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以史为镜，方知万世之事。在迎来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日的历史节点上，回望这段改变中国命运的伟大革命就显得尤为重要——而文艺作品恰是艺术化地再现历史的最佳方式。近期，文艺工作者为我们献上了一大批辛亥革命题材的文艺作品，使观众得以在电影、电视剧、舞台剧、纪录片、音乐等不同艺术形式中重温那段风云激荡的历史，缅怀那些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先烈。本报特别策划了这一辛亥革命文艺作品专题版面，涉及正在央视一套播出的文献纪录片《辛亥革命》、电影《辛亥革命》和电视剧《辛亥革命》，或评论或专访或笔谈，论及这一题材创作的精彩和得失，以期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艺术创作贡献一点经验。
电影《辛亥革命》中孙中山当选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后的合影镜头极具历史质感
光影中的辛亥革命
倾注两年心血的文献纪录片《辛亥革命》，是我们对辛亥志士的庄严纪念，是对一段伟大历史的深情回望。
真相总在历史的深处
——文献纪录片《辛亥革命》创作谈
沈 芳（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导演）
发生在100年前的辛亥革命，是一段真实的历史。站在历史的节点上，将它还原到100年前，再现这场伟大的革命，是完成文献纪录片创作的主旨。
在历史长河中，在浩瀚如烟的史料中，我们做得最多的功课就是寻觅、寻找有历史价值、有文献价值的相关史料。然而，如何才能让历史的真相走到前台？武昌首义的枪声到底是怎么响起的？又为什么会爆发在辛亥年？我们开始了艰难的寻觅——真相总在历史的深处。我们决定从四个方面入手：
一、对历史背景的探寻。武昌起义爆发前，历经200多年的大清帝国已步入风烛残年，风雨飘摇。从1840年鸦片战争始，清王朝的败象就已经显露出来。很多历史学家告诉我们，两次鸦片战争是辛亥革命的起源，那时的中国，人民悲惨地生活，任人宰割、任人凌辱，是中华民族最为苦难深重的哀痛史，这是导致辛亥革命发生的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当中国一步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仁人志士开始了反思、探索，难道我们的国家就这样下去吗？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渐渐地意识到，要挽救中国的危亡，就必须颠覆晚清这个帝国、这个政体；流血牺牲，在所不惜。于是，辛亥革命的历史大背景清晰地展现了出来，结论是：辛亥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
二、对辛亥革命相关纪念地遗址、遗迹的寻找。辛亥革命涉及的遗迹、遗址非常多，为了寻找线索，我们的足迹遍布湖北、湖南、广东、天津、上海等20多个省市和地区，以及新加坡、日本、美国等国。
在武汉喧嚣的城市背景中，有一处绿树掩映的红色建筑。它是百年前武昌首义时湖北军政府的旧址，武汉人自豪地称之为“红楼”。透过纪念馆里斑驳的枪支、模糊的照片和发黄的信笺，我们依稀能感受得到那一丝丝鲜活的生命气息，而100年前的起义仿佛就发生在我们眼前。
广东既是孙中山的出生地，也是他革命的起点，10次起义中的黄花岗起义就发生在那里，孙中山领导的10次武装起义中绝大部分都在广东。徜徉在这些遗迹中，增加了灵感，这让我们五赴广东。
三、对辛亥革命海内外志士后裔的寻访。在百年辛亥的历史底片上，那些曾经鲜活生动的面孔，到底演绎过怎样的人生悲喜呢？真相，会在人记忆的最深处。
在片子前期设计中我们就思考，100年了，应该让人们了解或者说走近那些辛亥革命的重要人物，找到他们的后人，让他们走入我们的镜头，和我们一起走近那些可歌可泣值得我们纪念的英烈。我们精心挑选了一些辛亥历史人物，如著名女革命家秋瑾，安庆起义的烈士徐锡麟，黄花岗的烈士林觉民、方声洞，武昌首义第一枪的熊秉坤等等，请他们的后代来讲述先辈的故事。
但是这些后代在哪里？我们无从入手。民革中央为纪念百年辛亥正在联络各地的辛亥革命先辈的后代，这为我们的拍摄工作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我们千方百计地联络上了孙中山生活在美国的孙女孙穗英、孙穗华，黄兴的孙子黄伟民、孙女黄建舲，他们的讲述使辛亥革命志士的历史形象丰满起来。
著名的黄花岗起义烈士林觉民，临终前写下的《与妻书》，名垂千古。我们仅有的线索就是林觉民牺牲后，他的儿子出生了，但他的后代在哪里？我先联系了林觉民在福建故居的管理部门，得知他的孙女在福建。费了一番周折，终于打听到她在一家建设银行工作，心里很高兴，打了无数次电话终于找到了她。对于她的祖父，她对我们说：“他们当时那种情况下，肯定就是没有活路出来了，但是祖父就是义无反顾。父亲告诉我们，你们是林觉民的后代，你们应该记住这点。”
徐锡麟的孙子徐乃达出生在台湾，前些年开始追随祖父的生命足迹。他对祖父当年选择牺牲自己的生命是这样评价的：“祖父说他刺杀恩铭，并不是为了其他原因，而是要推翻清政府，因为清政府在中国实在太腐败了。”
这些话堪称历史的回声，是后人对先人的记忆和告慰。
四、相关历史影视资料的挖掘。为了创作这部片子，我们在世界各地搜集了大量珍贵的历史图片。我们从新影厂的资料室挖掘出很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画面，如100年前清末的市井生活等等，像搜集的资料《古老的中国》《中国之行》《旧中国资料》等。
孙中山革命事业一生的支持者、日本友人梅屋庄吉拍摄的《辛亥革命鳞爪录》，记录了黄兴在武昌起义爆发后，化装成国际红十字会的医务人员到达武汉，指挥阳夏战争30天。在阳夏战争中，冯国璋火烧汉口，以及汉口成为废墟的历史画面，黄兴为儿子黄一鸥写了仅有8个字的家书“一欧爱儿，努力杀贼”等等，具有极强的历史感和叙事功能。
倾注两年心血的文献纪录片《辛亥革命》，是我们对辛亥志士的庄严纪念，是对一段伟大历史的深情回望。重现、再现、还原历史，是我们制作这部文献纪录片的初衷。经过艰辛劳作，片子终于完成了。辛亥百年之际，让它接受历史的审视。
为华语电影史留下一笔
——评电影《辛亥革命》
左 衡（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为纪念辛亥革命百年而出品的影片《辛亥革命》很可能在华语电影史上留下一笔。作为一部内地影片，它表达了一种摆脱泛政治化心态、更富于学术精神的历史观，即从“中华民族探索现代化道路”的高度阐述中国近代史（特别是民国史），并在这一宏阔背景下思考历史人物的心理和行动逻辑。这项工作在内地史学界已经着手经年，并出现了以中华书局版36卷《中华民国史》为代表的显著成果，但经由电影媒介向大众叙述无疑能更有力地帮助传播一种全新的历史观和价值观。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对《辛亥革命》的尝试应当给予足够的肯定和重视，它已经为将来中国近代史题材的影片制作做了难能可贵的开拓。
不过电影毕竟是艺术，历史电影毕竟是关于历史的一种艺术化叙述，因此情节的虚构、形式的经营也是必然的。在这一前提下，我们评判历史片的基本标准也就转变为如下两条：一、影片叙事与历史本相在本质上的契合程度；二、影片技巧所依托的美学品格是否能充分传达出人类回顾自身历史时产生的情感。套用恩格斯的话，就是历史的标准和美学的标准。当然，由于影片生产定位的不同，我们不是对所有的历史片都用到这样的标准，但《辛亥革命》明显希望成为史诗化的作品，那么在历史观之外审视其艺术性也就不算唐突了。
我们承认，历史题材影片不是考古，不需要完全真实地复现历史场景，事实上也不可能。但我们同样要明白，历史影片又必须有考古一般的功夫和态度，这是一个经由历史表象抵达历史深层的过程，越仔细地还原场景就越容易了解历史中的群体和个人的行动思考逻辑。《辛亥革命》对某些细节的处理并未遵循真实原则，而倾向于使用唯美化的抒情手法。影片开始以辛亥革命进程中的重要环节秋瑾赴义作为引子，应当说，这一事件的选择很有眼力，也足够分量。不过电影里该段落的处理却有很多与常理相悖的地方。秋瑾披枷孤身走过长街的全景镜头，便是自古任一朝代都不会出现的，死囚赴刑场时必然是在一众官差簇拥押解之下。周围看客的设计不知是否受到鲁迅作品的影响，如果是，那么这组群像的状态却不是鲁迅笔下惊人的麻木，相反，那些孩子和妇女倒是显出好奇关注，冲淡了革命者觉醒于时代之先的悲剧感。再者，在风气闭塞的清末，看客里更不可能有妇女当街哺乳，如有必将引发不亚于看杀头的围观。尽管这个设计暗示了秋瑾的母亲身份，但其对社会风俗原貌的破坏却无可弥补。最后，监斩的官吏也绝不会用默然摆头的动作传达行刑指令，抛开演员的动作太时髦之外，更因为王朝刑罚繁文缛节的目的，正是用高度夸张仪式化的程序来强化威压之感，怎会轻描淡写？类似的细节失当影片中还有一些，不再一一列举。在当下，大多数观众可能看了太多错误百出的古装电视剧，对古文化细节的错误司空见惯以致不再敏感。随之而来的，就是我们对历史人物的思维行动方式及情感表达方式也都不再了解，把当代人的状态特征想当然地赋予古人。这种与历史的隔膜不能不说是件危险的事情。
与信假为真相反，历史中有的事件因为知者极少，同时过于特殊，于是令今人反倒以真为假。有些创作者特别喜欢挖掘这类事件博取眼球，但须注意，特殊事件的发生也必然有其背后的逻辑，逻辑又必然会呈现为另外一些相关事件，所以如果要表现某些不为众人所知的事件，也需要一并呈现逻辑过程中必要的场景，否则过于离奇的场面便无信服力。《辛亥革命》里大篇幅、重复表现黄花岗烈士们的遗体被沉入水底，然而这一事件是否确有发生？清廷为何有此举动？对此观众自然会心生疑窦，因此这也是影片叙述必须交代的。
还有一个重大历史题材影片创作经常面对的问题：要见事，还是要见人？窃以为，如非人物传记片，那么在关乎历史观的宏大叙事里，恐怕要先见事，再见人。也就是说，先铺展开纵横捭阖的大局，再勾勒每个人物的眉目。反过来构思则会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麻烦。历史大局观方面，《建国大业》《建党伟业》两片值得借鉴。《辛亥革命》的大局处理也很不错，特别是袁世凯粉墨登场后，由于矛盾凸显，情节更显得集中完整。但在一些正面人物的情感戏上，则显得枝蔓，黄兴与妻子的戏份多得实在不必要，更不用说要用言情片的手法来拍。这里面可能有对明星效应的考虑，比如片中还为成龙饰演的黄兴安排了几场功夫戏，但置于史诗剧中，就显得轻飘了。
《辛亥革命》的影像风格流露出对形式美感的追求，构图、用光、音乐都相当考究，观赏起来很漂亮。这实际涉及了重大历史题材影片或史诗片当采用何种艺术形式的问题，再进一步就是审美观念之争。这里只想指出，首先，精巧和漂亮不是唯一的美感，特别不是表现历史的悲剧美最好的方式。相反，粗犷、粗糙、粗砺往往能更好地传达出崇高之美或惨烈的力量感。《辛亥革命》在影像使用上的选择，一方面可能来自主创者的影像观念，倾向抒情，追求写意，偏好隐喻；另一方面，则可能来自出品方、投资方的市场判断，希望得到大众特别是青年人的认可和接受。这样的动机当然没有错，但作为一部讲述历史风云的宏大叙事作品，《辛亥革命》的受众群显然不是对历史现实一无所知也兴趣寥寥的娱乐消费一族，为后者调整自身高度并非良策。
《辛亥革命》最打动我的是黄兴评论保皇党刺客的一句台词：“他和我们不在同一个世界里”。有趣的是，今天中国电影各方面的力量和人物，也未必在同一电影世界里。此情此景，在民主和科学的理念下开始对话与争辩就更显重要。
正在央视热播的电视连续剧《辛亥革命》中，由马少骅扮演的孙中山成为亮点之一。从话剧舞台转战影视剧，直到成长为“最神似”孙中山的演员，马少骅付出了许多的艰辛与努力。
六演孙中山 求形更求神
——访著名演员马少骅
从20多年前第一次在电视剧《李大钊》中出演孙中山算起，电视剧《辛亥革命》已是马少骅第六次出演这一伟人了。马少骅说：“过去的那几个‘孙中山’基本上强调的是外在，而这次却是全面、真实地再现他救国救民的气概，这也使我从整体上对孙中山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电视剧《辛亥革命》剧照
马少骅说，他为了今天这个角色整整等了27年。这些年来，他一直在不停地读孙中山的相关著作，深悟他的思想，希望角色更接近人物，“孙中山是一个划时代的人物，既要演得生动，又要抓住他普通的一面。举个例子，孙中山是一位绅士，即使再饿、再没钱，赊账也要喝咖啡；即使吃粗粮，身旁也要摆着餐巾纸。我要从自身去靠近他，要将心比心，这样就会容易找到感觉。”
“怎么把伟人演得更精彩、更贴心，如何让孙中山这个人物更符合观众的口味？不能总是对观众讲革命道理，要让人物亲切、贴心，这才动人。”马少骅坦言道，“要把人物所有的语言融汇在自己的思想里，只有这样，我的语气、停顿甚至眼神才会不一样，观众才会感觉你是孙中山，而不是马少骅。”
化妆造型在一部影视作品中，素有“塑造角色的点睛之笔”之称。马少骅说，“当我第一次进入化妆间时，化妆师江燕已经对我的外形十分满意了，但眼睛、眉毛等细微之处，她都力求准确。为了让我塑造的孙中山形象能得到观众的认可，化妆师着实费了不少功夫。”
从外形上看，马少骅最贴近孙中山，这是公认的。但是在拍摄过程中，为了追求外形更加完美，马少骅没少受罪。他用药物尽量消除额头上的川字纹，却被误传为注射垫鼻以求最大限度地接近人物形象，对此马少骅特别予以了澄清。
马少骅在电视剧《辛亥革命》中十分注重细节，才使孙中山这个人物有血有肉。剧中，为革命殚精竭虑的孙中山既会为革命青年“饿肚子”而担忧，也会在参与战斗时因为过度兴奋而抽筋，这些点点滴滴在以往的影视作品中都很难看到。马少骅也十分感激编剧王朝柱，“这些细节，不仅展现了孙中山革命的一面，也表现了他生活的一面，甚至还有他不完美的一面，这才是一个真实的人。”为了演好这个角色，他在拍摄过程中还主动加入了不少细节。“镇南关战役是孙中山第一次上战场，之前他连枪都没有拿过。在进攻前夜，身边的黄兴睡得很踏实，而他怎么也睡不着。第二天准备上战场了，他激动得手舞足蹈。我当时就加入了一个孙中山因为过度兴奋而抽筋的动作，效果特别好。”马少骅说。另外，他还在剧中即兴地加入了一些肢体动作，来丰富人物的内心活动。“拍摄中需要一些即兴的东西，我希望尽量拍得真实一些，在真实的基础上力求生活化。我看过一部著作《孙逸仙先生传》，其中就讲到孙先生‘静如水，动如狮’。他是个特别有激情的人，但静下来的时候，就像水一样静静地听你讲，我觉得这很能代表孙文。”
当深入谈到这次塑造孙中山时，马少骅表示，“我这次的演出，不仅仅单方面地追求‘像’，而更多地力求‘是’。一个人的魂灵、一个人的内在是我这次演出最应该深入理解的。要让孙中山这个人物和我融合得完全自如，不能有装腔作势的思想概念在里面。因为孙中山的语言，你要说不好就成为空话了。要把这些语言变得不是空话，就必须对他有十分深入的理解。只有这样，从我身上表现出来的东西才实在、才更能贴近这个人物。我必须认同他，理解他，可以说演孙中山是个炼狱的过程。此外，第三个就是‘棒’，要演得精彩，创造性地去演。孙中山让我们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制，走向共和，这就是一种进步，一种超前，我要用这些素材去塑造他。这些集合起来完成了我对这个人物塑造的目的和愿望。”
（中国文联网实习记者 孙育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