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色戏剧开拓者的行列里，石联星是其中的一员，当时她与李伯钊、刘月华都是深受群众欢迎的演员，被誉为“中央苏区的三大红星”。瞿秋白、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等众多革命家也都有过鲜为人知的戏剧经历。凌飞近日从海外特为本报撰文解密那段神奇的历史。
石联星与革命先辈在苏区的戏剧生活
赤色明星石联星
石联星（1914年-1984年） 湖北黄梅县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2年参加革命，是中国工农红军时期的革命老文艺战士，中国共产党瑞金和延安时期教育和红色戏剧的开拓者，中国著名戏剧、电影表演艺术家。她曾被誉为苏区“三大赤色红星之一”，在戏剧表演中塑造了许多生动鲜明的劳动人民艺术形象。1945年进入延安鲁艺担任教学工作，新中国成立后致力于中国的电影事业，主演的电影《赵一曼》获得1950年第五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优秀女演员表演奖”，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在国际电影节获奖的女演员。后在北京电影学院任教，1961年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担任导演和编剧工作。曾历任全国政协第五届、第六届委员，中国影协会员，中国剧协会员，北京市文联理事。
凌飞 著名导演凌子风与石联星之子，摄影家、影视制作人。大河五地（北京）国际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编导、制片人，中国摄协会员。在国内外多次举办摄影展，摄影作品《纤夫》曾获中国第二届国际摄影展银奖。1993年毕业于法国第八大学艺术造型系，在不同国家从事了大量采访报道工作，出版摄影集《中国人，正在变化的社会面孔》《荒诞的躯体——当代日本青年》等。近些年，在拍摄纪录片的同时，创作了以滇越铁路为背景的电影剧本《碧色寨》和以一战华工为主题的电影剧本《遥远的战争》等多个电影和电视剧剧作，纪录电影《三个中国变性人》获法国里昂国际电影节“亚洲新电影奖”，并担任法国威索尔国际电影节国际评委，2006年任中法文化年“法国纪录电影大展”总策划等。
瑞金：革命年代有志青年最向往的地方
在戏里，母亲扮演了老农的女儿。母亲说：这些情节也是她自己经历过的，当时不少从白区来到苏区参加革命的青年也是有着相同的经历，演这些角色，其实演的也是她们自己。
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瑞金成立苏维埃政权后，苏区的革命戏剧得到了蓬勃发展，它为革命战争服务，为大众服务，成为党进行宣传教育的有力武器，在我国现代话剧发展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在红色戏剧开拓者的行列里，我的母亲石联星就是其中的一员。当时她与李伯钊、刘月华都是深受群众欢迎的演员，被誉为“中央苏区的三大红星”。时任中央局宣传部艺术局局长的赵品三同志，在回忆苏区戏剧活动的盛况时，曾写诗赞道：“十里听歌冒雨来，辉煌灯火照山台。军民同乐逢佳节，星月联华叹妙才。”这里所赞的“星月联华”，就是指石联星和刘月华。
在湖北黄梅老家中学时与同学合影，中为石联星
母亲是1932年到中央苏区的，她从事戏剧活动就是从苏区红军学校俱乐部开始的。她到苏区后先是被分配到由徐特立领导的列宁师范当文化教员，后又调到红军学校看护连当文化教员。红军学校成立了一个俱乐部，经常开展宣传、文娱活动，每到周末俱乐部就组织晚会演节目。在能容纳几百人的俱乐部里，人们总挤得满满的，看节目的除红校人员外，瑞金各界的干部群众也都闻风而来，红校俱乐部无形中成为瑞金文艺活动中心之一。
在瑞金，母亲参加了许多话剧和歌剧演出，特别是在演出话剧《武装起来》与《海上十月》中，她的表演才华日益凸显。《武装起来》是当时任中央政府教育部副部长沙可夫创作的独幕剧，它描写白区一个老农民反抗白军的压迫，在女儿的带动下，他也参加了赤色游击队，显示了革命武装的壮大和得到越来越多的人民的支持。在戏里，母亲扮演了老农的女儿。母亲说：这些情节也是她自己经历过的，当时不少从白区来到苏区参加革命的青年也是有着相同的经历，演这些角色，其实演的也是她们自己。母亲是湖北黄梅县人，出自一个经济状况不错的殷实人家，她在上学时渐渐了解了社会，看到社会上的种种不公和底层大众生活的艰辛。慢慢地，她接触到革命的思想，最终为了追求理想，和伙伴们一起离开生活富裕的家庭，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瑞金，是当时这些中国有志青年最向往的地方。像我母亲一样，当时许多从白区来到这里的青年，为党在宣传和教育人民鼓舞革命斗志方面不断补充了新生力量。
《海上十月》是为纪念苏联十月革命集体创作的独幕话剧，反映十月革命时海军起义的故事，母亲扮演的是从事党的秘密工作的女交通员。这个角色和母亲当年离开家，同伙伴们带着两大箱红旗，通过秘密交通线奔赴苏区的经历十分相像。她们这些当时并没有什么舞台演出经验的青年，凭着革命的热情、表演天赋和自己亲身经历，在舞台上演得自然、真实，充满了激情。
高尔基剧校与党的文化先行者在一起
高尔基戏剧学校于1933年4月4日正式开学，这是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所专业戏剧学校，这所新型的学校虽然只有一年半的历史，但它标志着苏区艺术教育事业的发端，为日后党的宣传教育和开展文化事业留下许多宝贵经验和传统。
在中央苏区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战争胜利之后，中央很重视红军部队的剧团以及地方俱乐部的文艺演出，特别肯定话剧能够及时反映当前斗争生活，起到对群众的宣传教育作用，因此决定成立一个领导全苏区戏剧运动的组织：工农剧社总社。总社下设专业剧团和一所培训戏剧人才的学校——高尔基戏剧学校，李伯钊同志（杨尚昆的夫人）任剧校校长兼剧团团长，母亲任剧校的专业教员兼剧团演员。
石联星（中间高者）在抗敌演出队
高尔基戏剧学校于1933年4月4日正式开学，这是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所专业戏剧学校，这所新型的学校虽然只有一年半的历史，但它标志着苏区艺术教育事业的发端，为日后党的宣传教育和开展文化事业留下许多宝贵经验和传统。在这些人中，我的母亲和瞿秋白、沙可夫、赵品三、李伯钊等许多党的最初文化先行者工作战斗在一起，为繁荣苏区的戏剧演出，开拓苏区的艺术教育事业，贡献了全部的心血与力量。
1933年母亲从红军学校调到戏校当教员，虽说是小先生，她也是边教边学，边学边教。剧校那时的环境对母亲印象很深，她说：“记得学校门前有一条小河，河水清澈如镜，河边柳树成荫。校舍里有个大厅，里面做了个略高出地面的小舞台；还有个相当大的院子，有操场，可供学员们早操练功。大厅的另一侧有一栋木结构的二层楼房，房间是一间间排着的，有一长廊作通道，工农剧社总社也在这里办公。”这些记忆在我们和母亲生活的时日里总是那样新鲜，凡是谈到那个年代，谈到一起工作战斗的同志，母亲的眼睛里总是那样自信充实，对战友们有着永久的怀念之情。
当年高尔基戏剧学校先后招收了三期学员，大都是来自基层的工农子弟和业余文艺活动的积极分子。他们年龄高低不齐，又大都没有文化。因此学校除设有政治课、业务课，还安排了文化课。母亲会跳舞，又喜爱运动，因此既教专业课又做文化课。当时的工作、生活条件都十分艰苦，没有教材，就自编教材。母亲根据舞蹈动作和体育运动的动作编了一套演员形体训练的基本教材，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文革”后，母亲回忆当年的情景时，还跟我们几个孩子绘声绘色地说着当时编教材的情形。那时剧校的学习生活是紧张活泼的，师生们完全打成一片，一大早起来就跑步、上操、骑马，早饭后在课堂上课，中午打球、编墙报，下午练功、排戏，晚上在点燃的松枝照明下，老师备课，学生复习。这些在残酷战争间隙中学习的欢快，直到经历了“文革”磨难后，老战友们谈起，依然津津乐道。
瞿秋白带来的温暖与欢乐
他像春天的风，带来温暖与欢乐。刹时间，整个屋子沸腾起来了，大家激动地呼唤着：秋白……秋白……，还有人用俄语叫他的名字。
母亲对高尔基戏剧学校里和自己一起从事教学的人印象十分深：“高尔基戏剧学校的教员中有不少是很有修养、有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经验的老一辈革命家和艺术家。瞿秋白同志1934年初来苏区后，就曾经关心和亲自参与剧校工作。记得有一天在一个简陋办公室里大家正在聊天，有李伯钊、钱壮飞、胡底，还有两位留苏的同志。忽然门口出现一位高高身材、戴副深边眼镜的同志，他身着合身的灰色中式棉袄，面容清癯，风度潇洒而安详，约30余岁。他像春天的风，带来温暖与欢乐。刹时间，整个屋子沸腾起来了，大家激动地呼唤着：秋白……秋白……，还有人用俄语叫他的名字。大家把他包围起来，与他拥抱握手，问这问那，不少同志用俄语与他交谈。当时，瞿秋白同志是教育部长，同时也是苏维埃中央政府委员。当时在瑞金的中央机关和学校住得很分散，一般都相距十几二十里，秋白同志住在沙洲坝，因此要学会骑马。秋白同志对高尔基戏剧学校的工作非常重视，他一到瑞金，就一天到晚忙于编教材，还参加《红色中华报》的编辑工作，常常带病工作到深夜。他的肺病虽然很重，但有时还骑马来看我们的演出。他提出剧校要设剧团，并要到前方演出，要培训艺术干部和演员。秋白同志以身作则地自己也来上课，并用鲁迅的话鼓励我们：‘路是人走出来的。’秋白与伯钊同志在一起爱讲俄语，对我们也很亲切。秋白同志来剧校时总要和大家谈这谈那，他对幼小的学员像丘兰和郭的海，还有从漳州龙岩来的女青年以及兴国县来的民歌手刘秀章等，都很喜爱。孩子们经常围住他说呀，笑呀，闹得不停歇。他每来剧校，总给我们很多教益。”
1938年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
钱壮飞导戏、李克农当演员、胡底编剧
剧中，母亲和李克农饰演的大官僚兼资本家搭戏。李克农当时在中央保卫局负责工作，可他很喜欢演戏，而且专门演反派人物，演得十分成功。
钱壮飞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隐蔽战线斗争的光辉代表。周恩来总理曾把他与李克农、胡底并列为党的情报工作“龙潭三杰”。凭着对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钱壮飞深入龙潭虎穴，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母亲说，钱壮飞在百忙中也来高尔基学校教课，他的到来给大家很大鼓舞。钱壮飞是个做什么事都非常认真的人，讲课深入浅出，那些农民出身的学员都能听得懂。他还是一位很好的导演，母亲印象最深的，是在1933年底，为了庆祝全苏第二次代表大会准备排演节目时，钱壮飞导演胡底编剧的《沈阳号炮》。当时他穿了一件深色长袍棉袄，围了条围巾，高高个儿，长方脸形，风度潇洒，热情又严肃，对演员要求严格又耐心。母亲在剧中饰演女主角，一个女佣。因为没有受过训练，有时排戏不能集中，钱壮飞就耐心地开导母亲，帮她解决问题，把戏演好。剧中，母亲和李克农饰演的大官僚兼资本家搭戏。李克农当时在中央保卫局负责工作，可他很喜欢演戏，而且专门演反派人物，演得十分成功。母亲说，李克农因长期在白区做地下工作，见的世面多，各种人物都见过，加上他有非凡的表演才能，在台上演戏逼真又有生活气息。那时我母亲在教师中年纪最小，她总担心自己扮演的这个当女佣的地下革命工作者表演太简单，为此还偷偷掉眼泪。钱壮飞耐心地说，“一个演员遇到困难，哭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而是要找出困难症结之所在”。这个多幕话剧经过他精心排练，在1934年1月二次全苏大会上演出时得到好评，演出获得很大成功。
在苏区，高尔基戏剧学院里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大家既是文化人也是战士，李克农、钱壮飞、胡底都是党的重要干部，同时他们对高尔基戏剧学院都非常关心，除了亲自参加演出讲课，还千方百计地帮助提高教员的教学水平。钱壮飞的名字与胡底总是分不开的，他们是战友，曾经在白区一起与敌人进行紧张秘密又带有传奇性的战斗。到苏区后，两人都在中央保卫局工作，胡底的性格与钱壮飞完全不一样，可他们两人又是那样和谐。胡底活跃随和，与大人小孩都能玩儿到一起。他讲课很生动，大大小小的学员、教员都愿意听他的课。他不论在前方后方，总是千方百计地抽出时间来写剧本。长的、短的、多幕的、独幕的、讽刺的、幽默的、滑稽的，他都写，还参加了《杀上庐山》《最后的晚餐》《我——红军》等剧的演出，干部与群众都喜欢看他的戏。
与李伯钊朝夕相处的日子
突然，敌机来了，来得很快，而且目标就是对着这个大礼堂。眼看敌机就在头上了，伯钊同志非常机智勇敢，迅速指挥观众和大小演员们赶快进防空洞，她自己却最后进去。
在高尔基戏剧学院工作的时候，高尔基戏剧学校的校长是李伯钊。母亲第一次听到她的名字是在1932年夏天。当时母亲和家乡的另外三个女伙伴从家里跑到瑞金，暂时住在瑞金苏维埃中央政府里，李伯钊住在她们对面的一间房子里。那时李伯钊在《红色中华报》担任编辑，母亲常常在深夜能见到她的房子亮着灯，有时直到公鸡打鸣才熄灯，这是她在认真编《红色中华报》而辛勤的劳动。李伯钊的性格热情、直爽而刚强，对有些不同意见或错误敢于提出自己的看法。母亲参加工农剧社后，就经常和伯钊在一块儿演戏，和这些既是同事又是师长的人朝夕相处。后来李伯钊虽不任《红色中华报》的编辑，可她常为报纸写文章，写话剧、歌剧、舞剧，尤其是活报剧，自己谱曲，还翻译介绍苏联的革命歌曲。
在戏剧学院，母亲和许多年轻教员在李伯钊的指导下学会了跳舞和体操，她们还编成体操和训练演员的基本动作。母亲说：“李伯钊给学员上课，从政治到艺术，她都教，对高尔基戏剧学校付出了很大心血。李伯钊对学员特别有爱心，1934年1月第二次全苏大会期间，中央领导同志都在沙洲坝新建的中央大礼堂开会。那时，剧校演出的师生也在那里。突然，敌机来了，来得很快，而且目标就是对着这个大礼堂。眼看敌机就在头上了，伯钊同志迅速指挥观众和大小演员们赶快进防空洞，她自己却最后进去。高尔基戏剧学校和工农剧社的演员未有伤亡，这与伯钊同志的机智勇敢分不开。”
高尔基戏剧学校先后培养了一千多名学员，在学习期间组织排演了山歌、舞蹈、活报剧、小话剧，到前线去慰问。当时李伯钊、王普青和母亲分别领队下去，演出在鼓舞战士斗志、宣传教育群众和瓦解敌军等方面，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电影《赵一曼》剧照
精神抖擞的小演员象征了新生与希望
洗衣队来的都是女孩，大都是从一、二、三、四次反“围剿”中抢救出来的孤儿，她们有个特点，就是很懂事，对共产党，对红军很有感情，所以来到剧校学习都很努力。
母亲常回忆高尔基戏剧学校学员的学习和生活：学员一天天地多起来，大部分是从中央苏区各个县挑选来的工农子弟，少数做过文艺宣传工作，还有从红军学校洗衣队选来的，年龄从十几岁到30多岁不等，文化程度大都很低。洗衣队来的都是女孩，大都是从一、二、三、四次反围剿中抢救出来的孤儿，她们有个特点，就是很懂事，对共产党，对红军很有感情，所以来到剧校学习都很努力。学员中有位江西兴国县女孩，16岁左右，唱起兴国山歌就像铜铃。她是中央苏区唱兴国山歌的名歌手，大家都喜爱听她的歌。还有江西娃娃郭的海，10岁多点就来到剧校学习了，演起活报剧来如鱼得水，在他身上充满新生、青春、希望和幸福。而丘兰是个令人疼爱的孩子，她来到剧校时也就是7岁多，她是红军打下龙岩时，从火里抢救出来的孤儿，她的父母被国民党烧死了。她来到剧校时身材瘦小脸儿黄黄，但苏维埃的土地发出芳香，蕴育着小生命健康的成长。她开始说话，开始认字，成为学员中最小的一个。当时孩子们成立了蓝衫团，演出形式主要是活报戏。有时也表演中国叠罗汉，最高处常常是小丘兰和小郭的海举着红旗在上面。
在当时的苏区，各种物资十分缺乏，书籍与报纸更是异常珍贵，高尔基艺术学院积极推广的活报剧形式，及时地反映了当时的各种时事，形式活泼生动，布景又极其简单，便于巡回演出。这种形式对在红军中、群众中及时开展宣传鼓动工作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该剧团成立不久，在李伯剑的带领下，各个剧团的老师和小演员们到前方去巡回慰问演出达三个月之久，受到各军团指战员热烈欢迎。当剧团回到瑞金，那些小演员一个个晒得黝黑，精神抖擞，意气风发，满载而归，不但带回前线指战员勇敢杀敌的精神鼓舞了后方，还带回许多新的节目，不久做了个汇报演出，十分精彩。
战火中诞生革命文艺
演出开始，台上台下，你唱我和，非常热闹。观众人山人海挤在山坡上、树林里，总部的领导瞿秋白、陈毅、陈潭秋、何叔衡、项英、毛泽潭等同志都来了，他们和战士、群众站在一起看演出。晚会上，三个剧团的节目赛着演，演到了第二天清晨鸡鸣三遍时才结束。
1934年间，国民党调集了百万兵力，向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反革命“围剿”，形势日益紧张。到了八九月间，高尔基戏剧学校已不能坚持正常上课。为了适应战争的环境，剧校师生和工农剧社总社的一些同志编为三个剧团，由瞿秋白同志直接领导，他命名这三个剧团为“战号”、“火星”、“红旗”，任命母亲和王普青为火星剧团领导人。三个剧团先后分散到农村和部队，在划定的战区内进行宣传鼓动和演出活动。这支文艺队伍除了携带必要的演出用具外，还配发了枪支、大刀、手榴弹，随时准备与敌人作战。母亲领导的火星剧团有30多个同志，在“赶场”的日子，就在庙台上演出。不演出时，母亲就带领剧团的人帮助群众晒蕃薯干、打柴草。
1935年初，战争形势稍有好转，瞿秋白调集三个剧团到雩都汇报工作、交流经验，并在元宵节举行一次会演。元宵节晚上，三个剧团都拿出自己的精彩节目。在树丛中搭起了一个小舞台，树枝上挂起了布条作布景，从总部借来了两盏透亮的汽灯挂在台口。演出开始，台上台下，你唱我和，非常热闹。观众人山人海挤在山坡上、树林里，总部的领导瞿秋白、陈毅、陈潭秋、何叔衡、项英、毛泽潭等同志都来了，他们和战士、群众站在一起看演出。晚会上，三个剧团的节目赛着演，演到了第二天清晨鸡鸣三遍时才结束。
火星剧团在这个晚会上演出的话剧《李宝莲》《女英雄》《牺牲》以及大鼓词《王大嫂》和舞蹈节目都受到热烈的欢迎。在这些节目中，母亲显示了多方面的才能，她既当导演，编排舞蹈节目；又当演员，主演了韩进创作的《牺牲》；还搞创作，写作了独幕剧《女英雄》和大鼓词《王大嫂》。第二天，瞿秋白同志主持会演评比，大家最后评定火星剧团为第一名。
母亲在中央苏区的三年，主要从事红色戏剧的开拓工作。作为演员，她创造了一些真实感人的艺术形象，为人们所称道。作为教员，高尔基戏剧学校培养出来的近千个学生里也凝聚着母亲的心血。作为苏区的戏剧骨干，她编写剧本，排戏，是一个多才的多面手。她把培养年轻人的全部热情与才华，贡献给革命文艺事业，并且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母亲为中国的电影和话剧事业的发展不辞辛劳地铺上一块块路石，这路石是平凡的，但这路石始终是热的，这路石连接着民族之心，连接着中国的以往，也连接着中国的未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