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人民日报》批评了当前文艺创作中的恶俗现象。在影视创作中，所谓的恶俗情况尤甚。可惜的是，影视批评在面对这一现象时，要么失语，要么无关痛痒。批评精神的陨落，导致恶俗现象更如脱缰的野马。而影视批评的式微也使得人们越来越忽视这项与艺术生产无直接关系的活动。如此一来，形成恶性循环，影视批评的地位更加江河日下。然而，正如著名文学批评家李长之所说，“批评家乃是人类的火把”。独立的批评恰恰反映了一个社会的独立精神和思想自由。面对恶俗，坚守批评精神、传承批评文化显得极为迫切紧要。

    可事实上，当前批评家失语无语不语或胡言乱语的状况不得不引起人们的反思和重视。尤其是面对与大众生活结合最为紧密的艺术媒介——影视时，批评的声音非常微弱。回顾上世纪80年代，中国曾出现过大众影评的大潮，无论是关于“谢晋模式”的讨论，还是轰轰烈烈的《高山下的花环》的鉴赏活动等都成为那个年代批评图景的写照。反观今天的影视批评，从批评立场、批评话语、批评规范到批评视野无不让人焦虑。更有激愤之士以“红包批评”、“人情批评”、“商业批评”来概括当今的影视批评现状。因此，称赞皆尽“交口”，批评无不“歌德”。也难怪，在2005年，某著名导演的大片公映后，先是某些影评人和媒体一致好评，而后是广大观众大呼上当。

    如上所述，某些批评者自身道德操守的低下败坏了整个批评的软环境。某知名演员甚至说出“影评人讲电影就像太监谈恋爱”这样偏激的言论。影视批评家在大家心目中的形象由此可见一斑。因此，当广大观众面对恶俗的文艺产品时，不得不自己挺身而出，通过网络责骂。而宣泄式的责骂并不能取代理性的批评，也无法从根本上促进影视创作的进步。影视创作需要影视批评的回归。

    在常人看来匪夷所思的是，在商业氛围最浓的好莱坞，却有着浓厚的批评气息。如美国最为知名的影评人罗杰·艾伯特长年在报纸上写电影批评专栏，并因此获得普利策奖。由此可见，美国社会对批评文化的重视。另外，艾伯特每年领着丰厚的年薪，他不需要收任何制片方的红包，也不需要顾及他人的人情，只需对观众负责。他因此获得了观众和读者的信任，艾伯特的褒贬经常会影响一部影片的票房，甚至得奖与否。良好的批评环境，可信的、专业的批评家，独立的批评精神都是批评回归的先决条件。而这一切又取决于积极的批评意识和良好的批评机制的建立。

    此外，我们的影视批评家在从事批评时，应该调整好定位，放弃所谓的“精英立场”，有效地实现与大众心理的对接，这样才能调动起群众的积极性和参与性，促进影视批评的健康发展。