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多年来备受责难和贬抑，已经成为老生常谈的话题。一方面，文学界人士谈起文学批评总认为它需要改进和加强，但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从作家圈到普通读者，对于文学批评多是冷嘲热讽甚至不屑一顾，一些作家直言不讳地说从来不看批评文章。我曾经看到一篇出自某位著名作家之手的文章，对某一才华横溢却英年早逝的作家表示扼腕叹息，认为批评家不去评介这个作家简直等于把一个天才“封杀”了，好像那位作家过早离开人世必须由批评家负责。这究竟是对批评家的高度重视，抑或是对批评家的有意中伤？实在让人困惑。当然，就一些批评家的言行来看，的确存在可议可疑之处，五花八门的流派、各种各样的花哨文章，搞得读者和作家眼花缭乱、如坠雾里。

    当然，文学批评并未因此就匿迹消亡，近期评论界关于茅盾文学奖的争议成为一时热点，就是典型的例证。即使有些作家一再申明绝不看批评文章，事实上对关于他自己作品的评论还是很关注很在意的。其实，若干年前就有人提出过，今天的文学批评之所以走入缺之不可但又难受关注的怪圈，根本原因在于美学知识谱系不够健全、审美鉴赏的能力有所不逮。这就使得对文学的本色很少有人进行深入探讨、详尽阐释和客观评估，更没有人高屋建瓴地对当今时代的审美风尚予以追溯和概括。加之若干外行长官的指手画脚，导致文学批评失去应有的公平和公正。此话由来已久：现当代文学构建伊始，文学批评更多关注的是对“德、赛”（民主与科学）的倡导，而来不及建构新的美学体系。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学批评，尤其是左翼文学批评极为张扬苏联普拉左倾主义的论调，以大棒吓人整人，又缺少十八世纪、十九世纪法国、俄国等国大批评家和文学史家的美学功力，加上对中国传统文论的冷淡，理论的构建不免流于畸形，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上个世纪40年代乃至新中国成立以后。进入新时期以后局面大有改观，至少七八十年代对长期以来“左”的禁锢加以清理，文学批评的锋芒有所增加。而随着西方现代文艺思潮的引进，不少锐进之士开始关注西方文论的理论构架，这对我国文学批评的发展是一个有益参照和有利契机，但遗憾的是更多的人以单纯引进为主，而忘记了必须以中国作家的作品作为构建理论框架的基础，致使我国文学批评同文学创作的实际相去甚远，文学批评也就必然陷入困境。

    平心而论，要想走出这种困境，既需要人文环境的总体改观，也需要每个批评家脚踏实地的努力，更需要良好的学风和文风，从自我审视自我检省开始，力求尽快走出自我循环的怪圈。这也许可以不再让读者和作家远离文学批评。首先，应把当前的“炒作”与批评分开。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媒体对文学的炒作自有其合理的一面，但要认清炒作不等于批评。对新作品的出版及时予以介绍，是新闻报道的职责，有点渲染也在所难免，读者大可不必把这种“炒作”当作文学批评。文学批评的问世，需要经过一番深入思考，需要相对的沉稳和冷静。如果让批评家立马跟进，真正意义的文学批评也就无从谈起了。其次，应看到文学批评是阐释而非判决。多年来无论是读者的期冀，还是传媒的要求，总认为批评就是简单的判决。比如有人强调，文学批评就是判断高下好坏，这意味着把文学艺术上十分复杂的现象简单化。实际上正如一切学术观点一样，需要的是以理服人，无论是分析还是阐释，既不是法官的判词，也不是绝对的定案。简单化会使批评陷入绝境。第三，文学批评应力求公允而非臆断。批评的公允应立足于科学分析和理性评估，不能穿凿附会，以言废人或以人废言。文学批评一旦缺乏公允，无疑就会落入偏见和成见的泥沼。第四，文学批评需要彰显个性而不是面面俱到。任何一部作品在批评家眼里，总有突出的一面和舍掉的一面，不可能像官样文章一样全部点到。最后，不能离开历史看待作品，也不可能离开作品去附会历史，现在经常对作品和作家排列名次，其实就是弄巧成拙。这样的批评不能取信于读者。

    当然不能说做到了以上几个方面，文学批评就能完全走出怪圈。但真能这样去做，在一定程度上总可以改变批评的形象，也许会收到一些应有的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