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撰稿人”不该是“自由窃稿人”

    有学者预言“自由撰稿人”是二十一世纪的一个热门行业，时下这个行当的热闹程度足以印证他的先见之明了。报纸、杂志、书籍从未像今天这样盛况空前地出版发行，各类写作与时俱进，网络写作应运而生，我们时常会碰见一个写手来向你炫耀他那蹩脚的码字功夫和由此得来的不菲的稿酬。在此，本人决无贬低“自由撰稿人”这个职业的意思，只是不幸地发现，有不少所谓的“自由撰稿人”其实不过是自由剪稿人、自由凑稿人、自由裁稿人、自由拼稿人和自由窃稿人。

    写作者中多的是聪明人，他们“一不小心”总能搞出些让人吃惊的东西来，甚至有的名家“一不小心”就写出和别人一样的文章来，更有名家一觉醒来“一不小心”吟出一句绝妙好词，居然和古人暗合！且看今日写作高手们的功底：有人可以日写二万五千字，在十日之内搞出一部二十多万字的谍战剧本或都市言情小说，而且你要怎样的故事情节、怎样的人物描写、怎样的精妙氛围、“绘色见血”到何种程度，均可一一满足你的要求，就像家具、衣物一样可以量身定做。文学创作日益失去神圣的光环，沦为类似于码砖裁缝和糊纸盒一样的手艺活，成为一种不错的成名、挣钱的好手段。

    米兰·昆德拉在其小说《笑忘录》中这样写道：“著书癖在人群中泛溢，其中有政治家、出租司机、女售货员、女招待、家庭主妇、凶手、罪犯、妓女、警长、医生和病人。这向我们表明，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潜在的作家，没有谁例外，所有人都有权力冲到大街上高声大喊：‘我们都是作家！’”真的，没有谁例外，写作为少数人所垄断的时代已不复存在，爬格子已兴旺成族，“族员”五花八门。副刊和专栏上充斥了典故轶闻、名人名言、海外奇闻和对此发出的种种联想感慨，写作者们都想把对人生自以为深刻的感受传递给你，亦不乏把宝贵的人生经验和感觉换个几十元人民币的念头。周末版上每每是新闻焦点透视、百姓热门话题，以及那些不屑剪、凑、裁、拼、窃这些琐碎小动作的真正自由撰稿人采写的或真或假的报道、追踪的名人隐私、制造的新闻噱头。他们坐在桌子后面为崇拜者签名，摆出一副谦虚异常或洋洋自得的模样。在这个流行写作的时代，他们也以能写作出书提升知名度为乐。多余的文字好像自由生长的菌类，充塞在大街小巷的报摊、报栏、邮亭上，车站、码头、机场的等候室中，娱乐场所的座椅上、图书馆阅览室的报架上，甚至人们一日三餐的饭桌边。

    是的，它们无处不在，商业写作创造了太多太多的文字垃圾，让现代人陷入信息沼泽中，让急功近利又百无聊赖的人们打发光阴、激发幻想和寄托期待。

（刘金祥）

经典莫要成“惊点”

    小时候看《水浒传》，把108将的绰号记得滚瓜烂熟，对他们被逼上梁山的缘由也烂熟于心，我曾经无数次为集齐108将人物图谱吃同一种方便面，梁山好汉的画册更是我最珍贵的玩具，他们的故事也是儿时最想听的。

    所以，新版《水浒传》开播之时，我几乎是迫不及待地守在电视机前，因为儿时对《水浒传》的迷恋，我很想看看我心中的英雄是怎样被演绎的。然而看了几集，我便有种上当的感觉，因为我心目中的英雄被大大打了折扣。

    譬如林冲，先说他的外貌，原著中的描述是“豹头环眼，精干儒雅”，可是在新版《水浒传》里，演员一张苦大仇深的脸，看不到精干儒雅。再说处事方式，原著中，林冲是因为看到把铁禅杖耍得左右生风的鲁智深，叹服于鲁智深的武艺，才没有陪娘子上香，以至于让娘子遭高衙内调戏侮辱，新版却成了林冲和陆谦一起去逛勾栏院，生生玷污了林冲和鲁智深之间英雄惜英雄的情怀，更没有表现出林冲和娘子的恩爱。

    还有鲁达鲁智深，原著中的描述是“魁梧雄壮，浓眉大眼”、“性格直爽，见义勇为，粗中有细”，因为义愤才三拳打死镇关西，可新版里，鲁达却对金翠莲含情脉脉，接受金翠莲做的鞋时，更是“唯美浪漫”，完全像情投意合的情侣，不像扶弱济贫的英雄。至于他的莽撞，更是败笔，看不出“粗中有细”。野猪林救林冲也成了远在汴梁的林冲娘子的主意，让我哭笑不得。

    原著中武松景阳冈打虎的情节是“提起铁锤般大小拳头，五七十拳打死老虎”，小时候每每看到这里，总是对武松赤手空拳钦佩有加，也觉得武松真是个英雄。然而新版《水浒传》却颠覆了我对武松的钦佩，因为倒地的武松面对扑来的老虎，竟然摸到了地上的一把匕首，等老虎一跃而起时，武松一刀刺向老虎的腹部，然后再用拳头打死了受伤的老虎。

    正是这“暗器”颠覆了我心中武松光明磊落的英雄形象，也让我对新版《水浒传》把经典演绎成了“惊点”颇有不满，看来，最好的亲近我心中好汉的方式还是去重读原著，至于电视剧，还是不要看的好，至少我还可以让英雄继续在我的心里是英雄。

（苗君甫）

谁到剧场问史实？

    近年来历史剧在屏幕上大热，然而，关心历史如何被戏剧利用、侵夺而导致误解的人还是所在多有。他们多半会追问这样的问题：文学或戏剧之于历史，究竟有多么大的改写空间？倘若我们只是利用古装、古景、古称、古物，包装的却完完全全是当下现实，难道这就是历史真相吗？

    如纯以历史题材入戏言之，我本来也主张改编者自订与观众之默契。在一出戏里，没有人能完全反映历史真相，因为历史事件发生时并没有设定在场者。但是戏剧观众进场之前——也就是进入以历史为题材的情境之前—— 一样有一种置身事外的心理准备。演出者和观赏者都有自外于“史实”的自觉，才会有种种关于“是否合于历史”、“是否还原历史真相”的问题存在。

    《三国演义》之于“当年实事之现实”究竟是百分之多少，实际上无从估计。但是，既然演出者、观赏者都自外于历史，这两种人与历史实事是否“等距”才是以历史为材料的小说、戏剧设计上的堂奥所在。

    如果文学或戏剧作品改编自某一史料，我一向不问“它是否符合史实”。我只在尽可能理解历史背景之后，追问对于历史的解释是否值得透过文学或戏剧表述，以及读者或观众是否能够在相同──以至于更近──而非更远的距离上认识这部分历史内容。

    很多人问我：在某书中说到的某情节是否有所本？我大概都是这么回答：“你能够找到一个‘所本’推翻书中的叙述，才可说它‘无所本’。”

    托尔斯泰说过：“历史是agreeable legend”，但这不是历史小说、历史戏剧凭空自为、向壁虚构的借口，毕竟，读者、观众是带着他们的常识进入情节的，这种常识的力量不容小觑，它会决定读者和观众要不要在阅读及观赏时付出感情。

（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