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学者观摩《勋业千秋》等14部中国早期纪录片后呼吁：

努力用影像纪录“时代的面孔”

    前不久，一部名为《勋业千秋》的纪录片在中国电影资料馆放映厅中播放。当影片中出现孙中山先生葬礼的场景时，阵阵唏嘘之声顿时从观众席上传来。尽管那些年代久远的黑白画面在今天看来已略显粗糙，甚至连配音都显得有些单调，但影片的真实性和感染力却并未受到丝毫影响。《勋业千秋》连同《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日军铁蹄下的淞沪前线》《革命军战史》《北京孙中山先生之丧事》等14部摄制于上世纪初至60年代的珍贵纪录片，构成了日前“中国早期纪录电影与国民革命影像档案观摩研讨会”的核心部分。

    电影起源于纪实，因此也有人将纪录片比作电影艺术的“长子”。在辛亥革命迎来百年的历史节点上，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出品的文献纪录片《辛亥革命》不久前在央视一套播出，引发关注。如果说《辛亥革命》是当代纪录片工作者为辛亥百年献上的一份厚礼，那么本次在中国电影资料馆展映的这14部纪录电影，就是中国电影的开拓者们对风云激荡的国民革命致以的最高敬意。

    黎民伟于一九二七年拍摄的大型纪录片《国民革命军海陆空大战记》，记录整个北伐战争的事件，包括孙中山誓师韶关，以及北伐各大战役，是中国长纪录电影的界石。

    纪录让一切逼真的表演失色

    上世纪一二十年代，中国电影正处于刚刚起步的婴儿期，恰与辛亥革命乃至整个国民革命时间重合。然而，就在那个故事片尚未达到成熟的年代里，却诞生了一位值得后人尊敬的纪录电影大师——黎民伟。作为黎民伟纪录电影的代表性作品，《勋业千秋》展现了孙中山建立中华民国的经过，以及后辈继承其遗志誓师北伐的过程。

    影片中有这样一段旁白：“这部影片是由民新公司名摄影师黎民伟、罗永祥等诸先生亲随军旅在各地奔走所摄制的，也是中国电影史上空前未有的历史片的巨大贡献。从本片摄制的时间上说，由民国十年到十七年（1921年-1928年），前后经历了七八个年头；在地理方面说，由广州到北京，整整数万里，几乎跨过了我国绝大部分的国土。这里面不但有当年战场上惊险的镜头，而且有革命史上不可多见的珍贵史料。”中国第一批电影人就是这样通过并不先进的摄影器材，记录下了孙中山先生及其后辈的革命业绩，保存了北伐战争的珍贵画面，也为后人留下了国民革命军浴血奋战的精彩镜头。

    在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教授司徒兆敦看来，纪录片最伟大的意义就在于保存“时代的面孔”。“国民革命时的生活场景以及当时民众的面貌是不可复制的，因为那是时代的面孔。”司徒兆敦说，“只有生活在当时的人才有可能纪录下自己的时代，后人摄制的任何故事片都无法复制逝去的年代。”

    荷兰纪录电影大师伊文思对司徒兆敦的一次发问让他至今难忘：“你可以看到一个城市很多很多的变化，但是你注意到人的面孔了吗？”同纪录片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司徒兆敦最关注的一直是人类的面孔和表情。他始终认为，八国联军打进中国时路人盯着陌生洋人的眼神、北京市民为逝去的孙中山送行时满脸的悲容，乃至北伐战场上某一不起眼士兵的一个细小动作，都只可能存在于纪录片之中。

    “纪录片对时代作出的贡献伟大而不可替代。”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同道对纪录电影的价值做出了如此判断。在他看来，在一部完整的中国现代史中，真实的影像资料是绝不能缺席的。“任何文字记录都难免一定程度的缺失，抽象的文字往往缺乏‘温度’与‘情感’。”张同道表示，“只有当你亲眼目睹孙中山先生的音容笑貌的那一刻，才会真真正正地触及到那一段活生生的国民革命历史。当你看到革命军北伐的景象时，一定会感到热血沸腾、激情澎湃，从而也就能理解为什么那时中国的年轻人都十分向往加入部队。而当你看到在十九路军浴血抗日的战斗中陈营长中弹倒在血泊中的景象时，所产生的震撼与悲怆会让一切逼真的表演与再现黯然失色。”

    摄影机才是真正的武器

    《勋业千秋》虽然最终制作完成于1941年（一说1951年），但其影像内容皆取自于黎民伟在上世纪20年代摄制的各类新闻短片。在中国纪录电影的始创阶段，黎民伟便能够在技术条件有限的情况下拍摄出如此高水平的影片，不能不说是一个创举，而这部影片也无愧为中国纪录电影的“光辉的起点”。“当大多数人还仅仅把电影视为休闲娱乐的一种新鲜玩意儿的时候，黎民伟等早期纪录电影工作者就已经能够自觉运用摄影机来纪录改变中国命运的历史事件，并参与到整个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当中去，实属难能可贵。”复旦大学教授周斌评价道。

    而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胡克则进一步指出，黎民伟为中国纪录电影奠定了“以集体主义视角展示群体性政治运动，并在其中展现重大历史事件、人物以及民族精神风貌”的创作范式。“包括国民党时期的宣传纪录电影、‘文革’以后的一些纪录电影，甚至当下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纪录片，其主题与形式都源自于《勋业千秋》等早期纪录片。”胡克表示。

    为了真实地展现战争的全貌，很多早期纪录电影制作者都将生死置之度外。在摄影器材远比当今笨重的上世纪20年代，黎民伟等人必须亲自扛着摄影机踏入战场一角，任凭子弹在头顶横飞，忍受着前方几十米处不时有战士中枪倒地而无力救助的内心煎熬，一格一格地纪录着发生在眼前的残酷战事。“他们是以生命为代价去拍摄纪录电影的，而摄影机就是他们的武器。”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黄式宪感慨道。

    “近年来纪录片在美学上的进步是显而易见的，但有些作品却放弃了进步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转而选择展现一些沉重的话题和边缘的人物，使整部影片沉湎于痛苦、挣扎和绝望之中。”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副所长赵卫防表示，“这种纪录片作为一个类型存在是合理的，但不应成为纪录片的主体甚至是唯一标杆。中国纪录电影不应悖离‘主流叙事’的传统，我们还是应当注重表现对时代精神的追求，而这正是与《勋业千秋》等早期经典纪录电影一脉相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