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皇帝的行走坐卧、衣食住行、祭祀朝仪等,大都离不开音乐。所谓“出则撞黄钟,入则击蕤宾(注:黄钟、蕤宾,古乐律)”。古代天子之乐,称为雅乐。
中国古代雅乐自三千年前周公“制礼作乐”而来,历经沧海桑田,至今在祭孔乐舞里还能拾起一些片段来。一般来说,任何一种乐舞形式都不能脱离事物发生、发展、衰落、消亡的过程。但雅乐有点超乎寻常。雅乐为什么这样特殊呢?其中的一个原因是雅乐与政治的密切关系,与历代帝王的扶持与作为有关。
汉高祖:“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刘邦登上了皇帝宝座。由于政权初建,朝廷礼仪尚不完备,所以每当朝会时,那些曾经跟随刘邦打天下的有功之臣们,带着疆场驰骋的野气,经常在大殿上“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史记·叔孙通列传》),搞得坐在龙椅上的刘邦很不开心。这时,一位名叫叔孙通的朝臣向刘邦建议,把先秦古礼与秦朝仪制结合起来,制定汉朝雅乐礼仪,可以约束这帮骄傲的功臣。刘邦欣然同意,还特意嘱咐叔孙通,要“度吾所能行为之”。刘邦担心太复杂的礼仪自己难以做到,尽量简易为好。于是,叔孙通从鲁国征召三十名儒生,共同研制汉朝宫廷礼乐。公元前200年,长乐宫落成,在这一年的新年朝会上,汉高祖刘邦第一次实施了正规的宫廷雅乐礼仪。晨雾缭绕中,礼乐官就开始各执其法了,秩序一片井然,当庄严的雅乐奏响时,“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人们伏身抑首,都不敢造次了。身临此情景,刘邦不禁感慨道:“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刘邦大悦,因此封叔孙通为太常,赏赐黄金五百斤。随叔孙通共同研制雅乐的儒生都得到了封赏。
雅乐礼仪使刘邦亲身感受了皇帝的尊严,也让文武大臣接受了传统礼仪的培训与雅乐熏陶。可以想见,长期的雅乐礼仪熏染下,即便是一介武将,也能够渐渐褪去他驰骋疆场的桀骜不驯,培养起“行步中规,折旋中矩”的行为规范吧。今天我们凭借文字,侧听一下汉代雅乐的宏伟声音:
“撞千石之钟,立万石之虡……奏陶唐氏之舞,听葛天氏之歌;千人唱,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司马相如《上林赋》)
隋文帝:“滔滔和雅,甚与我心会!”
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统一天下。杨坚是一位钟情于传统文化的皇帝。当时“边裔之声”的少数民族音乐非常盛行,为了纯正宫廷雅乐,隋文帝甚至“不许作旋宫之乐,但作黄钟一宫而已”(《隋书·音乐志》)。就是宫廷雅乐只许用一种中原传统乐律,不许用其它音调,特别是少数民族音调。古人认为,华夏“正声”能否在宫廷雅乐中居正宗地位,这与国家形象,甚至政权的存亡莫不相系也!当时少数民族音乐歌舞的盛行,就是因为边裔诸民族的入侵南下,诸多少数民族政权割据的政治形势而造成的。
有一天,某朝臣上奏说:应该参照南朝梁的乐仪,来纠正隋朝雅乐里掺杂的“胡乐”(少数民族音乐)。不料隋文帝大怒说道:“梁亡国之音,奈何遣我用邪?”意思是,像南朝梁这样的被我灭掉的小国家,其音乐无疑是亡国之音了,怎么能够拿来用呢?隋文帝的心境今天我们可能很难体会,这就是儒家“乐与政通”思想观念对古代帝王根深蒂固的影响。
古人相信预言、预兆。如“一语成谶”。在中国古代乐舞史上仍不乏“一歌成谶”、“一舞成谶”的故事。中国古代雅乐思想是王者“功成治定”而作乐。隋文帝对雅乐的重视,传递出他的政治忌讳与统治焦虑。隋文帝的不悦让朝臣们忙乱起来,于是大家成天忙于改换声律,校正雅乐。最后,素为隋文帝信任的国子博士何妥,用传统清商调制成了隋朝雅乐,试奏时,隋文帝一听大悦,脱口赞叹:“滔滔和雅,甚与我心会!”隋文帝的焦虑终于在和谐的音乐中释然了。
隋文帝最后在病榻上还叮嘱、告诫其左右,不要忽视“边裔之声”的流行,别去追求流行音乐的“新声奇变”,“朝改暮易”。隋文帝以他的政治家的眼光,始终从音乐现象里敏感到国家政权的前景。然而隋文帝身后,隋炀帝并没有接受其父的告诫。隋炀帝不爱雅乐,酷爱热烈的“胡乐”,追求“新声奇变”且“朝改暮易”,花样翻新。隋朝最终断送在隋炀帝手中。古人在检讨与反思这段历史时,对隋炀帝喜欢夸耀,经常盛演大型角抵百戏,颇有微词。隋炀帝也成了历史上最糟糕的皇帝之一。
唐太宗:亲自绘制《破阵乐》
由玄武门之变而登上宝座的唐太宗李世民,其自信与不凡,充分地表现在他的雅乐中。李世民亲自绘制舞图排练了《破阵乐》,用一百二十个舞者,这大大超过了古代天子“八佾”(六十四人)的规格。舞者皆身穿铠甲,声词慷慨,动作威猛。在“左圆右方,先偏后伍,鱼丽鹅贯,箕张翼舒,交错屈伸,首尾回互”(《旧唐书·音乐志》)的队形变化中,舞蹈演绎了李世民最为得意的战阵之法。据记载,演出《破阵乐》时,鼓声雷动,声震百里,舞者执戈扬盾,来往疾徐。观者莫不扼腕踊跃,懔然震悚!
自古骁勇善战,以武功定夺天下,就是古代帝王所需具备的功业之一,是帝王的人格理想,也是雅乐标题内容。有一代功业,便有一代雅乐。唐太宗的武功在《破阵乐》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破阵乐》因此成为有唐一代的雅乐。
宋徽宗:“乐成而凤凰至乎”
颇有艺术才华的宋徽宗皇帝,复古情结浓厚。他在位时的北宋,雅乐传承已有两千年了,尽管当时是经典“讹缪残厥”,无所据依(《宋史·乐志》),但是对雅乐的向往仍然时时让宋徽宗耿于心怀。北宋崇宁年间(1102年),有一位懂得雅乐,隐居西蜀已年近九旬的魏汉津,被推荐到朝廷帮助制定雅乐。魏氏主张用“黄帝之法”,“以身为度”。就是用皇帝手指的长度来确定律管的长度,以便铸造乐器,成就雅乐。当时朝臣都非议魏氏之说很蠢,很可笑,可是宋徽宗却相信,希望此举能够实现上古所传“乐成而凤凰至乎”。当然最后雅乐奏响,却并没有凤凰飞来。
为什么雅乐奏响而凤凰没有飞来呢?宋徽宗就为此苦思良久,终于有一天他想明白了,告诉左右,是因为在比附他的手指时,没有认真把握尺度。因为皇帝的身体是不能碰的,测量者没能精确量度,尺度不准,制定的乐律也不标准,因此凤凰就不会飞来。宋徽宗如此执著,恪守雅乐传统(尽管很多时候无从考证的传统也只是传说了),甚至到了一种迷信的程度,但是从中仍然反映了古代帝王对传统文化的守望与继承的心态。
祭祀是雅乐最能派用的场合,宋代皇帝每当郊庙祭祀时,夜半三更就御驾出城,来到几里之外的祭坛,沐浴更衣,肃穆敬仰。祭祀前,由歌者、舞人和乐工组成的庞大队伍,默然有序,只听轻风环佩之声,不闻人声的喧哗(《东京梦华录》)。即便是在半壁江山的南宋朝廷,祭祀雅乐仍然铿锵执著地唱着:
在国南方,时维就阳。以祈帝祉,式致民康。
豆笾鼎俎,金石丝簧。礼行乐奏,皇祚无疆。(《宋史·乐志》)
中国古代雅乐的传承力量,从外在现象看,是依靠帝王权利意志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动力。雅乐历久弥坚的核心价值之一,就是和谐、自然、恭敬、秩序。与祖宗和谐,与天地和谐,与社会和谐,与人和谐。雅乐所代表的中国古代价值观,对于今天和谐社会之理念,仍然具有参考价值。
曾经在我国古代时传入朝鲜和越南的雅乐,今天都已被两国申报成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了。自古祖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滋养了周边诸民族和国家。如今“反客为主”的现实状况令人感慨。在全球一体化的平台上,雅乐能够被世界认同,被他国如获至宝般赏识,我们就更应该好好保护和发扬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