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和张艺谋同岁，当年一起拍电影时，张艺谋骑自行车来找他探讨剧本；写《霸王别姬》时，他就住在陈凯歌家里，两人出门打最便宜的面的，一边喝豆汁、吃面条烧饼，一边讨论剧本，花一年多时间把一部小说打磨成一部悲剧史诗……《霸王别姬》成功后，陈凯歌请他到北京讨论下一个剧本，派一辆奔驰来接，他吓了一跳，知道从此两个天地。面对不能打动他的故事，他婉言谢绝，从此，再无珠联璧合之作……”近日在某媒体偶读到有关影坛资深编剧芦苇与两位重量级导演曾经甘苦一处却又分道扬镳的旧事今言，不由五味杂陈。并非骑自行车的人和开奔驰的人就一定会是在两个世界里行走，很多时候他们恰恰挤在同一条路上，只是这两种代步工具上所载之人的所思、所想、所感、所慕往往有太多不同，一如他们的艺术。于是他们定要在两个世界里渐行渐远。

    作为中国第五代导演最重要的代表，张艺谋、陈凯歌可谓中国当代电影的扛鼎人物。他们分别以其多维的表现空间与独特的表现手段为中国电影树起一面旗帜，打造出中国当代电影跻身国际市场的一个个成功范本，为中国电影在世界影坛赢得了一席之地和一定话语权，也与同行一起为门可罗雀的影院渐渐找回了流失的观众。但是，随着《英雄》拉开中国大片时代的帷幕，《十面埋伏》《无极》等相继开启了大制作加大明星的国产影片豪华路线，也为中国电影种下一味打造视听奇观、制造影院狂欢的“罂粟花”。

    从艺术到文化的缺失、从自然生态到电影生态的破坏，豪华大片广遭诟病，却毫不影响其制造一个个票房神话。其实质在于导演们通过对电影固有秩序的拆解与重建，生产形式大于内容、形象重于思想的视听盛宴的影像策略，准确击中上世纪90年代以来物质主义泛滥衍生出的感觉主义横行的某种世态，迎合并怂恿着大众浅表的审美趣味。乡村故事嫁接到城市情境，历史事件投胎于现代生活，无论什么题材，在他们的手中一并以或唯美时尚、或暴力情欲等可供现代感性消费的方式呈现。当艺术臣服于大众娱乐诉求和商业文化逻辑时，人文情感的缺位与文化价值的失重，便令他们手中精神产品的神圣性遭遇无情的贬损。

    “红”与“黄”依然是他们用以渲染影像所常用的简单视觉元素，但似乎再也见不到《红高粱》《黄土地》那般将镜头伸向泥土、投入田间，让朴素的色调成为他们摄取的独特影像中召唤和传达意义的巨大语言修辞力量，促迫观众在强烈视觉冲击中反思人性与文化失落已久的东西。而今，随着两位同是“老三届”的导演从上山下乡的社会动荡时代漩涡中走出，路过城市的时尚感性诱惑，走向世界影坛的聚光灯下后，“红”与“黄”不再为“高粱”与“土地”所有，渐被彻底改变了颜色的基底，沦为内涵苍白的审美幻象的包装工具。告别了芦苇那般生命的朴素与价值的坚守，从泥土田间、河畔村落疏离出来的创作主体，将太多东西也一并抽离了；曾经在苦难与奋斗中蓄积起来的力量，亦被太多现世的追慕一并瓦解。而这一“镜像”，又能折射出当下多少艺术创作者的群像？

    当前，宣传思想文化部门正在大力倡导与践行“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也许正是电影乃至所有艺术之母站在村口盼子还乡的真诚召唤。这召唤，也许骑自行车的人会比坐在风驰而过的奔驰里的人更容易听见。并且，更亲近地面的行走方式会让前者更容易嗅到泥土的气息，感受到大相径庭的风景人文，这些也会有助于他们记得艺术的还乡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