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国电影诞生之日起，现实主义的创作传统便贯穿始终。正如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黄式宪所言，“在中国电影一百多年的历史长河里，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就如同一支高高擎起的火炬，代代相传、历久弥新。”毫不夸张地说，中国近现代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状况以及民族生存状态，都可以在相应的现实主义影片中找到真实而生动的反映。

    在中国电影市场业已收获史无前例的百亿票房的今天，我们应当如何看待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作为第20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的重要组成部分，“创意多元与坚守现实主义精神”研讨会10月21日在安徽省合肥市举行，众多业内专家学者出席，深入探究了中国电影现实主义创作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文化是电影产业灵魂之所系。如果离开人文的主导性及其核心价值，我们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电影市场的性质与品格势将遭到瓦解或颠覆。”

    多年来致力于为中国电影“把脉”的黄式宪教授虽已年过七旬，却始终在思考着最前沿的问题。他以《让子弹飞》《非诚勿扰2》《大笑江湖》等几部在2011年贺岁档获得高票房的商业电影为例，指出当下中国电影逐步形成了一种“市场金本位”的定势。“吸金”的思维代替了人文自律性和艺术的创新与智慧，现实主义精神悄然间被逐出了银幕，“当现实主义精神退场之后，中国电影产业内在的文化原动力就会遭到损害。我们需要自问：在当今电影产业GDP黄金指数的背后，我们的文化承载究竟是厚重化了还是轻薄化了？我们文化的软实力是否能托举起时代的使命，并达成文化与产业的和谐？”

    在黄式宪看来，一个健康良性的电影产业应当具备两个坐标：一个是可以量化为GDP产值的经济指标，另一个则是不可量化的文化软实力指标，即诉诸道德、情操与精神价值的文化启迪意义。“我们必须认识到，文化是电影产业灵魂之所系。如果离开人文的主导性及其核心价值，我们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电影市场的性质与品格势将遭到瓦解或颠覆。”黄式宪说，“因此，第二个坐标决定了第一个坐标的方向和终极意义，如果忽略或背离了这两个互为因果、主次有序的坐标，必会使整个中国电影走入歧途。”

    “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经济腾飞、民族振兴、大国崛起等宏大历史进程；整个民族生存状态的改变和民族心理的蜕变过程。伟大的时代却鲜有孕育出优秀的现实主义电影佳作，这对中国电影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缺憾。”中影集团制片公司影视策划部文学编辑张延纪对黄式宪教授的论点表示赞同，并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张延纪仔细分析了当前中国电影创作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他发现无论是创意贫乏、脱离现实，还是题材趋同、类型单一等等，溯其根源，其根本原因都指向同一个问题——现实主义精神的缺失。

    当好莱坞以商业类型片称霸世界之时，美国电影的最高奖项奥斯卡却一再把象征最高荣誉的最佳影片奖授予现实主义题材影片。2004年以来7部奥斯卡最佳影片《百万美元宝贝》《撞车》《无间道风云》《老无所依》《贫民窟的百万富翁》《拆弹部队》《国王的演讲》无一不是具备现实主义精神的佳作。作为世界上电影产业最为健康完善的国度之一，美国能够产生如此之多现实主义佳作的原因，值得我们深思。

    张延纪认为，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成熟的创作理论，至少应当具备三个层面的内涵：创作态度、创作理念和创作手法。在创作态度层面，他以美国导演奥利弗·斯通拍摄的《华尔街》系列为例，表示现实主义要求创作者必须带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进行创作，并在深入观察和深刻思考的基础上，选择创作题材、提炼创作主题。“斯通的父亲是华尔街的一位股票经纪人，长期的耳濡目染和深刻的思考使他对世界金融中心华尔街有了深刻的认识，他拍摄的两部《华尔街》对现代人面对金钱诱惑而普遍出卖灵魂的道德问题提出了深刻的质疑和批评，成为美国现实主义影片创作的典范。”

    而在创作理念层面，张延纪批评了《疯狂的石头》成功后引发的跟风潮，指出拙劣的模仿者们之所以守着现实生活这个“创意之源”却不懂得利用，是因为他们忘掉或者根本就没有重视过现实主义的创作理念。“美国影片《撞车》就是一部通过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和思考而拍摄出来的影片。洛杉矶被称作民族大熔炉，多种族、多文化聚集在一起，矛盾冲突不断。”张延纪说，“《撞车》的导演、编剧保罗·哈吉斯一直在观察和研究这一社会现实，经过深入思考和艺术构思，形成了一个绝妙的创意：让若干个不同种族、互相仇视、互相伤害的人，因为一次撞车事故，达成谅解和宽容……于是，《撞车》这部佳作便诞生了。”

    “现实主义从理论内涵到创作实践都不排斥商业化，甚至充斥着积极的可接受性。”

    归纳起来，现实主义创作的核心在于两点：一是对现实的关怀与关注；二是对现实问题的质疑和批评。现实主义不仅是一种题材与对象，更是一种与时代契合的精神内核，它的表现内容和精神实质应忠于并有力地表现现实，但外在形式、风格和美学特征却未必一定局限于狭窄的定义。

    “现实主义创作的‘典型论’不应被看做是不可动摇的。”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副所长赵卫防开宗明义地表示，“传统的中国现实主义电影很注重对‘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塑造，虽然讲究个性，但更注重共性。个性只成为手段，表现出某种共性才是目的，将揭示本质视为最高境地。但在新的社会语境和消费环境下，过分地强调共性甚至以此表现某种符号和概念显然不合时宜。”在赵卫防看来，在一个开放的民主社会里，每个个体的相互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很多时候个体性就能反映出一些共性的特点。

    “实际上，当对个体有很具体的认识的时候，才可能对群体有一个更加清晰的印象。早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创作便进行了一些偏重个性的全新尝试，但其群体性、揭示性的基本内核仍未改变。”赵卫防分析道，“直到2010年《唐山大地震》的推出，中国现实主义电影创作才有了较大的改观。这部影片更多地以个体替代群体，以个人经验替代宏大叙事，以情感替代揭示，修正了关于现实主义电影的各种陈腐观念，将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创作进行了现代意义上的升级、转换和改造。”

    中国电影产业发展到当下，早已成为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任何一种创作方法都不能也不该成为唯一的标准范式。针对某些认为现实主义应当成为压倒一切的创作方法的观念，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王一川指出，现实主义不能被用做指认电影的政治正当性及美学合法性的标签，似乎只要一说谁是现实主义，谁就立马变得理直气壮了。王一川说，“在多种表现手段、制作手法都可以相互并存和争鸣的今天，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都应有各自的正当性和合法性，都可以在中国电影界找到自己的独特位置。只不过，现实主义在直面当下现实生活、反思现实变革方面确有其独特优势罢了。”

    张延纪也认为，“我们提倡现实主义，是因为当前在中国电影创作中出现了现实主义贫乏和缺失的现象。在成熟的电影创作格局中，多种风格样式应该是合理共存的，现实主义也只能占据一席之地，而不能成为‘霸主’。”

    面对商业大片的冲击，很多坚守现实主义创作态度的中小成本影片要么干脆无法上映，要么即便进了院线也只能遭遇“一日游”的尴尬境地。针对这一现象，有人认为现实主义与电影的商业化、市场化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张延纪指出，二者绝不矛盾。“相反，如果得到合理运用，现实主义恰恰可以成为商业化、市场化的重要助力。《人在囧途》《观音山》等影片的票房成功绝好地证明了这一观点。”

    赵卫防亦指出，应当在创作中努力探索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与类型化等商业手段结合的可能性：“现实主义从理论内涵到创作实践都不排斥商业化，甚至充斥着积极的可接受性。《马路天使》《一江春水向东流》《红高粱》等成功的现实主义电影都与类型化等商业手段结合得非常成功，这些影片不拘泥于绝对写实，而是巧妙地把虚构、类型等商业手段和现实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使影片在不失观赏性的同时，又将作者的思想和影片的现实意味传达给观众。”赵卫防认为近年来几部优秀现实主义电影的相继诞生也证明了现实主义和商业性绝非一对天敌：“比如《天狗》和悬疑类型的结合，《集结号》与战争类型的结合，《十月围城》和动作类型的结合，《唐山大地震》与灾难类型的结合，《建国大业》《建党伟业》的明星化、类型化以及熟悉历史的陌生化表述等手法，都运用得十分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