有太多关于公益事业的参与，还有太多关于这些方面的思考。
一、摄影是拍今天给明天看
解海龙常说，只有介入到历史档案的记录中去时，相机才有真正的生命。如今，已经退休多年的解海龙在更加广阔的天地里，一直尽着一位摄影人的责任，进行摄影创作，为摄影事业的发展和公益事业奉献。
○中国艺术报：您现在的创作、工作状态是怎样的？
●解海龙：我从中国摄影家协会工作岗位退休已经7年了。说一千道一万，摄影人不拍照就等于离开了自己的本职。我现在是走到哪儿拍到哪儿，我接触的事情也挺多，哪儿有摄影活动我也愿意参加。比如2018年秋天以来我参加了十几个全国各地的大型活动，我都带着一种思考：现在中国的摄影是什么状态？它以后发展的趋势是什么？摄影人关注的是什么？如何引领年轻人？
但我离不开的就是我拍摄了30多年的教育专题，走到哪儿我还是想看一看当地的教育、学校、老师的状态。更扩散一点说就是我拍片子离不开老百姓，包括他们现在的所思所想，他们最关注什么。纪实摄影用一句时兴的话说就是要心疼百姓，拿出相机反映他们的甜酸苦辣，把老百姓的故事讲好，这就是我的常态工作。
我2018年秋天到现在去了一些地方，他们都搞摄影节，但是总感觉心踏实不下来。摄影本身就是一个要静下心来做的事，不是赶庙会。但是想静下心来办事，真的就得有思想上的准备：我到底要干什么？我用多长时间把这件事做到什么程度？我们摄影人不是到处去解决问题，而是用我们的相机去观察、去发现问题，把这些问题提出来，让社会去分析、去思考、去关注。
○中国艺术报：我在您的微头条里看到一句话，“只有介入到历史档案的记录中去，手中的相机才算是有了真正的生命” 。
●解海龙：我们经常说，只有介入到历史档案的记录中去时，相机才有真正的生命。现在几千万人拿着相机，那是快乐摄影，但也不能说大家都要拿着相机做什么大事，记录老百姓生活就是大事。我学摄影整整40年了， 40年前拍的片子很自然地记录了那个时候的老百姓的生活，再过多少年，人们看的时候是一种回忆、一种亲切感。我们就是拍今天给明天看的。
前不久我去了吉林几个县，我还是关注当地老百姓的一些故事。比如我去了一个地方，他们丰收了。当地人跟我谈以前生活多困难，后来有了一个领头人带着他们致富，他们从内心发出的满意的感叹，我觉得我的镜头应该记录。可他们听说我要去，肯定也有点准备，这个准备也是我能看得出来的，他们请来了演出队伍，让老百姓高兴。但是当他们在一起庆祝丰收、庆祝欢乐的时候，我没有更多地去深入拍这个专题。当我听说下面八九十里地的地方还有一个村子，还有个孩子因为身体有病，家庭情况很不好，需要帮助，我就静静地离开坐车赶到那儿采访这个家庭。当他们感觉对生活很忧虑的时候，我作为一个摄影人到他们家里，不仅仅是拍照，给他们一些安慰也是应该的，我带头拿出一些钱来，和我一块儿去的几个摄影师也觉得应该帮助他们，很快我们就凑了几千块钱，那个家庭特别感动。我告诉他们我们都是摄影人，有什么苦衷、困难，我们都可以帮助。回来之后我们再用影像把他们的故事讲出来，很快有很多人都参与到这个爱心团队里帮助他们，这就是我日常的工作状态。
1991年4月，安徽省金寨县三合乡中心小学8岁女孩苏明娟每天往返24里山路刻苦求学
○中国艺术报：您身边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
●解海龙：我快70岁了，还有点精神头，还可以做下去，但是更重要的是我能不能带领我身边一些人，愿意跟我一块走这条路。我身边有很多博士生、硕士生，还有一些不拿相机的，但是他们觉得愿意跟我们组成团队，一说到哪儿献爱心，他们都特别积极，所以我会跟这些孩子们在一起经常碰一碰，碰出点火花，也成立了一个以我的名字命名的“解海龙青年摄影师扶持计划” 。因为如果我们不这么引导，很多孩子一拿起相机就追逐功利、奖项，每天琢磨的就是我能得一个什么奖？我能不能加入摄影家协会？我的片子刚拍完能不能就卖钱？这样能让孩子们有一种责任心，让他们手中的相机有一些温度。这些就是我力所能及的事情了。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又发现一些新的题材，再把我关于教育方面的专题延续下去。进入新时代也有新的思路和想法，比如留守儿童问题、城市和农村的教育公平问题等，拿着相机把这些问题反映出来给有关方面，让他们尽快解决这些问题。
○中国艺术报：今天我们的采访地点是您创办的龙影廊，请您简单介绍一下龙影廊的定位、工作的内容和创办初衷。
●解海龙：我是2011年离开工作岗位的，因为我在中国摄协的主要工作是联络、协调、服务和维权。不是说我不在那个岗位上我就不去做工作了，我现在的天地更广阔，我办了龙影廊，出发点就是能弄个“俱乐部” ，能让更多人到这儿来拍拍片子、歇歇脚、喝喝茶、聊聊天，互相传递一些信息，找到自己的方向，调整自己的创作方向，请一些成功的人来讲讲课，组织大家一块儿出去创作，为大家办办展览。
比如外地人到北京办展览，不花几万块钱办不了展览，但北京又是大家向往的。这几年当中龙影廊组织了几十个这样的展览，比如贵州的一位山村教师，她生病以后，自己拿着照相机每天带着一些孩子拍照片，把这些孩子的照片组织起来到北京办展览；还有淮北矿上一位女摄影师，她过去不搞摄影，但是她生病之后退休了，拿起相机，我们鼓励她拍矿工家庭，始终拍的是安全、家庭和幸福，所以她每张照片里面都有一个安全帽，这个专题影响很大。这也是一种公益的延续。
怎么能够把作品拍完之后让人收藏，这样还能够支持将来的创作，我们也做这方面的桥梁。另外，现在大家还不是特别注重对自己的摄影著作权的保护，我们也会给大家讲著作权保护，帮助他们维权，推荐加入中国摄影著作权协会，让他们好的片子获得认证。这才是我们做摄影文化工作应该承担的一种责任。
1991年4月，河南省新县八里畈乡王里河小学胡善辉在大声朗读课文
二、咬定青山不放松，寻找一双双“大眼睛”
1978年，解海龙拿起相机开始拍摄，从头10年追逐奖项和荣誉，到此后坚持用相机对准“那一双双渴望读书的大眼睛” ,在此过程中，他获得了无数感动、激励，也受到了质疑，他将诗句“咬定青山不放松”写在笔记本中，鼓励自己，这条路一走就是30多年。
○中国艺术报：您是怎么走上摄影之路的？
●解海龙：这个话题恰恰契合了改革开放40年，因为40年前我还是一个工人。那个时候我是二十六七岁的年龄，但是由于我们那时没有更多的上学机会，脑子里是空的，都不知道明天该干什么，所以总想学一点知识。1978年改革开放后，就有一股春风刮来，大家觉得我们要补这个课、我们要学东西，所以那时我们白天工作，下班后骑自行车去补课，大家选学什么知识的都有。
但是选什么？很多东西都是一个童子功，十岁八岁就开始学，二十六七岁还能学什么？别人就跟我说摄影容易、好学。我就买几十块钱的、特别简易的相机开始学习摄影，但是我们那时候并没有把相机当做一种拍出好照片的工具，而是拿着相机把身边的生活记录下来。改革开放那年，我开始学摄影。
1978年也正是我小孩出生的年份，我又怕家里不同意我花几十块钱买相机，就编了一个理由，我说“孩子现在几个月，将来要上学，然后一直发展，以后长大结婚，我如果不给他拍照片，这很遗憾，所以从孩子几个月开始就给他拍” 。家里人一听我这样说，自然特别高兴，一拍即合。当时我爱人还开玩笑说：“就给孩子拍，不给我拍吗？ ”我说：“拍，你现在才20多岁，把你年轻时的样子也记录下来，慢慢地到我们老了，这些照片也很有意义。 ”这么就把我爱人“糊弄”了，她特别同意买个照相机。一开始拍了两三个月孩子，后来把心思全放到得奖上了，因为各种活动多了你就得参加，一参加完，得奖多了，奖杯、奖牌就可以炫耀，拿着这些奖杯、奖牌、获奖证书就可以加入中国摄影家协会，你就有名了。
1993年11月，河南省新县陡山河乡希望小学，这是希望工程援建的第三所希望小学
○中国艺术报：您此后的摄影之路有没有特别难忘的经历？
●解海龙：前10年光景，我追求的那个方向在今天看来，只是做了一个基本功、一个练习，我选择的方向并不见得对。到了1988年，我就认识到了我应该拿相机拍一个跟我们国家命运契合得比较好的专题。1986年，我们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 1987年，我就开始拍中国山区的教师艰辛地哺育那些学生、背着孩子还要给学生们上课的情景。大家认为我的路子变了，我觉得我的路子变了得到了认可，就沿这条道路开始在大山里拍摄。我选择了沂蒙山、太行山、大别山、乌蒙山、大巴山、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我就是拍老师、拍孩子，拍出了一个专题。
其间也有一些人说你这么拍很冒风险，谁知道将来你这个片子会不会得到认可，你拍摄的全是苦的内容。我当时还是有了一份决心，认定我做的事是对的，我就要坚持。我也曾经焦虑过，但还是一咬牙坚持了，我就把郑板桥的诗写在我的本子里—— “咬定青山不放松” 。今天大家都说我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这就是一个最大的褒奖。
也有人说，“你不就拍了一张《大眼睛》吗？你要吃一辈子？ ”一开始我听了很不舒服，我就想干脆我不拍这个专题，我也拍名山大川，但是好像马上有人又说我了，“你将要走向何方？ ”后来我就写了一篇文章，我说风景也是一种记录，但是你要有你自己的风格。
1987年4月，广西壮族自治区融水县安太乡寨怀村小学，戴红英老师背着不满五个月的小女儿上课
○中国艺术报：有一组数据，从1992年开始为了替孩子争取受教育的权利，您走遍了中国26个省、市、自治区的128个贫困县，拍摄了上万张珍贵的照片，行程2万多公里，您拍摄的很多孩子都得到了救助，走过的许多地方都建起了希望小学。是怎样强大的动力才能促使您坚持不懈完成这些工作？
●解海龙：到了1989年、 1990年，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开始沿着我自己的那条路往前走。我是一个幸运的人，在大山里行走的时候，我就今天住农民的炕上，跟他们一起吃个饼子、喝一碗汤，明天又坐上马车、驴车在乡间小路穿行，我看到了一双双渴望读书的眼睛。于是我坚定了我这条路是对的，因为我拍的片子不是反映他们的贫困，虽然你会看到孩子们衣衫褴褛，但是一眼让你看到的是孩子们的眼神。
2万公里，是我的行程。我坐火车，但是火车都没坐过卧铺，经常挤在慢车上，和老百姓一起，他们带着孩子，背着筐，抱着小猪崽、小羊羔，在挤挤攘攘的那种状态下，我感受到了老百姓的生活。第一年我走了8座大山，其实那个时候我走了28个县，我的行程目标是40个县。后来越走我越感动，觉得我还要去，我要跑云贵，之后我还把海南、新疆、西藏全跑了，所以你看到的那组数据，应该是我跑了五六年之后的结果。
这些年下来，我拍摄过的地方，盖起了新学校，孩子们上了学，国家的政策也有所变化。但是我现在更多的不仅仅关注希望工程，更是如何用手中的相机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关注老百姓。
○中国艺术报：有人说是您的眼睛发现了“大眼睛” ，您的著名作品《大眼睛》的创作契机是什么？
●解海龙：最早我拍了一张山村教师背着孩子教书的片子，我把它定名为《艰辛的哺育》 ，就是说孩子们上学还有一些困难，这是那个时候的状态。由于这张照片拍完之后人们给予肯定，我觉得可以走这条路，给自己定位就是拍老师艰辛的耕耘、孩子渴望的眼神。
那么定下这个之后，在拍照片的时候要注意什么？我就找那些在特定环境当中，有一批特定的孩子群体，我要拍一些他们特定的瞬间，来构成一个特定的故事。有人说摄影是客观的记录，但是也有老师讲得非常清楚，记录也不单单是客观的，还有我内心已经定准的东西。我的话题就定准一句—— “我要寻找那一双双渴望读书的大眼睛” 。
你要细看，我拍的每张照片都是“大眼睛” ，每个人都是“大眼睛” 。“大眼睛”不是一个单数，而是一个复数。苏明娟这张照片就是不用文字去解释，大家就都称她为“大眼睛” 。
所以也有人给我这个照片的定义是：如果把希望工程比喻成一顶军帽，这张照片就是帽徽；如果把希望工程比喻成一本画册，这张照片就是封面；如果把希望工程比喻成一个人，这张照片就是人的脸。这就是一种典型性。我也可以拿出我没拍《大眼睛》之前苏明娟的几张照片，她在路上走、过河、背着书包上学去的情景，然后到课堂上我发现她上课的情景，一直到后来成为大家关注的一个形象标志代言人，后来成为中学生、大学生，现在成为共青团十八届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这样一个代表性的故事能够讲述改革开放这些年教育的变化。我觉得一个摄影人就是一个记录人，我特别感谢摄影，我选择这条路是对的。
2006年9月，四川省凉山州昭觉县库依乡，孩子们小心翼翼地走过极其简陋的悬索桥去上学
三、坚信公益的力量
30多年来，解海龙用手中的相机为“希望工程”记录、奔走，当“希望工程”遇到困难时，他义无反顾地拿出自己的获奖奖金捐款；当他的作品得到市场认可时，他第一时间决定将拍卖所得用于创办希望小学。因为，他坚信公益的力量。
○中国艺术报：有人认为现在的摄影家不仅要执著于摄影作品的创作，还可以发展为自带流量的艺术家，在这里这是一个褒义词，因为自带流量，才会让摄影作品或者摄影发挥更大的作用，您就是一位自带流量的摄影家。您有这种感受吗？
●解海龙：我算不上自带流量，现在进入了一个自媒体时代。一个摄影人也好、一个自媒体也好，被大家关注，发表的言论、摄影作品形成一定的规模了，就会影响到一些人。前一段时间我尝试了一下自媒体，每天发一张照片，而且我发的照片都是大家关注的一些话题。比如我27年前拍摄过一个孩子的照片，现在我找到她，把她现在的故事一讲，得到的是48小时463万人的关注。只要你不断学习，你知道应该拿着你的相机做点什么，就会受到社会的关注。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应该组织三五个有志的年轻人跟我一起建立一个团队来做这件事情。
龙影廊也打算开辟一个房间，我每隔一两天就请一个摄影人过来聊天，抛出一个话题看看他怎么谈，甚至我还想能不能找两三个人在一起，抛出一个话题让他们各抒己见，吵几句嘴都没关系，这就叫讨论，全成一个声音，摄影就不能进步。
2001年10月，河南省宜阳县， 《中国交通报》送来了电脑，孩子们第一次触摸键盘非常开心
○中国艺术报：您的作品《大眼睛》2006年时被拍出30 . 8万元的高价，当时您立即决定用这笔钱在西藏建一所希望小学，而且名字就是“大眼睛希望小学” ，您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解海龙：我出第一本画册时，安徽出版社要用我35张照片，给我一笔稿费，1350元。那个时候1350元真不是一个小数目。我拿着这1350块钱就想：“我该干点什么？ ”那个时候只要你给一个孩子300块钱他就能上5年学，我就决定再从家里拿出150块钱凑成1500块钱。我把这些钱送到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说“我捐1500块钱，我的个人意愿是让5个孩子上完小学” 。
其实我有两层意思，一个是我这么多年受了很多感动，凡是看我照片捐款的人都是看懂我照片的意思了，但是我并没有亲自去捐款，因为我只要有几十块钱都恨不得买胶卷、变成路费，我那时候缺钱缺得厉害，每天只花几毛钱买个饼、买碗汤，所以我就想凭自己的良心捐款。第二个目的最重要，我想看看这些钱能不能到孩子手里，这就是我的一个私人调查。
钱在六一儿童节那天寄出，到9月10日，我收到了5个孩子的回信，孩子们写感谢信，老师帮他们贴邮票，写上“亲爱的解海龙（不知道称你爷爷还是叔叔） ” 。这就是最感动人的话。实际上并不是5个人都写我，捐款人我写的是我、我的爱人、我的孩子、我的岳母和我的妈妈。我收到了这些信以后，还专门到各地给大家念，人们一看是真的，就更积极捐款了。所以后来我的作品拍卖到30 . 8万元的时候，我说感谢那些捐过款的人，因为你看过我的作品，你感动了，信任我说的是真的，所以捐款了。另外，我一直想向你们学习，可是我没有这个机会、没有这个能力，今天我有30万元了。
2017年5月，河北省涞源县东团堡中心学校，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孩子们收到了社会各界送来的礼物
○中国艺术报：您的家人支持您为公益事业付出这么多吗？
●解海龙：后来不但我捐款，我爱人也捐。有一年我的片子得了一个国际性大奖，获得8000美元奖金的时候，我当场就拿着钱跑到青基会去了。我在路上给我爱人打电话，我说“我拿到8000美元” ，她说“怎么样？ ”我说“你听听” ，我就把钱拿出来啪啦啪啦地甩，她说“怎么那么响？ ”我说“都是新票” ，她说“快去捐了它们” 。等到我赶到那儿的时候，等着我的工作人员都哭了。我捐了8000美元，相当于5万多块钱，才捐5万多人民币哭什么？他们说“两个月了，我们没有收到过一分钱了” 。这就是当年郭美美事件造成的极坏影响。所以我说我那个时候站出来捐钱，是我坚信这个事业—— “希望工程” 。我回家两天后看到中央电视台的报道说：前两天一个摄影人，把他获奖的钱送到青基会，这个人就是拍《大眼睛》的解海龙，早在多年前他就到处呼吁全社会帮助这些孩子。希望工程特别红火的时候，他高兴，但是今天没人捐钱了，他心里面难受，他要跟希望工程永远永远手拉手往前走。
○中国艺术报：您对青年摄影人非常关注，从您的观察来看，我国的青年人现在摄影状态有什么比较好的特点，还有在哪些方面需要注意引导？
●解海龙：青年最需要引导，有些人不好好上学，到处找有名的人给签个字，根据签的字申报一些基金，回来再拍一个胡同之类的照片，结果拿到10万，这钱都这么浪费了。有的还没站稳，走路还没学好，拍一张虚的照片，有人说虚的好，就卖钱去了，这样往后能走好路吗？老师鼓励他们在这儿得奖、在那儿得奖，但我认为青年人走摄影这条路就要扎扎实实。
以上为解海龙摄影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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