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当下文艺创作“有高原缺高峰”的问题以来，文艺界进行了持续的讨论。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家画院院长杨晓阳，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协主席刘大为，全国政协委员、书画鉴定与研究专家余辉就如何达到艺术创作的高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杨晓阳认为，我国在从文化大国到文化强国迈进的过程中要重视文化安全，防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们进行文化颠覆，在进行高端文化研究的同时要着重加强基础文化教育，实现教育和文化的同步发展。从外部环境来讲，艺术家怎样从理论上认识创作高峰？杨晓阳认为，这需要精神层面与科学层面的一种构架，这当中也包括文化安全问题。“美国、德国等西方国家确实有这方面的文化发展战略，无论自己强与不强他都要覆盖你。在实践的过程中，我们逐渐地认识到，中华民族文化所达到的高度早已经是世界高度。但我们缺乏这种战略，缺乏对自己的保护，缺乏对自己的认识和继承。 ”

　　在西方标准影响下的中国当代美术教育在刘大为看来存在一系列问题。“这几年，几乎每个大学的美术学院毕业展览我都去看，想找几个现实主义绘画功底好的毕业生组织重大题材创作，但凤毛麟角。现在我国院校培养的艺术人才受西方现代主义影响很深，西方一些文化基金在逐渐渗入、渗透，把这个所谓的前卫艺术渲染得特别生动。年轻人对此特别好奇，他们愿意接受一些新的、怪的东西，所以很难选出符合我们要求的艺术家、画家。中央倡导的主旋律很难在年轻一代的画家身上得到张扬，那种涉及几十人上百人的重大历史题材、现实题材创作没有年轻人愿意画，他们更愿意玩自己的当代艺术。建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到每个大学的学生毕业展去看一看。 ”刘大为认为，艺术高校的教育体系应当把握好“创作为谁”的问题。年轻人接受新事物快无可厚非，但学校的课程安排总体上要避免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

　　杨晓阳表示：“要有高峰作品，创作的最根本原则是‘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不离开人民，这是底线。但是不是‘深扎’了就能有艺术高峰？‘深扎’是艺术创作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必要条件，把粮食和水放在一起就能变成茅台酒吗？还需要时间的沉淀和艺术家的反复思考，以及各个层次艺术机构作用的良好发挥。比如国家画院、中国美协主要目标是要搞创新、攀高峰；省级画院首要的是创作，优秀的可以尝试创新；美术院校是传授、普及艺术的；文化部门的群艺馆是彻底普及的。它们不能混为一谈，文化馆没有创新能力也要创高峰就会本末倒置。”

　　此外，杨晓阳表示，“中国的教育需要发展，否则不但是创作者可能水平不够，同时也很难培育出欣赏或者生产高峰的土壤，没有欣赏群，你有高峰，这个高峰可能很孤立，创作者即便有所突破，受众可能还未必认可，还会觉得这是个怪物。 ”所以，杨晓阳认为，教育与文化要同步，在要求文化发展、文化有高峰的同时，如果没有教育做基础，在艺术上的创新就没有欣赏面。如何培育这种土壤，他认为，“应该加强公民普及性的艺术教育，范围从小孩到成人，比如国外有大都会博物馆、卢浮宫博物馆，这从本质上说是艺术史博物馆，孩子们从小看着这些经典长大会有一定的艺术修养，国内的美术馆本质上是展览馆，陈列很少，大部分的临展其实也是很难留下来的，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经典，不能拿给孩子做教材。 ”

　　对于如何培育攀登高峰的创作土壤，余辉认为其中有一个点应该被考虑到——文艺理论家、批评家应真正发挥作用。“理论家、批评家应该在文艺创作当中提出具有参考性或指导性的观点，而不是今天参加这个开幕式，明天又去那个吹捧会。 ”余辉说，“在历史上，凡是文艺达到高潮的时候，文艺理论家、批评家都是勇敢地走在前面。能够提出批评、树立样板，这是批评家和理论家应该做的。现在的批评，不是肆意将对方骂得一钱不值、侮辱人格，就是一味地、不负责任地捧场，甚至把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画家捧成大师。 ”余辉认为，国家应当进一步规范文艺批评，让批评言之有物，真正地说到实处，对文学艺术创作起到良好的作用，引导社会形成一个热爱生活、热爱艺术的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