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0日，正值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日，年高八旬仍朝气蓬勃的“现代水墨画之父”刘国松以“21世纪中国绘画的新传统”为题，在中央美术学院展开近3个小时的演讲。在场听众沉浸在刘国松营造的现代水墨世界里，并与他一起探究：在中国深厚的文人画传统以及西方现代艺术的影响下，海峡两岸艺术家在现代水墨画创作中是如何努力的。

    中国画也要现代化

    刘国松的演讲以辛亥革命为开端。100年前，那场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创立民主共和，亦启动了中国的经济现代化进程。尽管当时并未直接言及对于艺术的改革，但中国画由此步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五四运动的领袖人物蔡元培呼吁不要忘记美术，还提出要“以美育代宗教”。“但当时中国传统画家却没有这种艺术自觉。”刘国松指出，明清以降中国画之所以没有获得实质性进展，是由于传统画家受到文人画观念影响太深，只一味因袭，以前代画家和作品为标杆，着力于模仿，不肯与时代结合，逐步丧失了推陈出新的能力。”

    “中国画必须要变了，因为我们生活在现代。如果画家们还完全坚持文人画的衡量标准的话，那中国画就放弃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刘国松说，以文人画的标准只会压抑更多形式创新的可能性，文人只在闲暇之时作画，大都将其视为修身养性的“业余”消遣，并无将绘画发扬光大、创造革新的雄心。

    刘国松认为在美术界，或许只有当变革与建设成为创作中不可或缺的文化自觉，才是对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的最好纪念。“现在我们各方面都现代化了，为什么中国画不能现代化？一个社会的变迁应该是整体的，中国绘画也应跟上时代的脚步。”刘国松谈到，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中国画也要跟着往前发展、强盛起来。因为发生在现代中国画上的变化，既是中国社会发展与进步的一种标志，也是社会文明程度的反映。

    如今人们对于传统的理解上仍存有误区，认为传统一定是过去式的东西。其实并非如此，刘国松赞同艺术家石鲁对传统的理解：“传统就是一代一代创造出来精华文化，传到今天就是传统。你如果今天创造得好，传下去就是传统。”由此，刘国松提出建立21世纪中国绘画的新传统。

    青年时期他是西方绘画的推崇者，后经历了“浪子回头”。重新精研中国美术史和中国画传统的刘国松，了解到笔墨并非中国画的根本。为了警醒明清以来的笔墨崇拜与笔墨至上对中国画发展的桎梏，面对当时台湾画坛陈陈相因的守旧状态，他提出“革中锋的命”、“革毛笔的命”；有感于当代中国画因袭性太强、个性太弱的现状而倡导“先求异，再求好”；看到中国画面目雷同太多、创造意识太弱，他干脆舍笔墨而尝试肌理制作以求工具材料之创造；为了追求时代感和中国民族特色，又在多种现代题材和水墨味上下功夫……

    抄袭西洋的，不能代替抄袭中国的

    我们既不是生活在古代，也不是生活在欧美的社会。既不能一味地模仿古人那一套，又怎么能跟着西方的艺术跑呢？刘国松说：“我们的现实语境是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创作语境则是西方文化系统对中国当代水墨创作的巨大影响。”因此，中国画面临的课题不仅是如何更新传统，还要思考如何与西方的现代艺术抗衡与对话。

    1961年，画了7年西画的刘国松“浪子回头”，基于对发展与宣扬民族文化传统的强烈使命感，他重拾水墨媒材，倡导中国画的现代化。一位日本艺术家说的一番话，曾给刘国松极大的刺激：“日本是从中国学了一些东西。但当年的希腊文化不是被罗马发扬光大了吗？中国是希腊，日本就是罗马。”被刺痛了心的刘国松，下定决心要把中国画发扬光大。

二祖调心图（局部） 石 恪

    “中国画面临着文化殖民的冲击，西方美术界依靠其强势的资本背景在争取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使他们追随西方绘画的主张，最终沦为西方绘画的附庸与补充。”从上世纪60年代起，曾在欧美游历教学多年的刘国松提醒说，美国会吹捧一些留美的外国艺术家，因为这些艺术家追随西方的艺术思潮并模仿他们的流行样式。捧出来的这些人名利双收后就成为其本国青年人的偶像，年轻的画家纷纷跟风效仿。他们也就达到了艺术同化的目的。

    在当今中国美术界，“现代艺术”、“当代艺术”几乎等同于西方文化中的波普、装置、观念艺术。刘国松说，跟着西方艺术走下去，我们永远是“小兵”，成不了“大将军”。因为我们根本无从理解西方艺术的传统精神。“作为一个中国画家，首先应了解‘自己’，然后具备了爱国心、自尊心和自信心，才有文化自觉，才不会被别人牵着鼻子走。”

    “公元10世纪石恪画了《二祖调心图》，13世纪初南宋梁楷画出了《泼墨仙人图》，已经超越写实而进入写意抒怀的阶段，但那时西方的文艺复兴还没开始呢。”说起这些，刘国松不无自豪。西方画系到了20世纪初德国表现派出现时，其艺术思想、表现技法与绘画形式才能与石恪、梁楷相提并论。马蒂斯从中国的民间剪纸里学来了不少东西并获得创造的艺术灵感。马蒂斯晚年瘫痪不能坐着画画，是躺在床上用剪刀剪出各种形来，然后把它们贴在一起形成作品。还有“纽约画派”画家弗莱得·卡得受了东方书法的影响，并开始尝试在画布上留白。中国人的绘画技巧和理念，曾经大大影响并启发了西方艺术家。“西方在中国挖矿，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灵感，我们反而跟着他们跑，岂不可笑？”刘国松说。

    1994年，加拿大汉学教授威尔士说，21世纪将是中国文化认同世纪。倘若果真如此，中国画家要怎样为中国文化的世界认同做贡献呢？“模仿新的不能代替模仿旧的，抄袭西方的不能代替抄袭中国的。”刘国松说，在一纵一横的坐标中，中国画家要摆好自己的方位：一方面从中国民族文化的旧传统中，有选择地保留与发扬；另一方面在外来的西方现代文明前，要有选择地吸收与消化，然后创造出一种既中国又具现代精神的个人风格。“做得好，你就会在中国的大传统里独树一帜，从而影响更多的人，甚至成为世界艺术的主流。”刘国松如此鼓励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们。

蓝月图 刘国松

    两岸艺术家将现代活力注入水墨画

    水墨承载着中国人的文化情怀，为了让水墨画在当代文化格局中重新确立地位，刘国松在“现代”与“水墨”的结合与突破上进行着各种实验。1969年他以方圆结构和拼贴、拓印等方法画月亮、地球、太阳和天体运行，创造出“太空画”系列。2001年他在硫酸纸上作画，使彩墨呈现出九寨沟水景的流动斑斓之美。他还跑遍台北的纸厂，最后找到一种糊灯笼的棉纸，据此发明了“刘国松纸”，即在棉纸上糊上一层纸筋后作画，画完将纸筋撕掉，由此作品的肌理和“白线”显得优美动人。就这样，刘国松在技法、题材、材质、纸张等方面开拓出现代水墨新天地。这种创新精神，可以说是辛亥革命精神在中国画领域的体现。

    在刘国松的身上，我们既可以看到一位艺术家为中国画现代化变革所作出的努力，也能感受到海峡两岸的艺术交流之情。作为两岸隔绝后台湾文化界访问祖国大陆的第一人，自1981年恭身中国画研究成立庆典至今，30年来，刘国松不知疲倦地穿梭于海峡两岸之间，为现代水墨画的发展煞费心力，被称为“现代水墨画传教士”。而他关于中国画的现代化的理念与实践，对于水墨画的发展具有生发性的价值。

    与他有着共识的大陆艺术家亦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推动中国水墨画的革新，刘国松则不遗余力地为水墨画的现代革新鼓与呼。在刘国松看来，这一批艺术家的探求适应当代社会的水墨艺术呈现形式，不断刷新着水墨艺术的审美体系。由此构成了现代、多元、创意、活力的中国新水墨视觉景观，为中国赢得了可以与西方当代艺术平等对话的脚本。

    譬如，吴冠中把油画速写的技法引进水墨，在作品中借江南水乡表达对形式美和东方格调的追求；周韶华超越文人笔墨和传统山水画图式，以大线条、大块面、浓色调构成画面，既有东方文化色泽，又有现代文化风采；仇德树则把“裂变”定为自己的艺术语言，通过对宣纸的撕裂、雕磨使作品的色彩呈现出奇异的光感和动感；白海在画中以细密如织的“白线”精致入微地再现冰天雪地里丛树的枝干；陈家泠创造了“走、守、漏、透”的绘画技法，让水分与色彩在宣纸上自由流动，其作品中一花一叶的线条和设色淡而薄，营造出恬淡、纯净、脱俗、祥和的气象。谷文达则大胆将笔与墨分离，把墨块当作独立因素扩大化使用，并运用超现实主义图式拓展了泼、冲、洗、喷等技法，还在中国传统水墨媒材的创作中融入观念、装置、行为等“触目惊心”的实验……

    “多元的现代水墨画就是传统中国画的出路！作为中华文化的儿女，两岸艺术家有着共同的文化背景、思想与责任，应该为中国画的传承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共同努力，从而迎接‘中国文化认同世纪’的到来！”刘国松铿锵有力的话语赢得了满场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