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2日，冷门迭出的第28届中国电影金鸡奖落下帷幕，多个重要奖项的得主都有些“出人意料”。然而细细审视这些得奖的影片与影人，我们会发现他们各有各的闪光点，获奖既属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本报特别采访了本届金鸡奖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和最佳编剧奖得主，集中为读者展示他们的艺术之路。
——编 者
陈力：我必须感受到生活的体温
电影《爱在廊桥》剧照
2011年，陈力导演的两部影片相继与观众见面，一部是表现青年毛泽东走上救国之路的《湘江北去》，另一部则是描写几位福建北路戏演员爱情故事的《爱在廊桥》。前一部作品被誉为最具诗意的献礼建党90周年影片，后一部作品则为陈力赢得了第28届金鸡奖最佳导演奖。
陈力说，获得金鸡奖的这一天，是她一生中最难忘的。其实她一生中难忘的时刻有很多，比如说1986年当她决定担任第一部电视剧《中间的距离》导演的那一刻，当她的电影处女作《远山姐弟》获得“五个一工程”奖的那一刻，当她执导的影片《两个人的芭蕾》赢得广泛赞誉的那一刻……
20余年的辛苦与付出给陈力带来的感触，终于在金鸡奖最佳导演得主宣布的那一刻迸发出来，她感谢了很多人，从指引她进入导演领域的老前辈欧阳山尊，到多次支持她拍摄和发行影片的八一电影制片厂和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再到多次与她合作的摄影师黄山和美术师周景伦。陈力很清楚，自己每一次的进步与成功，都离不开周围人们的爱与鼓励。
而让她获得金鸡奖的《爱在廊桥》，正是一部讲述爱的电影。“影片表现的是一种坚守——对爱情的坚守，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守。这部影片是想让观众明白，只要坚守到最后，你就会获得幸福和快乐。”陈力说，“《爱在廊桥》的风格唯美，却并不凄苦。我想让这部影片具有沁人心脾的温暖感，让观众体味到传统的、纯粹的爱情。”
在被称作“廊桥之乡”的寿宁县，群山峻岭间分布着19座古朴的木拱廊桥。2009年底，陈力第一次来到位于闽北的寿宁，便被那里的质朴和纯净打动了。“一踏上寿宁的土地，我就觉得应该通过电影深入‘挖掘’这块美丽的净土，因为这里保留了太多传统中国文化的精华——比如说祥和，比如说宁静。”陈力说，“尽管有人会觉得这种世外桃源是不现实的，全中国也没有几个，但这并不代表人们不向往这种生活。我写《爱在廊桥》剧本的初衷，就是想让生活在喧嚣都市中的人们获得一份释怀。”
有一天，陈力正在一座廊桥边欣赏风景时，忽然从远处传来了一阵悠扬的戏曲唱腔。陈力以前从没有听过这种戏曲，于是便问随行的当地人，当地人告诉她，这是仅存于寿宁县的北路戏。“观赏着廊桥的美景，听着优美的北路戏，简直像在一幅画中。”陈力回忆道。
陈力获第28届金鸡奖最佳导演奖
陈力顺着声音找到了唱戏的人，也看到了坐在戏台下的观众们。“戏台上演员们唱得非常投入，而台下的观众们也仰头听得入神，其间一些手提着菜或者鱼的村民们从人群间穿过，还不时回头望向戏台—— 一股浓浓的生活气息在一瞬间打动了我。”陈力说，“这种自然的感觉是最可贵的。在城市里，如果你打算去听一场音乐会，必须经过买票、坐车、吃饭等非常复杂的过程，但在这里，听北路戏却不需要任何的过程，它本身就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你随时都能感受到那种温暖。”
尽可能地将寿宁县一切自然、人文景观都记录到影片里，是陈力拍摄《爱在廊桥》时的追求。为了让影片更具可看性，也为了更好地展示剧中人物的性格，剧组以北路戏腔调为蓝本，创作了一组全新的北路戏唱段，还制作了乡土气息浓厚的北路戏服。
而在影片的情绪高点，陈力更是将北路戏同极具寿宁特色的民俗景观吊九楼结合在一起，让吴兴国饰演的林长天登上楼台演唱，将整部影片推向了最高潮。“我不仅想让观众知道寿宁是什么样的，更想让他们知道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什么样的，因为这是我们电影人的责任。”陈力表示。
熟悉陈力的人都知道，她是一个个性爽朗的女人，但她执导的影片，却具备着女导演所特有的细腻情感。热爱写作、善于观察生活，是陈力自小养成的习惯，这也帮助她完成了很多部依靠细节打动观众的影片。
1963年，陈力出生于一个文艺世家，是家中最小的孩子。自小胆小的她，因为在学校里选报了体育班而不是文艺班，而使得自己的性格逐渐“豪放”了起来，这也为她日后成为导演奠定了基础。
大学毕业后，陈力进入《中外电影》杂志社担任编辑。有一次，她将自己创作的剧本交给当时的杂志主编、中国戏剧泰斗欧阳山尊，立即得到欧阳先生的肯定。欧阳山尊鼓励陈力把剧本拍出来，于是她开始四处寻找导演，但找了一圈，也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欧阳山尊问陈力，“你为什么不自己当导演？”在欧阳先生的鼓励下，陈力开始了自己的导演之路。
1986年，陈力拍摄了自编自导的第一部电视剧《中间的距离》；1992年，陈力执导了自己的第一部电影《远山姐弟》，讲述了一位失学女童的故事，这部与“希望工程”主题十分契合的影片，为陈力赢得了“五个一工程”奖；2000年，拍摄了8年儿童题材影片的陈力执导了描写大学生居委会主任生活的电影《月圆今宵》，成功转型；2001年，《声震长空》获得了次年的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2005年，由倪萍主演的《两个人的芭蕾》因细腻的情感和唯美的画面而获得一致好评；2010年，以三大战役为背景的《谁主沉浮》又获得了长春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回望过去20多年丰硕的创作成果，陈力认为自己成功的秘诀就在于每次拍戏前都要深入体验生活：“我必须感受到生活的体温，因为我坚持的始终是有‘温度’的创作。”
（中国文联网记者 李博）
孙淳：等待十年王者归来
孙淳在电影《秋喜》中饰演夏惠民
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时算起，孙淳已经当了29年演员。在从影30周年这个节点到来之前，事先并不被看好的他凭借影片《秋喜》里的反派角色夏惠民获得第28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主角奖，战胜了在《钢的琴》中奉献了巅峰演出的王千源、《最爱》里有所突破的郭富城、《我们天上见》中的“老戏骨”朱旭，以及《飞天》里表演层次丰富的刘之冰。以沉稳著称的孙淳从不怯场，可当他走上金鸡奖领奖台时，还是激动得一时无语。
“人唯一抓不住的就是时间。30年对我来说是一条不算长，也不算短的路。上戏毕业时，我正好赶上了中国电影最辉煌的上世纪80年代，并参与了《见习律师》《大阅兵》等影片的演出。可随后，我又经历了中国电影的瓶颈时期，有一段时间，电影就快在人们的生活中销声匿迹了。而我，也离开了电影10年。”孙淳感慨道，“有幸的是，现在中国电影复苏了，我衷心希望她的繁荣能带给我们演员一片崭新的天地。”
的确，如果不将2004年客串演出《新警察故事》计算在内，从1999年的《蝴蝶的微笑》算起，孙淳真的远离电影整整10年了。10年间，孙淳出演了《好想好想谈恋爱》《中国近卫军》《相思树》《人间正道是沧桑》等多部电视剧，但他心中对电影的那份热情却始终没有消退。
“我一直在等待一个优秀的电影剧本降临到自己头上。可演员实在是一项非常被动的工作，很多时候你枯等几年，也难以等来一个好剧本；有时就算你等到了一个好剧本，却没有得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好角色。那种纠结和寂寞，其实是常人无法体会的。”孙淳说，“我们这些演员始终站在聚光灯下，观众们可能只会看到我们得到的鲜花与掌声，却无法体会我们付出的努力和忍耐的寂寞。”
孙淳获第28届金鸡奖最佳男主角奖
2009年初，适逢新中国成立60周年，哥哥孙周将谍战电影《秋喜》的剧本交给孙淳，等待了10年的孙淳终于遇到了自己最想塑造的角色。“当时我刚刚拍完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剧中我扮演的共产党员瞿恩获得了很好的反响，一时间许多类似的角色找到了我，很多观众也表示还希望看到我出演瞿恩式的人物。但市场和观众的期待同演员对自己的要求永远不可能画等号，我不希望重复自己，而是想通过不同类型的角色激发自己的创作潜力。”孙淳回忆道，“恰在这时，我看到了《秋喜》的剧本，认识了夏惠民这个角色。当时我非常激动，因为夏惠民同我刚刚塑造过的瞿恩反差极大——从信仰上说，一个是国民党，一个是共产党；从性格上说，一个阴险毒辣，一个正直坚定。我很想挑战这个角色，于是当即接下了这部电影，今天拿到金鸡奖，证明我的挑战成功了。我觉得自己很幸运，能在一个适当的时机得到一个适合的角色，并释放出了自己的表演才能。”
在广州解放前夕对付共产党员、同时负责在溃逃前破坏广州的特务头子夏惠民，无疑是个反面角色。孙淳很清楚自己饰演的人物是个坏人，但他在表演前却要努力寻找这个角色的“合理性”，因为“只有找准夏惠民自己的理由，才能让观众体味到一种‘大江东去，覆水难收’的历史趋势”。
“夏惠民的命运几乎是国民党从抗战结束到退守台湾这4年间的真实写照。他是一个骄傲的军人，却因为兵败如山倒而使自己的自尊心跌落谷底，于是他内心越不甘愿，个性就越残暴。”孙淳说，“但不得不承认，夏惠民是一个尽忠职守的军人，就算已经接到了撤离命令，他还是要‘肃清’广州城里的中共地下党。”
在拍摄《秋喜》的过程中，孙淳一直在告诫自己，要还原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物，要让夏惠民这个角色尽可能的丰满。于是，他观看了很多解放战争时期的纪录片，藉此寻找人物的质感。一个曾经仕途坦荡的国民党军官让他印象深刻——在国民党大势已去、所有人都愁眉不展的时候，这个军官却在兵营里日日莺歌燕舞，喝得烂醉如泥。“他这么做是因为他很清楚，自己最后的结局肯定是死亡。其实夏惠民身上也有这个军官的影子，那就是所谓‘世纪末’的感觉。”
凭借在《秋喜》中的精湛演出，孙淳正式回归大银幕。不久之后，电影《辛亥革命》的导演张黎又找到孙淳，邀约他出演剧中的重要人物袁世凯。其实早在2001年，孙淳就曾在张黎执导的电视剧《走向共和》中增肥数十斤扮演过袁世凯，并获得了广泛的赞誉。10年间，孙淳对袁世凯这个人物的认识又得到了加深，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承诺再度出演袁世凯。
为了做到形神俱似袁世凯，1956年出生的孙淳决定再次快速增肥。观众在影院中观看《辛亥革命》中孙淳精彩的表演时，可能根本不会想到他为此忍受的痛苦与煎熬。“2011年我没有接拍一部戏，因为这次增肥和减肥的过程对我的身体产生了很大的伤害。一位中医对我说，你要是想折自己的阳寿，就继续这样增肥和减肥吧。”孙淳说，“尽管我的理智告诉自己，孙淳你已经55岁了，不能再增肥、再折磨自己的身体了。可当一个袁世凯这样有挑战性的角色降临到你头上时，作为一个演员，你一定会下意识地、不知不觉地开始增肥。现在袁世凯这个角色得到了观众的认可，对我而言就是最大的褒奖。我想，为了塑造一个精彩的人物，再辛苦也值得。”
（中国文联网记者 李博）
程晓玲：爱上我笔下的每一个人物
电影《岁岁清明》剧照
两年前，程晓玲凭处女作《清水的故事》获第27届金鸡奖评委会编剧特别奖。两年后，《岁岁清明》让她更进一步，获得本届金鸡奖最佳编剧奖。问及获奖后的程晓玲，在《飞天》《唐山大地震》等大制作的影片中突围而出可有意外之感？程晓玲的回答是：“上次获奖有意外，实在没想到，因为那是我的第一部作品。这次还是很自信的，我坚信《岁岁清明》是经得起考验的电影作品，能够获奖，我充满了幸福感。”
从“现代乡村三部曲”到“抗战三部曲”，从农民心路的影像呈现到关于抗战的个人化视角的独特阐述。程晓玲自言：慢慢寻找到写作的自信。“现代乡村三部曲”并不是讲述和表现今日农村的“现代生活”或农村人的现代性，而是细致地展现“现代”对农村和农民的深刻影响——农村留守儿童，农村家庭婚变，城市文明与乡村的隔阂，对环境的破坏（《清水的故事》）；残障姑娘的爱情追求，渔民生产生活的艰辛与改变（《海的故事》）；现代农村寡妇的生活境遇，城乡二元文明和生活状况的反差（《喊过岭的故事》）都得到入木三分的描述和再现，这些农村故事记录了大时代变迁中农民的精神烙印。
随后她开启了另一个主题的写作：抗战！创作“抗战三部曲”源于一次偶然的机缘，程晓玲无意间在网上看到了一张抗日战争期间的照片，照片上怀孕的女人被日寇残忍地剖腹，钉在了木桩上，胸口挂着没有剪断脐带的婴儿，触目惊心，侵略者的暴行令人发指，牵动灵魂深处的震撼。为了这张照片，她走遍了千山万水，寻找关于抗日年代的一切。为此，她专程去了“九一八”纪念馆，在那里有众多真实的历史影像资料，惨烈残酷的战争，烽火弥漫的城市，日军惨无人道的残杀军民等等，被一幅幅黑白老照片定格，被一段段画质并不十分清晰的画面记录。勿忘国耻，铭记历史，国破山河在，但面对颓垣断壁、满目疮痍，何堪承受？在熟悉的旋律中，聆听着“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咱们中国军队勇敢前进，看准那敌人，把他消灭……”这样撼人肺腑的歌词，程晓玲几番落泪。
程晓玲获第28届金鸡奖最佳编剧奖
“抗战三部曲”的第一部《大劫难》（原名《春滋味》）就在这样的情形下孕育而出。程晓玲说不求作品载入电影史册，但求无愧于心，为追思、祭奠先烈们的付出和牺牲略尽绵力。《大劫难》叙说了“九一八”事件中，在日寇的残害下，东北某小村庄的平民走向觉醒，奋起抵抗的抗战故事。尤其是故事里彪悍、泼辣、勇敢而又莽撞的满族后裔“二姑娘”是程晓玲的心头之爱，她为报仇而来，如绿林好汉般正面迎上敌人，生命在最后一刻灿若烟花。人已逝，但浩气长存……《大劫难》被搬上银幕，宣传、上映，事无巨细，纷至沓来，各方给予的支持和肯定，让程晓玲倍受感动，也更加鼓励了她的继续创作，她感觉自己不再是踽踽独行者。
在程晓玲看来，第二部《岁岁清明》的写作则需要一份沉寂，一份心灵的宁静。程晓玲说她有一颗喜欢行走的心，在与万物无声的交往中，得到那份最原始的满足。她喜欢走在杭州被雨水洗过的石板路上小心翼翼的感觉，喜欢窥视竹林里偷笋人瞻前顾后的神秘，喜欢采茶人眉来眼去却又大声地笑骂，也喜欢茶楼里女主人软软挽留的话语等等，想知道这座城市有多少秘密，想知道这里的人们给予了这座城市怎样的呵护……好山好水间最感动她的，是一曲抗战的悲歌，一个不屈不挠的“杭铁头”的传说。“杭铁头”的精神，就是那种不服输、倔强之意。于是她创作了尹逸白这个人物形象，初见他的人很难把他和抗日英雄联想到一起，他不过是个身体羸弱、竹竿顶脑袋、走路像飘的文弱书生。为了让这个人物能立得起来，让他之后的所作所为能更真实、有据可查，程晓玲特别设计了一段细节：尹逸白初上山时，被尹老太爷训斥，指责他只知道读书，手无缚鸡之力，娶媳妇都难；他赌气于尹老太爷的一句话：“把那只野兔子抓回来，我就向你道歉”，而锲而不舍地追赶兔子。这里想做到的是让他的惊天之举变得顺理成章，出乎意料之外，而又在情理之中。她致力于将这种执著甚至是执拗的精气神，赋予其笔下的每一个人物。“我爱上我笔下的每一个人物。”程晓玲说。
如今，“抗战三部曲”最终曲《兰亭》的剧本已经完成，正式筹拍。题虽名为“兰亭”，程晓玲说却不是要为“书圣”王羲之撰词写稿，而是想说说曾生活在那里的人的故事，他们是平民，是小人物；然而，也正是他们，奋起反抗侵略者，用鲜血捍卫着人的尊严。所以，她想说：“兰亭”如果有序，就一定是那片土地上可爱的人的故事。
（中国文联网记者 张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