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写《中国地》
赵冬苓（电视剧《中国地》编剧）
此剧的缘起，缘自网上一段不到2000字的文字，介绍在东北长达14年的沦陷期间，在今辽宁省的朝阳市有一个地方，14年始终不承认伪满洲国的统治，也始终没能让日军长期占领。我们由此开始对朝阳的历史感兴趣，在网上查了一些朝阳的资料后，开始到朝阳采访。得知朝阳人历来就和别处不一样，有九反朝阳之说。也就是历朝历代，几乎都没能把这个地方的人治服帖。对此，我们举一个例子就好了：“九·一八”事变发生在1931年，当时朝阳属于热河，日军1933年初才占领朝阳。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尽管日军没有大部队过来，可朝阳抗日烽火四起，居然起了十几支抗日武装。
电视剧《中国地》剧照
在朝阳得到的这些宝贵的历史资料使我如获至宝，创作一部以《中国地》为名的电视剧的想法由此产生。
我是个主题先行论者。每当我要写一部作品的时候，我首先要问自己：你写的这部作品，主题是什么？想说什么？写《中国地》，我的主题当然是民族精神。这也就是我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何为民族精神？
我们的故事始于1931年“九·一八”那一天。那时候的中国，和现在的中国，距离并不仅仅是80周年。这个时候，距离清王朝覆灭，仅仅只有20年，在城市里，在知识分子中间，已经有了现代国家的概念。但对于一般农民呢？国家对于他们是什么？是某个皇帝？还是换一个统治者？我经常这样想，所谓国家概念，正是外敌入侵，才帮助我们建立起来的。否则你如何解释抗日战争时伪军比日军都要多的现象？如果无外敌入侵，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里，大家过着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日子，知道什么是国家？什么是民族？只要官府的税赋还不太重，能活下去，管它是谁统治呢。我这样来说明那个时候中国一般民众，特别是偏远农村民众的国家概念，是不是可能更符合当时的现实？
但是鬼子来了，他们抢我们的粮，杀我们的人，奸我们的姐妹，甚至剥夺我们的语言。正是在这残酷的现实面前，在血与火的拼杀中，我们最底层的老百姓，才被唤醒了国家的意识、民族的意识，才知道，这是我们的国，我们的家，我们的祖宗之地。外敌入侵，无论是生是死，为了子孙后代我们都要保护它。在我看来，再加上传统文化，这就是民族精神，是民族精神的形成过程。而《中国地》，写的就是愚昧的农民如何觉醒，如何锤炼出国家概念、民族精神的过程。这就是《中国地》的主题，在我看来，这也就是它不同于一般抗日剧的地方。
当拍完这部剧后，许多演员都对我说：“赵老师，我这个角色很好。”我曾经很自豪地说：“我们这个剧里没有小角色，所有的人，哪怕只出现一集戏的人，都有属于他自己的独特的形象、独特的性格。”从创作之初，我就给自己定下一个很高的目标：我要把《中国地》当成彼时的中国来写。所以，在《中国地》里，才会出现三教九流：农民、官员、知识分子、妓女、土匪、汉奸、良知尚未泯灭的日本人……
当然，我把对主题的全部理解，都寄托到了主人公赵老嘎身上。故事的开始部分，赵老嘎专横、自私、短视。他所谓的中国地，只是清风岭巴掌大块地，换句话说，清风岭就是他的国，出了清风岭，中国就是亡了他也不管。可在这38集14年的跨度里，他在血与火里慢慢成长，民族精神在慢慢发育，正如许多抗日战士一样，他在抗日的过程中知道了，清风岭，只是中国的一部分，没有国，就没有家。换句话说，正如我上面所说，他有了国家的概念。
演员李幼斌此前已经塑造了好几个草莽英雄的形象，但我很自信地说，赵老嘎是和他此前塑造的所有的草莽英雄不一样的。这个赵老嘎，比他此前所有的形象都更愚昧、更无知，成长得都更艰难、走过的路也更长。可能也正因为如此，这个形象引起的争议才更大。大家看惯了英雄，很难接受一个英雄怎么会如此的野蛮、无知、粗鲁、愚昧、不讲理。可是我一直试图在自己的作品中颠覆这种概念，我一次次地试图用自己的作品证明，一个不完美的人，才是更符合真实的人性的、才是更具有美学价值的。此前在我创作的《北方有佳人》里，我遇到过观众的这种批评，观众接受不了女主人公寄萍怎么可以自我、自私，怎么没表现出中华民族全部的美德。对此，我的回答是：我誓死捍卫寄萍的个性。在我看来，赵老嘎身上的所有缺点，是符合那时候一个“山大王”的特点的。他的缺点，也是他的血性的一部分。另外，因为他的起点是如此之低，他的成长过程才会比一般英雄更为艰难。
这个问题又和我在艺术上的追求密切相关：作为一个创作者，是以取悦观众为目的，还是以塑造更具个性的艺术形象为己任？我可以把赵老嘎塑造得完美无暇，让他成为成熟的民族精神、民族美德的代言人，然后猛煽情，让观众为他掬一捧同情的泪，取得超高的收视率。可是我总是对自己说：你这辈子不可能再干别的了，你要以这个为生，你就要让你写出来的东西有价值，有意义。你不要去取悦观众，你要争取去击中他们，把你对历史、对现实、对民族精神和国民性的理解如实地呈现出来，争取引起他们的共鸣。这就是我一直想做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