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上半年，长篇小说出版已有2000部，但高产量是否就意味着大繁荣？如何理性看待文学创作的数量与质量？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评奖揭晓，一些专家评委看好的作品，读者却并不买账。精英文学一定要远离大众吗？纯文学与大众文学是截然对立还是可以取长补短？近日，在第十八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中国作家馆邀请了白烨、李掖平、彭学明、周大新畅叙2011年上半年中国文学印象，就精英文学与大众文学、茅盾文学奖等话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2011上半年文学观察
创作：高产不等于丰收
白烨：2011年其实还没过完，我就说说上半年的印象。2011上半年，至少有20部作品是很有分量的，包括王安忆的《天香》、方方的《武昌城》、叶辛的《客过亭》等。有人统计，上半年的长篇小说已有2000部，这个数字非常让我吃惊，因为过去长篇小说的数量每年是1200部左右，2010年上升到3000部，如果今年上半年有2000部，全年能上升到4000部，从这个趋势来看，今年应该是长篇小说的一个丰收年。
李掖平：让我惊喜的是，文学最伟大的功能——对历史的记忆、复写功能悄然间被重新激活。
今天网络这么发达，各种传媒手段全面覆盖我们的社会，这样的环境下，文学依然保持着它永久不衰的魅力，原因是我们每个人都不可能把过往的时光重新去经历一遍，但是文学可以打捞起很久以前，甚至是远古，人类刚刚萌芽、刚刚诞生时的经验，他们遭遇的爱恨情仇、悲欢离合，文学就是这样不断记忆、复苏着过往时光，唤起我们对遥远历史的体验。
解构主义文学思潮一度影响了整个创作，文学的记忆功能，曾被人割裂、搁置，我们看到过太多的文学作品只关注当下，这个当下是绝对孤立的片段、个人体验和个人感觉，它已经丢失了记忆、复现历史，令文化代代相传的职责。
张炜的《你在高原》、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等获奖作品，都高度还原、复活了文学对历史的记忆功能，这给我们一个规律性的启示——文学想最大限度地贴近人性、贴近生命，就不应该把当下的生存看成是一个孤岛、一片碎片，它必须上承古老的历史记忆，下启不断进步的人类文明，只有这样，文学才能推动现实发展。
2011年上半年的作家作品在一向关注现实和人生的基础上又有多元发展，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打工文学，以前我们对打工文学的认识仅停留在打工族写自己的生活。一批优秀作家深入打工者的生活，和他们一样摸爬滚打，一样挣扎，写出了一批有影响力、艺术水准相当高的打工文学，由原来的打工者写打工者，变成作家关注打工者的生活，这就使文学又打开了一道关注现实的大门。文学作为纸上的别样人生，肯定要全面反映社会和时代现实。既然承认打工者是重要的人群，文学就不应该遗忘他们。
彭学明：这几年中国文学的发展非常快，文学的生存环境较好，作家的创作热情高涨，但从创作实力来看，中、长篇小说成就较高，短篇小说次之。
高产不等于丰收，长篇小说的发展整体趋势是上升的，但是缺乏高峰，缺乏《白鹿原》《平凡的世界》这样的经典之作。虽然长篇小说国家、政府重视，读者也喜欢，但作品和读者的距离仍然比较远，因为长篇小说在创作过程中丢失了中国文学的传统审美。在我看来，当下长篇创作有以下症候：
故事情节上过分迷恋个人叙事与技巧，不看重故事情节。有的长篇小说通篇写个体经验，甚至一味写个人的性生活，不写故事情节。而长篇最好看的就是故事情节，原本应该是以故事情节取胜的。为什么好多长篇小说我们看不下去？因为它是一潭死水，不像一条河流。河流有平静的水面，有暗流，有急流，有浅滩，死水是没有的。就像现在的长篇小说，不是看不懂，而是看不动，情节单调，不会把读者带入小说构建的世界里，读者不能跟着故事里的情感脉络走。为什么电视剧受欢迎？因为它有丰富的情节。小说不应该是简单的线性结构，应是网状结构。
人物形象不饱满。有时候几部小说里面都可以代换，小说A和小说B里的人物甲和人物乙除了名字没有什么不同。没有独特的人物个性、人物命运，也没有独特的生活。作家没有走进生活、贴近大众的心，他就与大众、与生活很隔膜，所以他认为自己写得好的作品，读者恰恰不买账。
不讲究艺术，很多小说就像个故事会。故事跟小说、文学是有很大区别的，有的作家写小说就是讲故事，没有细致的表情描写、心理活动描写，连语言都不过关，像一篇垃圾，让人看不下去。文学作品无论小说、诗歌、报告文学，语言是第一位的，语言过不了关，作品就很难实现价值。但现在很多文学作品的语言非常干瘪，没有水分，不生动，没灵气，就像八股文、通讯报道一样。好比两个人谈恋爱，在互不相识的情况下，我肯定先看你长得怎么样，你长得不好，心灵再美，我不想去了解你，也就不可能爱上你。语言是读者对文学作品的第一印象，语言不过关，是整个小说的缺失。
缺乏文学情怀。文学作品要传达审美经验，传达精神力量，传达感动，作家要有上善若水、厚德载物、怜悯苍生等情怀，不能只迷恋自我。周大新的《湖光山色》写女主人公为了湖区开发，在外反抗上级的威逼利诱，在内承受丈夫的情感背叛，一个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中既刚毅又坚韧，这样的人物形象就体现了作家的文学情怀。过分迷恋自我的作品，写日记给自己看可以，用于社会传播就不行，作家应该对社会负责，应该有文学良知，不应该在作品里种植鸦片，应该传播真、善、美，传递感动，给人以精神力量。我并不是说文学只能写好的、光明的，只能鼓吹、欢呼，也应该传达反思精神、批判精神，对不良的社会现象进行批评，为社会公正、公理代言，这都是作家的责任。
现在的文学作品，一是不敢干预生活，一是不愿触及社会，一是不屑传播真善美，认为那都是在为政治服务。不是的。真善美是一个作家的道德底线。
我再谈谈报告文学和散文，现在的报告文学只有报告没有文学，我们很难再读到像《哥德巴赫猜想》那样的报告文学，很少受感动。上世纪80年代的报告文学艺术性、感染力很强，读了之后让人有力量，想为国家建设做贡献。现在的报告文学很多都像工作总结，不采访，只堆积材料，连简单的艺术加工都没有。
散文更是糟糕，我觉得我们的散文现在走进了沼泽。自然风光散文像导游图；文化历史散文像资料馆，没有自己的文化历史思考；写时代的像喊口号，很空洞；写生活的是流水账；写感情的是无病呻吟……
什么原因？一是散文作家的创作角色错位，不是把自己当成散文作家去写作，而是极力把自己摆成学者、教授，努力讲知识、讲思想、讲哲理，摆成高高在上的姿态。而恰恰这个“学者”没思想，没学术，没水平，生拉硬拽一些所谓的学术，要不显得作品没深度，他不是作家，他把自己当成思想家、牧师、传教徒。
二是散文编辑理念错位。现在散文竟然分为男性散文、女性散文，怎么还分公母啊？怎么会按性别区分呢？居然还有大散文、小散文，大、小的标准是什么？以质量算还是以字数算？朱自清的《背影》《荷塘月色》是小散文吗？我认为是大散文。臧克家的《有的人》只有20行，但能说是小诗歌吗？
散文编辑现在跟风到什么地步？只有文化历史散文是散文，生活情感散文都不是散文了，那些双月刊上的散文多半是一两万字的，文化历史题材的，其实生活情感题材也可以很多样，散文编辑首先把散文创作的门风败坏了。使得散文作者也跟风，余秋雨的散文一出，所有的散文都像余秋雨；贾平凹的散文一出，所有的散文都像贾平凹。没有个体创作理念，没有个体生活理念，没有个体艺术风格，迷失了。
另外，在文学批评方面，批评家嫌贫爱富，对新人无语，对名人一哄而上，新人的作品可能远远超过一些名家，但是文学批评没有关注到，批评家精力有限，阅读范围有限，也不相信新生力量。再者，对小说发言多，对散文、诗歌发言非常少，造成各个文体的批评不平衡。
精英文学VS大众文学
周大新：我觉得中国作家可以分成两支队伍，一支队伍是甘于清贫寂寞，思考着关于人、人性、人生，关于社会、人与自然等终极问题，创作严肃的文学作品的作家，我们称为纯文学作家，这部分作家的作品销量大概最多20万册左右。另一支队伍是网络作家、剧本作家，他们的作品点击率高、畅销，销量有的能达到80万册。前不久中国作协举办了一个传统作家和网络作家结对子的活动，年轻的网络作家年收入都在几百万元左右，最高的有800万元，这是纯文学作家达不到的水平。
两支队伍都重要，纯文学作家的读者主要是有大学文化程度、热爱文学艺术的人，这样的读者在各个国家、民族的数量都不是很大。要求所有读者都读纯文学是不行的，我们国家有13亿人口，大部分生活在农村，文化水平在大专、高中水平的很多，我们也应该关心他们的文化消费需要。有一部分人为他们写作是应该的，这部分作家就是所谓的大众文学作家。中国有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也应该设立一个有权威性的大众文学奖，鼓励他们创作更多满足普通读者阅读需求、大众文化消费的文学作品。我希望我们国家能出现一大批畅销书作家。而纯文学作家是提高文学自身档次的人，虽然他们的读者不是很多，虽然他们富不起来，但他们为民族文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需要这样的作家。
白烨：纯文学写作从市场和读者来看，它的地盘在缩小，但是它的高度在提升，像张炜的《你在高原》，它就是高原，是高峰，虽然有的读者不上去，但它就是文学的高度。
大众文学现在倾向于专业化、类型化，玄幻、官场、言情小说所占的市场份额很大，能占到百分之七八十。比如畅销书排行榜，职场和商场题材的作品很多，像《杜拉拉升职记》《浮沉》，纯文学作品几乎没有。往往文学圈里叫好的是一类书，市场上卖座的是另一类书。传统文学和大众文学分工更明确，传统文学是有文学理想、有文学追求的人看的，普通大众、很多年轻读者看通俗小说。
我曾经想调查一下民工怎么读小说，跑到北京市朝阳区一个民工夜校去和他们座谈，结果发现民工根本不读小说。他们每天工作强度非常大，回来没有时间读书。一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找一张报纸看看就睡着了。这一趟我没白跑，我更真实地了解到他们的阅读状况，以前我出于自己的想象，觉得民工多少也会读小说，但其实他们和小说完全没关系。
有人说当代文学多亏韩寒、郭敬明两个人在支撑着，我一听差点哭了，这两个人根本不算当代文学作家，他们的火爆和当代文学没有什么关系，也和大众文学没有什么关系，他们是介于大众文学和传统文学之间的一种写作方式。现在读者的阅读有一种务实的倾向，哪些书能对人们工作、生活有直接作用，就会非常畅销，官场、职场作品畅销的原因就在于此。但是文学不能一味适应读者，因为读者也需要文学来引导。
彭学明：我不同意大众文学和纯文学这种分类，文学就是文学，如果文学不能走近大众，它也没有太大意义。所以大众文学和纯文学不能分开，这对于文学自身是不公正的。
大众文学和纯文学存在的意义本来是一样的，都是要给人精神上的享受，丰富人的业余生活，让人从中汲取生活经验。《杜拉拉升职记》为什么这么火？因为人们生活压力特别大，它是一个事业指南、生活读本。年轻人可以从里面学到如何适应社会、适应工作、适应老板。
大众文学的作用是满足文化娱乐需求，积累市场经验。纯文学承载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它是一种精神上的坚守。大众文学中也有文学艺术水平很高的作品，真正的大众文学为了实现市场化，更需要文学艺术水平的支撑。而纯文学也在向市场进军，力求把文学变成财富，这没有什么不好。
纯文学可以走向大众，大众文学也可以艺术化。现在纯文学作家要思考的就是如何走近大众、走进生活，只写给自己看的小说不是好小说。大众文学作家要做的是使通俗作品更具艺术性、文学性。
李掖平：尽管我们并不主张纯文学和通俗文学这样分野，不主张把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学截然对立起来，但是对不起，今天这两个阵营的分歧越来越大了，甚至有人把通俗作家称为写手，把传统作家称为作家。
我们说作家的作品是还原历史记忆，完成文学使命，为国家、民族立言，给未来标定方向；写手的作品强调文本一波三折、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作家关注人物命运的方式是牢牢把握他的精神、个性；写手笔下的人物只要A不同于B，B不同于C即可。作家的语言追求哲学思辨，诗性流淌，文采斐然，飞扬灵动，鲜活传神；写手的语言注重贴近生活的内在感受，到位、过瘾、狠毒。
我们并不能说作家和写手谁是高尚的，谁是低俗的。其实更多作家已经充分意识到，在纯文学立场和通俗文学立场之间，需要寻找一个平衡。周大新、彭学明还有我都是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委，我们并肩战斗20多天，不断交流对于今年参评的176部作品的看法和意见，想通过对这些作品的评议提炼出一些具有普遍性、规律性的创作原则、尺度，也讨论了大众文学的阅读需求和精英文学的纯正立场之间可不可以尽量地沟通、平衡和协调的问题。今年的5部获奖作品，毫无疑问都是纯文学作品，都属于精英写作，但这5部作品都最大限度地还原了语言本身的表现功能和故事引人入胜的情节功能。大众文学和精英文学走向协调是早晚的事。一味地强调二者的区别，还不如从成功案例中探索这两种文学完成统一如何实现。
茅奖：秉承文学自身标准
白烨：今年我没当评委，作为旁观者，我感觉今年茅奖的评奖结果是历届之中让人最少感到意外的，茅奖评选的5部作品，确实是4年来长篇小说中的翘楚，货真价实，实至名归。
很多人有自己的看法，但我觉得，不管什么样的结果，都会有看法和争议。我们评奖还是要秉承文学自身的标准。有人认为张炜的作品很长，没有人看；有人认为一些作家是作协主席、副主席，似乎是把奖颁给了自己。这都是不了解文学圈的人的质疑，这些质疑的声音是值得质疑的。
张炜20年写了10部长篇，假如我们视而不见，将是更大的问题。莫言写了很多好的作品，前几年都和茅奖擦肩而过，他的一些作品跟茅奖的标准可能有距离，但这次是距离最近的，肯定是他最好的作品之一。作协主席、副主席不是一个官位，他们从开始创作到今天已有几十年，这个位置标志着他们的文学地位，这样的人获奖，没有什么不正常。
李掖平：张炜的《你在高原》，很多人还没认真读过这部作品，先假想地质疑，450万字好读吗？我读了两遍，其实非常好看。《你在高原》的语言是非常好读的。优美，但是绝对不晦涩；思辨，却是敞开心扉的抒情。张炜采用的是富于诗性的语言，但绝不七弯八绕，他的议论、抒情结合得相当完美，行文既平易可读又优美典雅。
这部小说虽然洋洋洒洒450万言，但10个故事里每个故事都有独立的历史结构，串起来是完整的故事框架，分开来是各自成立的小说结构。所以无论贯穿起来看，还是单独任意抽出一个故事，都会被饱满的叙事、完整的结构、鲜活的人物吸引住。
张炜最大的魅力是，他在追忆历史的时候，从不忘记那是为了更好地服务现实，所以他总是在我们刚刚接触到历史脉络、了解了历史背景中的人之后，重新返回正在我们身边呼吸的当下现实中的人和事。
刘醒龙的《天行者》展开的是历史的一个背影，描写的是今天在我们周围已经不存在的民办教师，刘醒龙要为默默的苦行者——中国的民办教师树立一个纪念碑，表达他对普通底层教师的最高敬意。刘醒龙的写作一贯非常缜密，有很饱满的真情，但是不会直接哭出声来，他不动声色，就像中国的古典绘画，先勾勒，然后慢慢去涂染凸起的地方、凹下的地方，整个故事就是这样立体化。
毕飞宇的《推拿》描写当代盲人。他非常巧妙地摆正了自己的位置，以前作家在写盲人的时候是高高在上的，俯视他们，可怜他们。但毕飞宇站在尊重盲人的角度上，近距离地描写他们的悲欢离合，比如他们对美的感知、对男女感情的体会，盲人的世界充满让我们怦然心动的小小的温暖、明亮的细节，让我们知道，盲人虽然看不见光亮，但是心中依然有阳光，依然有温暖。
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它的叙事是七弯八绕的，我到第二遍才渐渐读懂，这绝对是纯正的精英立场，他要解决的是中国人交流困难的悖论性问题，人在社会上比较孤独，所以要向群、要说话，实现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但是交流总是不接茬，你说的我不感兴趣，我说的你不感兴趣，街上人那么多，真正能够说上掏心窝的话的人非常少。所以对于能说得上话的人来说，一句顶一万句。有的人一直在寻找，上一代人从农村到城市寻找，下一代人从城市到农村寻找，这个寻找虽然到最后依然未果，但是我相信，在未来终会找到。
莫言的《蛙》，有读者质疑，为什么每一篇都以和一个日本人的通信作为开始，为什么最后一章是戏剧方式的呈现。因为莫言一直在做艺术探索，这部小说除了表明他敢于面对现实，也显示出他在完善一种多文本、跨文本融合上的努力。比如小说和戏剧，他们之间既可以相互参照，又可以相映成趣。我们对《蛙》的高度认同，首先建立在对莫言的这种永不停止的艺术探索精神上的认同。
彭学明：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讲的是两代人的孤独，为什么从乡下到城里寻找，又从城里到乡下寻找？为什么从上代人写到下代人？说明这不是一个人的孤独，也不是一代人的孤独，也不是城市的孤独，也不是乡村的孤独，而是整个社会的。
刘醒龙的《天行者》既表达了民办教师生活的硬度，也表达了他们人性的温度。作者是在为草根英雄说话，呼吁我们不要过河拆桥、忘恩负义，在国家最穷的时候，是这些人支撑了国家的教育，支撑了民族文明。
张炜的《你在高原》获得评委的一致认可，因为作者具有强大的文学精神与坚定的文学立场，他一个人艰辛写作20年，就为这10部长卷，体现了他的文学理想、艺术坚守。作品里的百年风云历史——家的历史、国的历史都像珍珠一样散落在10部长卷之中，他最后把这些散落的珍珠串起来了，没有让它们丢失，具有非凡的长篇小说的驾驭能力。
毕飞宇的《推拿》是以平民姿态走进盲人的世界，在推拿的过程中写出他们的快乐、幸福、悲伤，他们看似不是正常人，但他们精神世界的生活很丰富。《推拿》写出了盲人的尊严，而不是单纯地渲染他们的痛苦。把苦难写得声嘶力竭往往是较容易的，但写出苦难的人的幸福感却很难。《推拿》是盲人在用人性的光明和温暖来推拿这个社会。
莫言的《蛙》，我们鼓励作家的艺术探索，而且他的探索是比较完美的，作品中给日本人写信的情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国际化写作，作品不仅应走近大众，也应走近世界，这样才具生命力。这部作品讲的是赤脚医生的人生经历，充满反思精神。
上一届茅奖只评出4部获奖作品，而这次有5部获奖，其实还可以再评5部，因为水平都非常高。
白烨：我认为可以编一套茅奖遗珠丛书，把有实力但未获奖的作品包罗进来，同样很精彩，比如张炜的《古船》、周大新的《第二十幕》、李佩甫的《羊的门》、宁肯的《天葬》等。另外，网络文学需不需要设置一个奖项？还有，茅奖评奖的规矩是上世纪80年代末订立的，那时候长篇小说一年只有250部，4年加起来不过1000部，现在长篇小说一年就有两三千部，只选出5部获奖作品是不是足够，需不需要扩充？这都是值得继续讨论的问题。
（本版文字由本报记者怡梦根据录音整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