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作为消解“文革”反智化做法和启蒙社会的重要工具和力量，“知识改变命运”、“知识就是力量”一时到处传诵，随着社会的急剧转型、市场性及消费性力量的急速增长，人们的价值观在迅速调整变化，“知识”的命运也开始一波三折。八十年代的中国电影折射着当时的社会心理变迁，呈现着“知识”命运的变化，并应和着“命运变迁”的时代主题曲，在剧烈的社会转型中开始自己由高峰向低谷的命运。
“知识”与八十年代电影
王海洲（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在“功利”和“实用”价值的考量下，“知识”在当时的中国颇受推崇，知识与反动不再挂钩，反而到处传诵着“知识改变命运”、“知识就是力量”的神话。这种情况下，虽然知识分子被塑造成类似于《人到中年》中的陆文婷、《黑炮事件》中的赵书信那样的悲剧型尴尬人物，但是“知识”仍然炙手可热，引人趋之若鹜。
八十年代，一批知识分子，凭着中国干部政策的调整，凭着年轻化、专业化这些新的概念，由默默无闻的技术人员、学校教师，提拔进入党政部门的管理岗位，摇身一变成为管理一方、独当一面的干部，在经历了“文革”之后，在新时期继续演绎着“学而优则仕”的千古神话。“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思维惯势并没有根除，但是少数人因为“知识”或“文凭”改变自身命运的事实还是从实用主义意义上对八十年代的“知识神话”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电影作为特定时代大众心理的一个折射，基本呈现着这种社会心理。“知识神话”在八十年代初期是一腔热血真心报国的非功利主义心态，年轻人会羞愧于自己没有报国技能，从而珍惜光阴、提升自身素质，如《小字辈》中的众青年，如《逆光》中的廖星明；但是到了八十年代中期，“知识神话”的功利色彩逐渐浓厚，随着个人意识的觉醒，知识开始和“财富”、“命运”、“前途”等东西相连，“在知识爆炸、信息更新的时代，人类对科学的渴望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伴随着向知识进军的潮流，千万张本科的、专科的毕业文凭，从高等学府、电大、函大、夜大飞向毕业生的手中。鲜红烫金的文凭，从梦想到现实，是一座用理想、智慧和汗水凝结成的桥梁”，人们起码在心里不再认为自己仅仅是长城一块砖，任由组织随便搬，而是希望通过拥有“知识”、“文凭”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
八十年代初期，知识分子想象还是在精神层面和计划经济背景下进行着，拨乱反正、改革开放，进入欢欣鼓舞的新时期，但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导致社会价值重估，知识分子的收入在八十年代从相对意义上讲是落后了，而在1987年后，随着城市改革的推进，随着民营经济、个体经济的发展，随着物价飞涨，知识分子的经济状况实际是恶化了。可以说，随着物质生活的发展和消费的兴起，当知识分子的精神释放达到高点的时候，也恰恰是知识分子的物质生活急剧下滑的时代。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当知识分子物质贫困化和自我塑造精英化的时候，这些社会趋向，在电影创作中，却很少涉及，电影创作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已经同当时知识分子的主流思潮拉开了距离，甚至开始借师王朔小说解构知识分子形象。当知识分子在为中国人的精神建构和社会建构高谈阔论的时候，知识分子精英化的时刻，中国电影在想着如何娱乐化、进而大众化，形成这样一个局面的原因是，电影界正在因为整个中国文化消费氛围的转变而进行痛苦的自救，当时的情形是，电影市场在滑坡，观众人数在锐减。
娱乐片是中国电影在生存压力下的一个被动选择，电影通过娱乐片可以间接展现当时的大众心态，但是直接表现大众生活的作品确实少了、反映时代文化价值的作品少了。当知识分子需要电影作为传播手段为自己张扬理念的时候，电影界却在为了自己的生计蒙头赚钱。而且，关键时刻，还在知识分子背后反戈一击，拍摄了大量的“王朔电影”，在银幕上对知识分子冷嘲热讽，进行精神打击，电影成为“王朔热潮”的有力推手，“王朔神话”的强力塑造者，而这些影片在社会大众对“知识”和“知识分子”重新审视的转折关头，在急速坠落的“知识精英”背上重重一击，通过大众文化的方式从趣味上对“知识”嬉笑怒骂，加速知识分子的边缘化。
通观新时期十年的电影作品，知识分子的形象塑造数量极为有限，就这些少量的关于“知识分子”和“知识”的银幕表述而言，又显示出不同的价值取向。八十年代的中国社会，现实中的知识分子要启蒙社会，但是银幕上的知识分子，却难以充当重任，陆文婷、赵书信自身难保，自身的主体价值难以确立，缺乏启蒙别人的条件和合法性；赵尧舜倒是一心要启蒙青年人，但在影片中他也是一个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因为他的形象被漫画化，所以他的启蒙话语也就是一场语言游戏，缺乏行动感召力。但是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影片又表现了对“知识”的肯定，这在青年与“知识”的关系上表现得最为突出，把“知识”看做为时代青年的标签，青年要找到好工作、找到好对象、改变命运，都要与知识挂钩，但此时的知识更多的应该物化为“文凭”，从而显现出对知识追求的强烈的实用主义色彩。但当《大学生轶事》宣告“文凭神话”破灭的时候，大学生的命运坎坷也预示着新的社会问题在孕育。
八十年代中后期之后，中国电影的发展趋向开始和知识分子的主流思潮有所不同。从文化品格上讲，在走向九十年代的途中，知识分子的精英化意识逐渐加强，审视民众、启蒙民众、干预社会、设计中国未来的意图逐渐明确，与民间的距离逐渐拉开；而电影界从第五代萌发之初的精英尝试之后，逐渐向民间化、大众化靠拢，走向“娱乐片主体论”。整个八十年代，也是中国电影观众总量由高峰向下跌落的时期，市场促使电影界选择了与当时主流知识分子不同的文化趋向，这是一种电影工业自救的策略。但是，电影界在八十年代后期的娱乐化，却在当时受到一些质疑，最终使八十年代后期中国电影的娱乐片冲动获得了一个十分吊诡的历史结论。
《盛夏和她的未婚夫》
北京电影制片厂 1985年
导演：秦志钰
主演：肖雄等
影片的主人公是春风副食品商场大肉组的售货员盛夏。六年前，盛夏刚从插队的农村回到北京，立即被知识神话所击中。结婚前夕，盛夏做出决定，参加高考，宁可不要孩子、不要婚姻。但是，付出如此大代价的盛夏仍然高考落榜。盛夏没有气馁，又参加自学高考。最后，盛夏因为自学考试成绩优良被作为榜样人物登上《北京日报》，但当满怀喜悦的盛夏抬眼望去，看到前未婚夫携妻子带着他们的小孩漫游在香山公园，目睹此景，盛夏不免伤感，但是内心知识的充盈，使她继续走在自学成材的路上。
盛夏是知识追求狂，这是一个特定年代的特定人物，她为了获得文凭和知识，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可以欣慰的是，虽然她的追寻之路极为坎坷，但是她毕竟部分地实现了自己的目标，这也足以促成她的心灵世界的平衡，这也使她面对柯平一家的时候能够克服内心的窘迫，这是“知识就是力量”的典型再现。
《嘿！哥们儿》
长春电影制片厂 1986年
导演：王凤奎
主演：周里京等
主人公是北京的胡同青年肖彪，他两次参加高考，两次落榜，无奈和妹妹东佳在市场上卖羊肉串谋生。影片就像让卖肉的盛夏胸怀大学梦一样，让这个街头小伙的文凭梦更为宏大，两次高考不中，肖彪决定放弃，他要自学大学课程，直接去考研究生。他在街头，是一个卖羊肉串的小贩；回到家中，沉浸在书的海洋，他就成为一个追寻知识梦、文凭梦的学子。
肖彪正是通过对知识的吸收和梦想的追求，使他的境界从卖羊肉串的境地升华到心灵自由翱翔的精神领域，继续演绎着“知识就是力量”的神话。肖彪与吴教授的女儿吴雪洁互有好感，但是双方家庭地位身份的差别使这段情感之路似乎不再可能延展，但是，肖彪依靠自己的论文赢得了吴教授的称赞。在肖彪这里，知识不仅给予他自身以力量和希望，还感召着他身边的人，他的哥们，耿海，本来是一个浑浑噩噩的青年，在他的感召下走上了上进的路。
《父与子》
长龙影视公司摄制 1986年
导演：王秉林
主演：陈强、陈佩斯
该电影是喜剧系列故事片《天生我材必有用》的第一集。老父望子成龙，费尽心计；小儿游手好闲，出足洋相，影片从一个家长与儿子的互动关系展开故事，核心焦点是高考。父亲希望儿子考上大学，但是，高考当日，二子因为考前抱佛脚，体力透支过大，竟然在考场上睡着了，鼾声大作，扰乱了整个考场。无奈之下，老奎只得借来手推车将二子拉回家，结束了二子的高考之旅，也终结了老奎的望子成龙之梦。这个影片把叙事核心定位在二子的前途上，把父母的价值判断定位在全力支持儿子考取大学上面，这从一个侧面折射了八十年代对知识、文凭的一个态度。有意味的就是这个由陈强、陈佩斯父子主演的《天生我材必有用》系列电影很快就拍出了续集，1987年拍出了第二部《二子开店》、1988年拍出了第三部《傻冒经理》。这个系列电影起步的年代，正好是“知识神话”、“文凭神话”开始褪色的时期，影片不经意间记录了一个时代的拐点，文化方面的意义值得重视。
《大学生轶事》
北京电影制片厂 1987年
导演：杜民
主演：智一桐、迟蓬、梁天等
影片给出的两句宣传词，值得玩味，“报国无门，青年唯借酒浇愁；呼吁有人，学子得立命之所”，由此展开了一个有关“文凭神话”破灭的故事。八十年代中后期，一个由于计划经济、统一分配而屏蔽的大学生就业问题开始在渐渐显现，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政府对各种资源的控制开始放松，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的自主权在扩大，合资企业和刚刚萌发的私有经济则享有更多的经营自主权、用人自主权，政府机关在逐渐试行公务员制度，相反的是，每年的大学毕业生人数在增加，而政府手中掌控的可以提供给大学毕业生的就业职位没有增加、甚至在萎缩，所以文凭带来的就业幻象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开始渐渐褪色。
《大学生轶事》写的是华夏大学的300多名毕业生，毕业一年，仍然没有找到工作，这些大学毕业生只能靠卖冰棍、蒸包子、替人写状子等零工散活来谋生。虽然生活困窘，但他们对生活的希望没有破灭，对社会的热情仍然高涨，正像残疾学生小陈表达的那样：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活，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先，算不得好汉！
华夏大学毕业即失业的这些大学生的“穷且弥坚，不坠青云之志”的精神感染了一个来访的记者，她决心反映青年大学生的待业（失业）问题，帮助他们早日实现报国之梦。记者在当地反映问题，但是被当地政府以计划、指标等借口给推托，而且还给她买好机票，礼送回京。大学生仍然在待业。女记者回到北京，对大学毕业生的前途仍然关切在心，她将情况写成了内参向上汇报。上级了解了情况之后，责成该市解决问题。该市领导对此事消极应付，300多名82届毕业生只给了27个自然减员指标，这些岗位不仅专业不对口，还在选拔毕业生的时候给予刁难。此种情况下，学生们有梦破之虞，他们被激怒了，他们决定不再忍受、不再等待，他们写好了请愿信，准备游行。事情闹到这个地步，老校长赶到，制止学生的过火行动，批评大家游行示威是“文革”的闹法，大学生年轻气盛，应该有激情，但是激情应该用在庆祝中华民族的振兴与腾飞上面，而不是向政府施加压力。大家一起忆起中国女排第一次夺冠时，大学生们是如何的游行、狂欢，老校长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大学生们决定取消游行，转派两名代表去北京向中央领导理性反映情况。在北京，国务院负责同志接见了学生代表，新华社《经济参考》刊登了华夏大学毕业生集体待聘的广告，很快，华夏大学变成了人才交流市场，待业了整整一年的毕业生找到合适的工作，在新的岗位上继续去圆他们的报国之梦。
这部《大学生轶事》在其出品的年代并没有受到太多的重视，但这是八十年代少有的一个以悲观的叙事基调展现八十年代大学生、八十年代青年生活的影片。今天看来，这个影片的价值也应该重新发现，影片宣告，实用主义意义上的“知识神话”破产，有知识不一定就有力量，不仅知识分子的命运面临着挑战，知识的前景在时代突变的关头也面临着考验，大学生的人生前景从此也不再是阳光灿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