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认为，拙作是总结我对党的态度的心里话。许多和我一样的老一辈革命家都能不动摇参加革命的初衷，依然忠于党——我认为我在本文中说的话是代表了他们，而这有助于帮助“80后”、“90后”的年轻人了解他们（包括我），了解党的伟大！

    ——选自鲁煤致本报编辑的信

我的人生选择

——纪念建党90周年 

    一

    这些天，全国各地都在回顾党光辉、伟大的90年战斗历程和党领导人民大众创立、建设新中国的功勋，我也在反思自己走过的88年人生。

    1923年9月23日，我出生在旧中国河北省农村一个贫困家庭，读小学时，我在租来的土地上锄过苗。

    1937年夏，我14岁，小学刚毕业。在日寇打进我家乡的前夕，大哥带我逃亡到河南省。我到难民收容所讨过饭，在伤兵医院当过“小看护兵”，照顾从抗日前线撤退下来的伤兵。1938年春，进入国民党政府为救济战区流亡学生而建立的国立第一中学，衣食住行和学习费用全由国家供给。国破家亡，能享受到这样的救助与培养，我感恩戴德，衷心拥护“蒋委员长”。但随着抗战时日拖长，国民党日益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他们从学校中开除、逮捕有进步思想的教师和学生，听说有的教师在狱中遭严刑拷打、宁死不屈，我少年的心灵痛楚而敬佩。同时，我在高中时读到了文艺理论家胡风主编的《七月诗丛》，艾青、田间、鲁藜等都是延安的抗战诗人，其作品既培育我写诗的才艺，又激励我抗日救国的热情。特别是，在我和大哥睽别5年之后，1942年暑假，我去他做地下工作的登封县与他短期相聚，临别的深夜，他悄悄告诉我“延安好”。不久，他便转移去延安了。这一切，使我确立了投奔共产党的政治方向。

    1944年夏，我在洛阳西南边的伊川县教书。日寇向洛阳和豫西地区进攻。驻防这里的国民党第四十军，连年受当地农民交粮纳税供养，但此刻，他们竟不放一枪一弹，趁深夜老百姓熟睡后，偷偷地丢弃他们，逃往陕南。而我，这个20岁的文弱书生，手无寸铁，又开始乞丐似的逃难，去国民党战时陪都重庆考大学，找生路。我恨自己无力救国，又恨国军不战而逃，我立下血誓：一定要行动起来，救国救民，做民族的孝子贤孙！

    流浪3个月后，同年9月，我考入重庆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学美术。我很快就参加了由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带领的革命团体“东北救亡总会”，在高崇民、闫宝航领导下，参与国立艺专的抗日救国、反对蒋介石独裁的学生民主运动。开始时，是开展反对不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为艺术而艺术”，提倡“为人生而艺术”的学术斗争。进而发展到1946年1月25日参与重庆沙磁区大专院校学生为促成政协会议成功而举行的民主大游行。之后不久，更和国民党学生特务面对面拼斗，坚决抵制国民党强迫全国统区学生举行的“二·二二”反共反苏大游行。就这样，我做出了平生最正确、最重大的抉择：投身于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在党的领导下，实践我救国救民的誓言！

    我在胡风的教导下走上了新诗创作的正路，在郭沫若、胡风、蔡仪等主编的进步刊物上发表诗作。

    二

    1946年6月，在中共南方局安排下，我转移到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国民党对全解放区发动的武装进攻开始了。我在华北联大短期学习后，成为一名专业创作员，在战火烽烟的3年里，服从党组织分配我深入工农兵的安排，使我能到工农兵任何部门体验斗争生活，我很快就写出为推倒“三座大山”、缔造新中国服务的作品。

    我在华北联大学习的最大收获是受到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教育。在重庆搞学生运动而写诗，虽然已是为革命写作，但《讲话》把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作为我们文艺的根本方向，这更提高了我为革命写作的责任感、荣誉感与神圣感。在国统区写诗，我遵从鲁迅开拓的现实主义原则：首先做人生的战士，而后才是诗人。而《讲话》更教导文艺工作者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参加实际工作，向群众学习，和他们在思想感情上打成一片，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并学习他们生动、丰富的语言，然后才能写出好的作品。我深入生活，深感其乐无穷。由此，我还形成了独特看法：作为一名革命青年，首要任务应是参与推倒“三座大山”、缔造新中国的实际工作，而不是写作；前者是第一位的，后者是第二位的，如果做不到前者，我就感到失职而惭愧。前者是基础，是前提；后者是衍生的产品，是收获，两者是统一的整体。唯因有了前者，才有了后者；如没有前者，后者就是梦幻，是空中楼阁。

    1947年秋，我深入解放军连队，努力帮助营连指战员做文化辅导，并一起行军参战，在战场上体验子弟兵为解放人民而勇于流血牺牲的英雄主义精神，自己也经受了生死考验，写成了歌颂子弟兵的长诗《进入战斗》。11月，进入我军解放的第一座大城市石家庄，参加大兴纱厂的接管工作。1948年秋，我冒着敌机的狂轰滥炸，参与防止偷袭的石市备战斗争。经过一系列考验，我于11月加入共产党。我和广大职工结下了同志、战友和兄弟姐妹的情谊，熟悉他们的生产、生活与心灵，于1949年初写出了大型话剧《红旗歌》。此剧歌颂党全心全意关爱、依靠工人阶级，提倡对工厂的民主管理，歌颂获得解放的工人阶级为支援解放战争而积极生产的英雄主义豪情。周扬发现了《红旗歌》的初稿，立即调华北大学第三文工团来石市，深入纱厂生活，排练此剧。他赴北平前，亲自来纱厂作动员。他说：即将解放的北平、天津、南京、上海等国统区大城市的文艺工作者和广大人民群众，正拭目以待解放区的戏剧。一定要修改好、排演好此剧，作为“五一”献礼演出，展示解放区文艺的新面貌。我们感到这是为党争取荣誉的事业，庄严而神圣，都学前方战士的战斗精神，全力突击，精益求精。这部话剧“五一”节于北平首演，并于7月份在全国第一次文代会演出。李伯钊赞扬此剧写了工人阶级的劳动，她说：“这是一出划时代的集体创作。”夏衍领导上海剧影协会演出此剧，他说：“这个戏的演出对上海整个文艺运动都是头等大事。”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两年间，各省市至少有35个剧团上演此剧。上海剧影协会演出3个半月后的总结报告说：“《红旗歌》的演出将新中国的戏剧运动推前一步。”日本和民主德国还把此剧译成日文、德文出版，苏联亦予以介绍。时隔58年，2007年，我国举行中国话剧百年纪念，此剧被收入《中国话剧百年剧作选》。

    在写《红旗歌》前，我还和陈淼合作，执笔写了表现工人新生活的独幕话剧《反对三只手》，和表现工人阶级旧社会苦难史的大型话剧《里外工会》。《里外工会》和《红旗歌》组成了对比我国工人阶级新旧生活的姊妹篇。其间，我还写了表现工人、市民英勇反轰炸题材的长诗《在轰炸下》，及小说、歌词等作品。《红旗歌》的成功经验是：第一，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引了正确的政治方向；第二，党中央作出了英明的战略决策、提供了强大的政治与组织领导的保证；第三，这是我自己作为革命青年作家，全力遵行《讲话》并践行现实主义创作理论的成果。

    三

    不幸的是，1955年发生了所谓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我因向胡风学诗的关系，被隔离审查一年。

    “文革”中，我先在本机关劳动，后在河北省静海县团泊洼劳改农场劳改6年。

    但是，经历这场毁灭性的灾难后，我没有改变自己参加革命的初衷。

    我于1980年2月得到彻底平反。

    四

    回顾我88年岁月中的亲历亲见，我要说：当今的新中国，比起我童年时贫穷、落后、连遭日寇侵略的旧中国，像是从地狱跃上了天堂。和改革开放前的“十七年”及“文革”十年相比，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国改革开放30余年，已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国人民正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奋勇前进。80年前，日寇侵占我国半壁山河，我沦为国破家亡的难童，尝尽社会底层的苦。而今，我国跻身世界强国之列，我扬眉吐气，为自己生为中国人而自豪！在文艺发展方面，实行思想解放，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倡主旋律，鼓励多样化，这给文艺创作提供了广阔的自由空间。这是新中国文艺史上空前繁荣与丰收的时代。

    我也常有疑虑和不安。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也滋生着权钱交易、贪赃枉法、社会腐败；金钱主义、物质主义、享乐主义大行其道，积极的理想信念缺失。革命先烈和老一辈革命者牺牲自我、服务人民的高尚道德真的“过时”了吗？

    2008年春节，南方突发历史罕见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归家过年的人潮冻结在路上，我从电视上看到高举“临汾旅”红旗的人民子弟兵冒险抢救，我竟急问：“这是当年解放战争中的老英雄们又来了吗？”呵，当然不是，这是他们年轻的子孙后代！北京奥运会，大批大学生志愿者上岗服务。我曾问他们为什么要来做志愿者，他们说：“锻炼自己成长，为祖国服务。”我问：“你们知道革命传统吗？”他们说：“知道，听爷爷说过，在革命电影里看过。”我感到了信心和力量。

    88岁的我，依旧像66年前投奔党时一样，坚定地相信党，依靠党，热爱党。我坚信党能领导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