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首都博物馆开馆30周年，也是北京十三陵特区办事处成立30周年，为此两家文博机构自8月8日起至明年2月12日携手推出“回望大明——走近万历朝”这一特别展览。展览以200余件万历朝文物，特别是定陵出土的文物为主要支撑，以万历朝的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价值等为切入点，让观众感受万历朝的政治风云、文化艺术与社会万象。

    突破单纯文物精品展的局限，运用博物馆的展览语言将上述问题展开，并构建彼此之间的内在关联，是此次展览的意图所在。首都博物馆副馆长黄雪寅表示：“我们希望以物说事，以事说史，围绕万历朝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生活、科技文化、书画艺术等，勾勒明代万历年间全景式的社会画面，折射明朝历史发展的脉络和特点，将人们所熟视的规律与结论在博物馆展览的叙事方式下重新审视。”这样的阐释无疑勾起了观众们对万历朝更多的好奇。

    一位长期罢朝的皇帝

    明神宗30年不上朝的原因，说法很多，包括沉湎酒色、身体有病等表面原因；深层次原因则是，在“世间已无张居正”的时代，神宗既要切实处断国家日常行政事务，又要介入内阁、六部以及言路各方之间的冲突，常常莫衷一是，关键是他与士大夫群体在国本、内帑、矿监税使等一系列问题上发生了难以弥合的分歧。臣僚以制度架构（内阁、言官谏诤等）及礼制、名节等为武器与神宗抗衡，神宗不能无所顾忌，但也不甘后退，为能得遂心愿与欲望，采取的办法就是消极“罢工”——不上朝、不举行经筵日讲、不批奏疏等。

冬景货郎图（明代）

    当然还有心理因素，童年时期母亲严厉的管教、威权空前的首辅张居正的阴影等，令反叛后的神宗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展览中的《帝鉴图说》是张居正为教育年幼的皇帝而亲自编制的教材，书中讲述了历代帝王励精图治或倒行逆施的故事，图文并茂地诠释了帝王之道，并取唐太宗“以古为鉴”之语命名。由于该书形式新颖，很能激发儿童的阅读兴趣，所以这位小皇帝一经观赏便爱不释手，一时之间，这也成为君臣二人相互砥砺明志的一段美谈。

    但王朝的统治危机很快到来。万历朝后期出现和加剧的党争纷纭、财力匮乏、军备废弛等现象，表明大明帝国对内的专制统治、对外的军事防御都在日益衰弱。其实，神宗亲政初期即有“三大征”的斐然政绩，从中可以看出他对权力的欲望，也不缺乏决断重大机务的胆略，并非一个平庸的皇帝；然而，在他执政的48年里，逐渐由“学习型”转向“宅居型”，与外廷几近隔绝。指着展板，有人笑谈：如果有人续编《帝鉴图说》，该书的第一个读者——神宗必定会被收录在内，不过是编在“狂愚覆辙”这部分。

    一座豪华的帝陵

    万历十一年春，神宗至天寿山行春祭礼的同时，开始为自己卜选陵址。经反复查勘，于次年秋卜定大峪山为寿宫吉地。“虽然晚明国力衰弱，但其陵寝依然是十三陵中最为奢华的之一。”北京十三陵特区办事处副主任高宝利介绍说。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神宗病故，十月三日入葬玄宫，一起入葬的还有神宗的孝端、孝靖两位皇后。展览中有一个神宗棺内出土的带柄金罐，侧面有“尚冠上用”铭文，底部有“大明万历年御用监造八成五色金重二十二两四钱”字样，合895克。该罐存在磕碰和磨损的痕迹，木柄也因长期烟熏而黑光发亮，神宗一生体虚多病，经常服药，据其上所刻文字，这陪葬的药罐也算是一个佐证吧。

    依“视死如生”的观念，帝王陵寝仿照其生前所居之都城和宫室营建；而明代更是盛行厚葬，提倡“厚葬以明孝”。经考古发掘，定陵的随葬品多达3000多件（套），包括丝织品、衣物、金银器、铜锡器、瓷器、琉璃器、玉石器、漆木器、首饰、冠带、仪仗、谥册等，品类繁多，精美绝伦。此次展出的出自定陵帝、后椁两侧的青花梅瓶，白地青花，器身上部和下部饰变形莲瓣纹，中部绘二升龙及缠枝番莲纹，盖钮及顶部饰变形莲瓣纹，盖侧壁饰二龙及番莲纹，可见其主人已然把生前的尊贵与享乐“复制”在了死后的世界中。

    一个多彩的社会

    纵观展览，大家可以发现万历朝有一个奇特的现象：政治的腐败、王朝的没落似乎只停留在庙堂之上，社会经济、文化艺术等却恰恰相反——工商业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为明代后期的奢靡之风提供了更丰厚的物质基础；政治环境的多变以及思想求异、文化多元的时代趋势，又打破了雅俗的界限。此次展出的丝织品、民窑瓷、外销瓷（克拉克瓷）等，都见证着万历时期商品经济的空前繁荣，一件万历款青花人物故事图罐上庭院、访友、游赏、家居生活等不同主题内容的刻画，就是最好的诠释。

    这是一个开放、追求个性的时代，而且成就斐然。鸦片战争前，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短暂高峰即发生在万历朝：万历二十九年，利玛窦来到北京，向神宗进呈圣像、圣经、《坤舆万国全图》、自鸣钟等。除传播天主教教义外，他还广交中国官员和社会名流，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例如与徐光启合译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前6卷。不过，《几何原本》后9卷的翻译则是在鸦片战争之后，中间隔了整整250年，这个数字不乏嘲笑和令人扼腕的意味。

    展厅中，大量辅助展品的陈设，还告诉人们：大家耳熟能详的《本草纲目》《徐霞客游记》《天工开物》《农政全书》《金瓶梅》《西游记》《牡丹亭》和“三言二拍”，以及文学上的竟陵派、公安派等也皆出于这一时期。而书画艺术千峰竞秀的流派更是不胜枚举，很多书画家创作出大量风格鲜明、率意放任的作品，流派纷呈、风格各异且成就较高，并在中国书画史上形成了一段引人注目、灿烂短暂的艺术转型期——“隆万之变”。

    其实，在博物馆中展示某一帝王统治时期的历史文化尚属首次，由明朝历史的重要节点——万历朝，来回望整个明朝的发展脉络，是对“明亡于万历”这一既有结论的又一次考问。“上世纪80年代末，白寿彝先生在编写《中国通史》时曾经讨论：为什么晚明时代政治那样腐败，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却那样繁荣？资本主义萌芽说、社会转型说无不于此有关。答案有很多，展览中只能描述现象，如果观众能带着问题、思考着离开展厅，这就是展览成功的标志之一了。”首都博物馆业务研究部副研究员、该展内容策划人章文永的话意在强调，提出的问题永远比解决的问题多，作为形象化视觉艺术的展览更是如此，“我们不仅想做此尝试，更想在各类明代历史文化的传播与阐释方式中树立一种博物馆的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