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中国电影植入式广告呈现爆发式增长，从媒介经济层面延伸到艺术创作层面，市场各方不断挤压制片方的票房收益，陈旧的市场法则给了植入式广告膨胀空间，这一切都将直接影响到中国电影业的竞争格局和微观利益调整。中国电影的竞争格局在逐利资本的驱动下，片方与资本捆绑在一起，艺术创作的坚守显得仓惶无力，如何平衡艺术与商业的权重，成为专业制片人必备的职业素养。
在《变形金刚3》中，中国赞助方的跨国植入，再次引发人们关于植入广告的热议，这也为广告植入打开了一个新的视野。
新的经济驱动力
电影制造的话题、电影制造的体验，无疑会成为一种特殊的市场驱动力。如果这种魔力能够成功地被企业拿捏、运作，那么通过搭载电影而获得的营销价值，将会造就出其不意的效果。
从《外星人ET》到《少数派报告》，从《黑客帝国》到《变形金刚》，植入式广告的运作在好莱坞从成长到成熟，不断地为好莱坞输送着财富和神话，也将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宝马等国际品牌的文化植入其中，延续着这些品牌的生命力，这些成功案例也在世界范围内受到越来越多的广告主和制片人的青睐。在国内，植入式广告以数倍于国外的速度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2010年，电影植入式广告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网上甚至开出了《杜拉拉升职记》雷人的广告清单，《唐山大地震》反复出现某品牌酒的广告，这些极端的广告事件再度把植入式广告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而今年《变形金刚3》的跨国植入也引起热议。为什么占影片很少比重的植入式广告引来如此多的争议？植入式广告究竟给中国电影带来什么？
电影产品的魔力在于它不像一般的产品，只有一个维度的含义。如果把它当成产品，其自身需要遵循市场规律，进行营销；如果把它作为媒体，它又可以帮助别人进行营销。站在制作片商的立场看，这一特性在“眼球经济”的时代，具备了强大的增值潜力。好莱坞通过植入式广告的成功运作积极开发电影作为媒体的功能，几乎能收回整部影片过半的投资。在中国电影市场上，一部投资1000万元的电影，如果票房是2000万元，影院要拿走50%，院线和发行方拿走10%，投资方拿到手40%，只有800万元，还有200万元的亏损。但如果植入了广告，拍摄成本就可以迅速降低。对于赞助商而言，电影制造的话题体验，无疑会成为一种特殊的市场驱动力。如果这种魔力能够成功地被企业拿捏、运作，那么通过搭载电影而获得的营销价值，将会造就出其不意的效果。不少“大片”从投拍、选演员开始，已经被媒体和大众关注。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到，电影作为一种“时尚事件”的重要性和影响力，它不仅能够创造娱乐新闻的话题，同时也可能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话题。对某一部有着市场成功“基因”的电影来说，如果它自身的营销做得好，它自身所产生的影响力越大，客户（企业）依附它做传播的效果也就会更好，它的市场权力也就越大。
《疯狂的石头》以小搏大，在植入广告上做足了功夫，汽车、香烟、服饰、啤酒、可乐、手机等品牌与剧情无缝对接，堪称国产电影广告植入的范本。
电影作为一个独特的传播载体，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时效性。人们往往将对电影的关注时段定格在首映式或首轮播映。的确，在首次上映时，牵涉到观众的好奇心跟新鲜感，也是众多企业选择在这个时段与电影做联合营销的原因。大家最期待、最关注的时候，也应当是传播效果最好的时候。如今的电影，它的发生地点正在悄悄起着变化，已经不是单纯独立的电影院，电影植入式广告受众数量并不仅仅是影院观众。以《非诚勿扰》这样的叫座影片为例，其受众除了影院观众，还有看碟的观众、电影频道观众，再加上相关新闻报道的受众，虽然单个的影响力不及传统媒体，然而其叠加而引发的蝴蝶效应却远大于单个的传统媒体，品牌与受众的接触率是极为可观的，在未来趋势中，它将越来越多地发生在综合性的娱乐商场中。这种结合购物、休闲、娱乐等方式的概念，开始成为一种未来娱乐消费的趋势。除了接触数量之外，电影植入式广告更大的优势在于其接触质量，在黑暗的电影院里，观众没有为了看广告多付出时间成本，便直接暴露在广告的轰炸之下，无从躲闪，因此电影植入式广告的到达率几乎是100%。
资本漩涡中的广告植入力量
目前，中国电影植入式广告这块蛋糕在观众的诟病声中越做越大，无论观众如何反感，制片方、导演以及作为中介的广告代理商三方被赞助商的资本捆绑在一起发展，谁都不希望从中国日益成熟扩张的电影市场这架马车上被抛下来。
制片方 从虚火太旺到专业合作初见成效
对于主要靠票房取得盈利的影视行业来说，植入广告本应是更高明、更高效的方式。起初观众对于植入广告的心态是友好开放的，但制片公司毕竟是逐利的，在经济效益上，广告费用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增量，具有很大的想象空间。一条动辄几百万元的收入，这是片方无法拒绝的诱惑。当前的热门影片，无一例外地把植入式广告作为重要收入来源。在未上映前就收回成本，超强的吸金能力成为片方炫耀的资本。品牌的植入费用在过去几年中成功翻番，从几十万元到几百万元。对于强势大片来说，更是采取竞价形式招标广告，这种方法更激起了品牌间的竞争和攀比，将植入费用一再炒高，俨然一副一切向钱看的架势。在经历了轮番“粗暴”植入广告的洗礼之后，导演失去了艺术创作的热忱，观众逆反心理油然而生。一路狂奔的植入费用，使制片方的心态浮躁膨胀，彻底将植入广告推向了泡沫的顶端。
《杜拉拉升职记》强大的广告吸金能力，影响了国产电影制作的观念，即做好广告植入，即使不靠票房，影片仍能回本。
制片方在运作广告植入的发展过程中，对“利”的追求日益膨胀，这曾导致了电影植入式广告生态环境的恶化。在早期，制片方是通过“朋友关系”寻找赞助商植入广告，以减轻制片成本压力，这纯粹是一种关系交易，那时的广告植入还是服从创作大局，如《不见不散》中“十三，路易的，想吐我也不吐”的广告语植入，成为影片中灵光闪现的亮点，其巧妙程度在今天看来亦可称为植入式广告的经典案例。随着制作越来越大，有些片方便自己组织营销队伍，进行“自产自销”，自组营销队伍尽管具有了一定的市场意识，但就单个制片公司来说，其有限的资源在面对众多企业纷繁复杂的营销需求时则显得过于单薄，不过目前像华谊、中影、博纳等大公司一般都设有专门的广告营销团队，配合剧组开展植入广告营销活动。因为从业时间长，这些大电影公司最先积累了植入广告营销的经验，能够结合影片票房预期、全国发行规模、上映档期、宣传力度等因素，与广告商展开较为专业的合作。比如华谊的广告营销团队，便造就了冯小刚电影的植入广告品牌。而一些热门的合拍片，比如2010年由刘德华和巩俐主演的《我知女人心》则寻找专业的代理商全案介入来运作广告植入，电影故事从根本上是为传达品牌核心文化价值存在的，而非仅停留在表面的卖广告。
导演 是资本，还是艺术？
相比制片方对植入广告的持续渴求而言，导演对植入式广告的态度发生了更加微妙的变化。在电影植入广告迅猛增长之初，当电影植入广告对创作出现明显干扰时，为了对自己的作品负责，导演对植入广告的态度都较为谨慎。对植入式广告驾轻就熟的冯小刚就曾在拍摄《非诚勿扰》时，因为植入广告困扰而怒砸玻璃杯。真正的转变应该是在2010年，《非诚勿扰2》《杜拉拉升职记》《爱出色》等等，广告植入在资本运作上的成功成为导演骄傲的资本，标志着导演植入底线的集体失守。徐静蕾在为《杜拉拉升职记》做宣传时，就直接称广告植入越多越有面子。而且，紧随其后的《将爱情进行到底》，一个短短的发布会就引来四个品牌赞助，电影从杜拉拉时期的泰国升级到了更为浪漫和时尚的法国。如果说三年前《非诚勿扰》对广告植入还有挣扎，到了《杜拉拉升职记》，片方则彻底拜倒在资本的石榴裙下，时尚与爱情的定位成为广告植入的背景，看过电影的观众普遍感觉满眼都是广告。过去，导演还会以成本压力为由向观众诉苦衷倒苦水，为广告太多向观众致歉，而当前，在利益的驱使下，许多投资方大量加入植入式广告，已不再是为了平衡收支所做的无奈之举。为谋求利益最大化，导演积极配合片方，肆无忌惮地在影片中穿插广告，挑战观众的忍耐极限，亦敢冒牺牲影片质量的风险。
导演对广告植入态度的前后差异，直接反映出资本逐利心态下导演地位的变化。导演的权力正在被大大削弱，有了艺术让位于资本之嫌。
赞助商 经验积累后强势出击
对赞助商而言，电视有收视率、报纸有发行量、网络有浏览量，然而电影却很难做到这点。毕竟无法从以往的影片票房联系到下一部影片的票房，他们之间是孤立的、不连贯的。所以对于电影媒体来说，没有历史数据可供参考。赞助商普遍认为，电影植入式广告风险不小，影片完成后能否顺利通过审查、公映时间如何都无法事先预见，广告主同片方签的合同中一般也明确写了影片不能公映的话片方不承担责任。也就是说每一次电影媒体的投放都是一次冒险。尽管有风险，但对于赞助商而言，植入广告既节省广告拍摄成本，投放费用相对也低，还可以随作品一起覆盖到新媒体中去，这些优势也使得赞助商愿意冒这个风险，这就产生了我们经常看到的现象：热门大片被塞满了广告，如《杜拉拉升职记》，而其他影片却无人问津。并非其他影片缺少媒体价值，而是在一个缺少参照系的情况下，赞助商不得不以一个普通观众的角度去衡量每部影片，他们尽量选择大导演和名演员。大导演的制作起码在影片的公映方面会有所保障，加上演员的名人效应，票房基本就不成问题。
同时，国内电影植入广告的发展为赞助商积累了不少经验和教训，他们在制片过程中的干预越来越多。几年前《疯狂的石头》中的“班尼路”和《天下无贼》中的“宝马”车，这种几乎是零干预的植入成为植入式广告的经典反例，“班尼路”从此便被打上了“廉价、实惠”的标签，一句“开好车的都是好人吗？”使得“宝马”成为观众调侃的对象。作为内容产品，电影本身所传递的价值观和审美趋向也逐渐进入赞助商的视野。在被时尚消费文化冲刷的当下，赞助商对高附加值的期待也不断攀高，票房、浏览量、收视率、点击量这些数据指标不再是赞助商简单的参考依据。为了控制风险，赞助商还要在制片过程中进行干预，在剧本阶段就开始介入，尽量多做巧妙的情节性植入，将自己的想法天衣无缝地融入进去，传达产品和品牌的信息，片方没有足够的精力经营这方面的事务。好的植入机会，还得靠赞助商或者委托代理机构耐心研究剧本才能找到。但是，赞助商一旦发现有广告性价比高的合作机会，就会自然地滑入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曝光率的传统媒体的投放思维中，他们做广告是为了推销商品，将商品与一种生活理念相连令观众接受，潜移默化地诱导他们形成使用习惯而产生购买行为。
《爱情呼叫转移》单从片名便不难看出广告的植入重点，这也给电影制作方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即对症下药，通过合适的剧情找到最合适的赞助方。
代理商 纽带未成 效果尚欠明朗
代理商是连接赞助商和制片方的纽带，能有效缝合赞助商与制片方信息的不对称。目前，植入式广告代理商的作用十分有限，片方更多的做法还是自己接触赞助商，和赞助商洽谈。一些知名导演带着编剧，边拍边编，只要未封镜，就可以找个缝隙进行植入，这样的影片制作流程，片方可以最大可能地收回成本及至盈利，但对于影片质量和品牌的植入效果，则都会造成损害。看似火爆的植入式广告热潮，隐藏着很多问题。众多广告主片面地强调电影传播中最大化地展示其产品形象或品牌标志，而不愿考虑是否影响到影片产品的整体品质。另一方面，制片商、导演不是广告设计者，也不是营销学家，他们对广告主的品牌战略、品牌定位等缺乏研究，因而很少为广告主量身订做情节、场景，并使之完美融入电影。这样，要么像《西风烈》那样，即便导演对植入广告很抵制，在广告主与制片方角力之后，最终往往也是制片方被迫让步。或者像《杜拉拉升职记》那样，赞助商的品牌或产品多次在剧中“亮相”，其植入数量过多，植入方式过于粗暴，引来观众反感或成为观众的笑柄的例子已屡见不鲜。要么像张扬的《无人驾驶》那样，在植入广告洽谈中，与品牌方的博弈处于劣势，品牌方应允的广告费用也严重缩水。
尽管如此，除了制片方、赞助商外，分食植入广告市场蛋糕的广告代理商正在以五倍以上的速度快速增长。其专业技术水准良莠不齐，依据目前的市场容量，这样的增长速度明显炒高了市场的温度。由于国产影片的广告植入价格体系不透明，片方资源又相对集中，制片方乘机将植入代理权授权给众多代理商，代理商为求生存，往往会哄抬植入价格。不过，一些技术水平较高的代理商，则把目光瞄准了好莱坞的制片资源，但炒作和投机成分居多，好莱坞最大的植入广告和道具代理商NMA在北京开设了分公司，并促成了中国伊利、联想、美特斯邦威等3大品牌和《变形金刚3》的联姻，但“过火”的植入引来观众诟病；北京瑞格嘉成也将自己的定位明晰为“连结品牌和好莱坞的通道”，并操刀了森马和《钢铁侠2》的深度合作，效果并不理想。
专业制片人渐行渐近
在市场化背景下，“电影是一门生意”已经成为难以改变的事实。电影投资来源更加多元，资本的专业化程度不高，各自的商业诉求导致随意加减人物、场景、情节和细节等等，越来越多地影响到电影创作的完整性和独立性。有商业无美学的现象已然给电影艺术创作带来危机，也可能导致电影艺术品位的下降。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士已经意识到这绝非长久之计，电影商品必须尊重艺术规律才具有商品价值，电影创作的“商业美学”观才能更加成型。中国电影亟需培养专业的制片人理性平衡商业与美学之间的冲突，挤出资本带来的泡沫。
随着中国电影产业向健康有序的方向迈进，专业化资本将成为电影投资的主力，专业制片人将通过变通的方式既保证投资的有效回收，又不损害影片的质素。《阿凡达》的变通方式就是资源置换，他们为可口可乐、麦当劳、LG手机、松下电视等品牌拍摄了多个与电影内容相关的广告，利用这些著名品牌的宣传渠道，在电影上映前大量投放，不但宣传了这些品牌，更宣传了电影。《建国大业》的海报遍布全国大街小巷，就是利用了红牛的宣传阵地。大大降低了宣传成本。这两部片子都没有直接用影片的时间来置换宣传资源，而是利用电影自身的影响力与商业资本进行博弈。《杜拉拉升职记》则以影片的时间来直接置换大量品牌的宣传渠道，于是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海量的广告信息。此外，植入技巧也要讲求软性和隐形。软性指情节上不突兀，隐形指画面上不突出、甚至不出现。我们看好莱坞电影，虽然偶尔会意识到广告的出现，但一般不会影响画面和情节的流畅性。《杜拉拉升职记》的广告植入比以前国产电影有了不小的进步，但还缺乏创意和智慧，有些镜头显得简单粗暴，这也是引起较大争议的原因。
这是一个充满创意的时代，这是一个商业敏感的时代，这是一个信息传播日益长尾化的时代，专业制片人要迅速培养起这种敏感性和实际的操盘能力，才能在与资本的博弈中，既保护好影片的艺术质量，又能将利益最大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