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进一步促进中韩双方水下考古学及海洋文化遗产的学术研究与交流，中国国家博物馆、韩国国立海洋文化财研究所10月19日联合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了第一届中韩水下考古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30余名水下考古专家与韩国国立海洋文化财研究所的6位学者参加了研讨会。与会人员冀望——

水下考古，揭开深藏海底的秘密

    水下考古人员潜在水里记录“南澳Ⅰ号”沉船遗址的信息 图片由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

    每一艘在海底沉睡的船，就如同陆地上的文化遗址，是那个时代浓缩的标本。通过对沉船信息的捕捉诠释，可以复原海洋文明的碎片，让人一睹已然沧桑的历史模样……今年6月，广东汕头“南澳Ⅰ号”明代沉船遗址成为首个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水下考古项目。业界人士认为，该遗址的发掘调查真正体现了水下考古的特点，即不仅关注船舱里的货物，同时关注这艘船本身以及船沉没的过程等，标志着中国水下考古取得巨大进步。

    正是围绕着“水下考古新发现与研究”、“水下考古技术与方法”两个主题，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主任赵嘉斌的主持下，第一届中韩水下考古学术研讨会上的中韩学者时而“各数家珍”，时而产生共鸣，双方在融洽的氛围中增进彼此的了解，又促进了学术的交流。

    沉船是装载一个时代生活的时光宝盒

    说起近期中国水下考古中最有代表性的成果，就不能不提中国水下考古队赴肯尼亚开展水下考古工作的事儿。去年11月至今年1月，由中国国家博物馆调集12名中国水下考古队的精兵强将，肯尼亚国家博物馆派3名专业人员，共同组成肯尼亚水下考古工作队，通过物探扫描、潜水调查的方式，在以拉穆群岛、马林迪海域为重点的肯尼亚沿海地区发现了5处水下文化遗址，完成了第一年度为期两个月的中肯合作水下考古项目。对此，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孟原召如此评价：这次“跨国入海”标志着中国水下考古走出了一条“引进来、走出去”的发展道路，即由最初的引进和学习国外水下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到中外合作进行国内沉船遗址的调查与发掘，由独立开展本土区域内水下考古调查与发掘，再到走出国门进行大规模水下考古调查与发掘。除了去肯尼亚外，今年中国水下考古调查工作主要在西沙群岛、海南文昌、山东青岛等海域开展，均取得了一些重要发现，比如在西沙群岛发现了一些从五代至清代的水下遗址。

    研讨会上，福建博物院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羊泽林图文并茂地演示了西沙群岛“华光礁Ⅰ号”沉船遗址出水的陶瓷器，釉色主要为青白釉、青釉、酱黑釉等。由于在遗址上未发现明确纪年的遗物，所以可从船上所载陶瓷器的年代推断沉船年代，最后专家推断出此沉船为北宋晚期至南宋早期运输外销商品的货船。羊泽林还发现了船上货物的摆放规律：精制品以及品相较好的陶瓷器一般装在舱的上部，以防被压坏，所以后来景德镇和龙泉窑的器物大部分要么在船体朽坏时散落在舱外，要么被渔民盗走。而那些粗制品则被置于舱底。总之，“华光礁Ⅰ号”沉船出水陶瓷器不仅种类丰富，而且涉及的窑口众多，对研究我国宋代海外贸易尤其是陶瓷之路有着重要意义。

    韩国国立海洋文化财研究所的文焕皙则介绍了2010年韩国水下考古人员在泰安马岛进行水下考古的情况，他们发现了高丽时代的一艘船舶，并打捞出水了一件青瓷梅瓶，该瓶的颈部上挂有竹札，由此得知梅瓶被称为“樽”，它的功能不是装酒和水的器具，而是保管和运输像蜂蜜这样珍贵食材的容器。考古人员当时就认识到了现场遗物保护处理的重要性，为了对长期浸于水中的船体进行保护处理，立刻新建了脱盐场。甚至对于船体内所发现的坛子细碎片也尽量收回分别打捞，选择其中保存较完好的坛子不加洗涤，然后小心地运到实验室以后才开始进行精细调查，结果发现有些坛子是用于装鱼、贝类、植物的叶子等做成的腌制食品。对此，中国水下考古专家深有同感。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曾提出，我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已由单一水下考古发展到全方位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水下考古只是完成了整个文物保护工作的1/3，后期的保护工作更艰巨。因为海水中的文物出水后需要脱水、脱盐，还要考虑到光照、压力等因素，才能长久保留。有些刚出水的瓷器表面上光洁如新，但因为经历了长时间的海水侵蚀，一部分盐分会一直渗透到釉彩的瓷胎里面。如果不完全脱盐，过不了多久，釉彩就会脱落。

    沉船中发掘的文物可以说是装载着一个时代生活面貌的时光宝盒，韩国水下考古人员在沉船中发现了高丽时代的木简，这木简在韩国国立海洋文化财研究所的林敬熙看来，就是今天的“货物的运货单”或者“条形码”。“从2007年发掘泰安岛的船以来，每年都会发现木简。”林敬熙说，木简资料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明确显示出沉没船舶的历史性质。通过对木简内容的分析解读，可得知船舶的编年、发送地（者）、收取人、货物种类和数量等。

    潜水？那是必须的！

    “发掘工作一开始，发掘现场就开始受到破坏，所以明确而详细的记录很重要。”韩国国立海洋文化财研究所的洪光熹认为，影像记录的作用很大，除了能把想拍摄的对象真实、客观地表现出来外，还可以把不能用图片或文字表达的东西呈现出来，也为无法参与水下考古发掘的人们提供更容易理解的现场信息。当然，要用影像来记录水下的发掘场景，除了需要摄像、照相、照明等影像技术外，还必须具备能带着水下摄像设备在水中自由控制身体的潜水能力。

    每个国家开展水下考古工作的方式和方法不尽相同，有些国家是让专业的考古工作者在水面通过各种通讯手段，如水下摄像头、水下通话系统等，来遥控指挥专业潜水员在水下完成搜寻、确认、资料收集、考古发掘等一系列水下考古工作，考古人员本身不下水。而我国水下考古专业人员则要求拥有一定的潜水能力。江西省吉安市博物馆的曾瑾谈到，任何考古工作，都需要考古专业人员随时在现场观察发掘过程中遗址、遗物的状态，并根据遗址、遗物在不同进度中所出现的不同变化来采取相应的工作方法。如果不能亲临现场，而是通过第三者的口述或摄像资料来制定工作方案，其科学性是有待考究的。为此，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已经成功承办了5期全国水下考古专业人员培训班，在20多年间培养了近百名专业素质高、潜水技能强的水下考古专业人员。

    “在水下考古发掘受海洋环境的影响非常大。”韩国国立海洋文化财研究所的梁纯硕提醒在座的水下考古人员，一定要先把海洋的环境了解透，掌握好文物的分布情况，然后再选择适合环境的发掘设备和方法。以韩国为例，有些地方的海洋环境很复杂，比如在落潮时才显现出来的安佐船遗址、水中可视距离为零的西南船遗址等。

    在我国30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海疆，要发现水下遗存犹如大海捞针，困难程度可想而知，单单凭人力恐怕无法完成。因此，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冯雷认为，在水下考古调查时应用一些高科技探测技术是非常有必要的手段。由于水下环境恶劣危险，人的潜水深度有限，所以水下机器人（即无人遥控潜水器的运用）成为开发海洋的重要工具。福州市文物考古工作队的朱滨坦言，与田野考古相比，水下考古难度更大，要通过电子遥感物探等技术开展水域调查，确定遗址位置后，水下勘测则要借助侧扫声纳、浅地层剖面仪、磁力仪等多种高科技装备。相信随着科技的进步，会有更多、更先进的仪器不断地投入水下考古的调查、发掘中。

    对于第一届中韩水下考古学术研讨会的成功召开，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水下考古专家张威表示，中韩双方举办这么大规模的水下考古专题学术研讨会，标志着双方在水下考古学术交流的进一步深入，这也是中国水下考古学开展国际合作的一种重要形式。去年11月，中国国家博物馆就与韩国国立海洋文化财研究所签署了海洋文化遗产共同研究及交流意向书，此次研讨会便是该合作协议签署后的第一次交流与合作。正如韩国国立海洋文化财研究所所长成洛俊所言：“本次研讨会迈出了中韩水下考古合作实质性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