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处的秘密》 何英 著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深处的秘密》是何英近期批评文本的结晶，掩卷感慨颇多。按理说我不该大惊小怪，集子里的文章均已见诸报刊，有些还是名篇，且不少发表在我供职的刊物。我的感慨，是因为2005年春的一段鲁院岁月。那届学员年龄参差，经历各异，成员复杂，最大特点是云集了许多博士、教授和职业评论家。来自新疆文联的“70后”何英，娇小、活泼，一双晶莹亮泽的眸子略显生涩，似未脱尽学生气，何以现身于“理论、评论家班”，不禁使我心生疑窦。离开鲁院不久，不经意间，我读到了她的《对〈秦腔〉评论的评论》：

    “贾平凹是一个记录者，他可以做到把自己抽离得干干净净，他人的死亡、灾难都被他不动声色地匆匆记下。有评论家说，《秦腔》叙述节奏太慢。在我看来，不是太慢而是太快，太快的节奏使《秦腔》没有细节，全都是细节等于没有细节。他在每一个细节上匆匆掠过，毫不停留，自己都不停留，还能指望读者会停留？这些细节并不值得回味，更谈不上遐想和流连。”

    我的感受完全可以用惊诧形容。尽管《秦腔》后来问鼎第七届茅奖而陡增光环，但丝毫没有影响我对何英的刮目相看。毫无疑问，何英具备了一个独立批评家的素质和禀赋，即使面对公认的“大级别”作家或热门作品，也绝不一味张灯结彩，媚态、奴性十足，而坚持坦陈己见，力排众议。这样的选择极有风险，而且注定孤独落寞，在当下批评界有如空谷足音。

    艾略特曾感叹：“变成职业作家以后，要付出的主要代价是读任何东西都不再感到乐趣。”此言其实更适合描述今日批评家的境况。毋庸讳言，文学批评的从业者，常常会遭遇一种“姿态性批评”，那是应景的、人情的、尽义务的，甚至是非文学的，形式大于意义，几乎成了江湖游戏，行规律令。批评家的“群体式尴尬”由此而来。而对此敢于说“不”的人，已是屈指可数。相形之下，何英的批评个性尤为可贵。她不肯成为批评合唱队中的一员，拒绝把批评当成创作的附庸。我最看重的，也是她在批评过程中表现出的洞若观火般的辨析与捕捉，最后完成一种游刃有余、耐人寻味的穿透，并以此捍卫了批评的尊严。她读阎连科的《风雅颂》，发现“阎连科之前的几部作品，如果不是扎根河南农村老家，浓郁的原乡文化救了他，那些生硬的荒诞看起来不会那么顺理成章。现在他写了一个他并不深入了解并没有生命体验的群体，从语言到情节设置他都只有真的荒诞起来，他驾驭不了这个题材”。《王安忆与阿加莎·克里斯蒂》这样断言，“如果以几百年为单元来看文学史，张爱玲也许比王安忆更令人难忘，尽管在技术层面，王安忆早已超过了张爱玲。但文学真正的魅力往往不在技术层面上。再把文学史长度放长来看，大师可能就是几百年出一个，那些真的很优秀的也只能当了亚一流的，好像屈原和宋玉的区别。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历史就是这么分明”。其间批评智慧和理论创见，曾受到了严苛的上海批评家们的肯定。对于残雪、严歌苓、林白等其他几位女作家的动态考察，她的阐释和批评也总能切中要害，无懈可击，总能带来新意。

    何英的批评文本大气淋漓，从不会胶着于枝枝叶叶，且文内常常有感性的东西如潮奔涌。探究文学深处的秘密，她喜欢让文字保持一种飞翔状态，她的批评文本也因此常常含有一般批评家所不擅长的原创形象感。这与新疆风土对她的灵魂铸就与审美滋养息息相关。这意味：她的笔触意绪妖娆，肌理华美，不搞创作显然是可惜的；但同时，她的探秘立论严谨，言说周密，有雄辩之风，不从事文学批评同样可惜。我想，还是顺其自然，让读者享受一个真实何英的文学存在。

    在这个普遍浮躁的文学年代，《“70后”的身份焦虑》表达了作者一种自醒和思考，“在文学领域，人们如此看重这种标志‘年轻’的分期于文学本身有多少关系？文学毕竟还是一个靠作品说话的领域”。目睹越来越僵化的学术规范，她写出《理论的过剩与叙事的消融》，她忧虑有的评论家，“用一套远离作家作品实情的理论武装起来，达到话语的陌生化效果，而被论述的作品和作家则被理论抛弃和误读，呈现出理论游戏化的特点”，却落了个“意义虚无，话语踏空”，因此有必要强调“二钱”的意义，“钱钟书一生著述累累，却始终不愿给文学下一定义，在钱氏目中，‘文学乃天童舍利，无色无定，随人见性’”；钱穆的文集也“从来没有那些生搬硬套、文不对题的概念术语玩弄，有的只是一个理论家放下姿态、平心静气地深入事理的耐心与研究，不以说别人的话为荣”。她从一些作家对摹写真人真事的热衷，发现其虚构能力的萎缩和文学原创的衰竭，“现代社会看来真的要穷尽作家的想象力和独创性，原创会不会成为天方夜谭的神话？这一风潮大概可以从池莉的所谓新写实小说窥得苗头，她不但葬送了当时名噪一时的先锋文学，以一种似乎是倒退的写实姿态跃上文坛，令人吃惊的是她在市场上的热销，这抵过了批评家的一万句批评”。《当代文学十个词组》中，作者自创的“空虚时代”、“小说强迫”、“摹写惰性”、“突然沉默”、“追新至死”等词组，直陈并思考种种文学病象，希望得到批评界的关注。

    按照地域文化学的概念，新疆属于远离文化中心（主要指京、沪）之外的“外省”。由于地域和身份的限制，“外省”与文化中心的“话筒”最远，其意味着边缘和从属，也就似乎成了一种必然。而新疆的地理位置何止“外省”，更是地地道道的西域边塞。身为女性的何英则又是边缘的边缘，而且不具有高校的研究条件，就显得难上加难，无怪乎雷达在为《深处的秘密》写的序里如此“怜香惜玉”一番，“在今天的文坛上，出现何英这样人物的几率仍然是比较小的”，因为她“既要跨入‘全国的’言说竞技场，又要逾越‘女性的’身份和心理障碍”。这决定了一种双重的艰难。何英却不信邪，偏偏要在遥远的边地展开与“文化中心”的一次次隔空对话。正如哲学家关注的是人类如何创造一种思想能力这样的形而上问题，而不是知识本身，无论身处“中心”或“外省”，闹市或孤岛，都不会改变其哲学使命，批评家的使命也与创造一种文学能力有关。而今互联网时代已非同往昔，“外省”与中心城市、沿海地区之间的文化场域，并不像其经济发展那样差异明显，批评家拥有同样的全球视野和现代信息，完全能通过独立思考与理论高端对接，并保持同步状态。事实却是，何英的批评声音已穿越茫茫大漠，抵达“文化中心”的深处，正在步入时代的学术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